陈济棠的治粤措施对广西沿海地区近代化的推动——学术论坛

 1926年7月，陈济棠率领国民党第十一师进驻广东钦廉灵防四属，师部设在北海。随后，陈济棠部通过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打败了邓本殷、申葆潘在钦廉的势力，张瑞贵率部归顺，钦廉地区因各派军阀长期争夺而造成的混乱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接着，他以钦廉为地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于1929年执掌广东军政大权。陈济棠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扩大实力，同南京政府抗衡，高度重视经济建设。1932年，他颁布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明确“三年计划系以经济为重心”。其项目分为“整理”和“建设”两大方面，从193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建设”是施政的重点。涉及到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四大建设。经济建设包括农林、蚕桑、渔业、矿业、工商等项事业。交通建设分为公路建设、铁路建设、航政建设、电话通讯建设、航空建设等五大方面。教育建设作为“国家根本大计”和“文明根本”列入三年施政计划。三年施政计划内容详尽明确，多处明确地提到钦廉地区。的确，陈的主粤，特别是三年施政计划的实施，使钦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体上上了一个台阶，近代化步伐加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立体交通与通讯网络初步形成。近代化交通体系初步建成
按照《广东三年施政计划》的规划，到1936年，广东初步形成了以公路运输为主、水路运输为次、铁路与航空运输为辅的立体交通网，广东的公路总长与密度皆居全国第一位。全省94个县除南澳外都通了公路，通讯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钦廉地区也不例外，民国廿年《合浦县志·交通志》道：“在闭关时代交通尚简，海通以来情势变迁大非昔比。合浦一邑甯北路已划界线，廉北汽车亦谋进行，至航路有海轮，通信有邮电，文报有电传，凡世界交通事业偏远之区亦若具焉”。
早在1926年，广州经江门直达廉州、北海、钦州的公路开始修建。1927年，广州湾通钦州、防城的公路开通。1932年，北海开通了与平南、郁林等地公路。1933年，“北灵（北海至灵山）年内业已通车，而灵山距桂边，则仅有数公里之遥耳”，1934年，广州经江门、阳江直通廉州、北海和钦州的公路修通。到抗战前，北海经廉州至闸口、白沙、山口、安铺、遂溪、赤坎、广州的公路通车，境内建成公路262.9公里，为抗战时公路里程最多的县份。在防城县，陈济棠投资7万元（毫银1用于交通事业，1931年，修建从东兴罗浮至茅坡的公路（其老家所在的村），1933年，又从茅坡修至那良，然后由那良再修56公里到那巴。还修筑了从松柏至竹山、防城至企沙、防城至大直、防城公车至龙门等公路。1934年，茅岭至钦州段公路建成通车。至此，钦防两县可以通车，由东兴可达省会广州。
在水路交通方面，陈济棠接管北海、钦州、防城等港口后，把整顿航运作为重点。1929年，国民党交通部增设了钦廉航政局，后改为船务所。1932年广东省港务管理局成立，拟设江门、北海、九龙、拱北、三水、汕尾六个港务分局，统一管辖沿海港口。1933年2月，北海航政局更名为“交通部广州航政局北海办事处”。民营水运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钦州出现了一批从事商业运输的船只，其中最大的是县城翁其均的均兴行等大商家合资修造的石膏船，载重30万吨，直接与南洋各地往来，钦州的物资出口南洋从此可以不用经北海转运。
为开创广东的航空事业，广东省府于1932年冬集资100万元，与广西合资在广州成立了西南航空公司，并在北海建立飞机场，开辟了每周一班的广州一北海一河内的国际航线。据资料记载：“本年广州、北海间航空业已开始飞行，中间经过茂名、琼州等处，因而本埠与各该处关系，乃益密切矣。”
在通讯建设方面，广东省建有广州无线电话总台及汕头无线电话分台，于1933年底设立广东长途电话管理处，统一管理通讯事宜，先后扩充、开通了广韶线、广惠线及西江线、南路线。使电话通讯普及到90个县，钦县于1932年建成电话所，有3/4的乡镇通了电话阁，钦廉的通讯网络初步建成。
（二）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开辟更多的财源，陈济棠将蒋系控制的中央银行广东分行改组为广东省立银行，在北海、钦州、东兴等地开设银行，控制金融市场；对外国进口货物增加关税捐，保护土货出口；施行保护地方工业的法规，鼓励当地民族资本家发展地方工业和商业，把大批国产货投入港澳市场；提高进口税，排斥和减少洋货进口；对土货出口则实行优惠税，保障广东的地方产品投入国内外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钦廉经济的发展。
1.农产品商品化趋势不断增强，农副产品出口量增加。钦廉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农副产品极为丰富。由于广东政府鼓励土货出口，当时由北海港出口的水靛、糖、花生油、牛皮、桂皮、八角、生丝、烟叶、锰矿和猪、牛、“三鸟”等畜产品，以及鱿鱼、墨鱼、大虾等海味，大量打进国际市场。其中，桂皮、八角每年出口几百万斤，经香港转销欧美。这刺激了更多的人从事农副产品生产。
水靛作为一种纺织品的染料，销路极广，价格高，每担售价白银十两，每年由北海出口数万担。产于合浦及周边的玉林、博白一带的水靛在香港市场上以质地优良闻名。
南流江和钦江沿岸一带是糖的主要产地。以前，由于大批洋糖进口，冲击了国内市场。钦廉糖在香港市场上价格低廉，加上商家的盘剥，农民种蔗收入低，积极性不高。1929年从北海出口的糖只有二至三万担。广东省政府实行对进口货增加关税和纳捐、对出口货减税的办法，如洋糖进口每担课税1.6元（银元），政府另加纳捐8元，使其成本每担增至24元，大大打击了洋糖的进口。1932年，从北海进口的洋糖由上年的4589担降为142担。而从北海港出口的本地糖运往上海，每担课税只有1.6元（银元1左右，价格相对低于进口糖。1933年，从北海输出赤糖达七万三千担。糖业在钦廉地区得到一定的发展。
北海港是渔港，北海的鱿鱼、墨鱼、鱼干、咸鱼和虾米等大宗海产品，大部分输往香港，每年估值十八万两关平银。生猪，是钦廉地区传统的出口贸易产品，“向居出口货重要部分，因豢养较廉，而香港常取给于此。历年输出，有加无几”。由于钦廉地区的农户粮食一般能自给有余，青饲料多，农民养猪成本低，出售价格便宜。同时养猪也是农民相对较稳妥可靠的收入来源。因此，钦廉一带家家户户养猪。1919年北海输出生猪往香港只有3，4万头，1929年便升为5万多头。
锰矿。主要产自钦州黄屋屯至大寺、大直一带。所产矿大部分出口日本，每年约16万担。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永福就与上海人徐悲元、徐悲武合作在钦州黄屋屯八角矿区开锰矿。宣统三年（1911年）5月，徐氏兄弟成立裕钦公司，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矿石年产量达到4000吨。随后，北海的刘瑞国在黄屋屯开办三益锰矿公司，广州黄洛基在黄屋屯创办利民锰矿公司。裕钦公司日趋兴旺。1933年，开矿人数发展到4000多人，产区不断扩大。
当时，钦廉地区的农产品通过北海港出口，大部分输往香港和越南海防，小部分输往广州、上海、天津等处。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人们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积极性。
2.北海仍成为粤西主要对外贸易口岸，政府的关税收入不断增加。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与对外贸易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由于陈济棠主粤期间采取高筑关税壁垒的策略，客观上刺激了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港对外贸易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这也是陈济棠统治时期财政状况好转的一个局部反映。
当时，粤西和桂南的土货出口，“皆系由本口（北海）转运出洋”。商家在北海投资，“获利尤厚”，吸引了大批中外商家抵此从事贸易。他们一方面推销煤油、棉花、针织品，一方面组织糖、桂皮、八角、水靛和生猪等农副产品出口，由轮船运抵香港或上海中转欧美各国。北海成为粤西主要对外贸易口岸。这可以从1929年-1936年北海港货运发展的情况中得到证实。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八年期间，北海土货出口（包括出口通商口岸）总值为3035万元（银元），国产货进口为2085万元（银元），洋货进口为1496万元（银元），进出口总值达6553万元（银元）。国产货已在北海市场占优势，土货出口和转口总值为洋货进口总值一倍以上。民国18年，进出北海港的轮船达538艘次，创开埠以来最高记录。据《广东经济年鉴（1940年）》记载，民国22年（1933年），北海港土货出口（含转口）总值为628万元（洋银），居全国沿海商埠第十位。北海对外贸易已由人超变为出超。另外，广东省政府在北海港收税为366万元（银元），比前8年（1921年-1928年的关税收入只有97万元）增加3.8倍。对外贸易的增长，税收的增加，从侧面说明了经济的好转。
3.商贸繁荣，物价平稳，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商贸的繁荣，客观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从北海出口的生猪、鱿鱼、虾米、墨鱼、咸鱼出口往香港，销路极旺，创汇极高，“渔业大见发达，出口海产之估值，为数甚巨”。北海埠“商务状况，一时顿为活跃”。据载，1933年，从北海港出口生猪达6万多头，每百斤价格约为港币18元，平均每头生猪可得港币30-40元。到抗战前，钦廉土货价格十分低贱，每担（一百斤）活鸡，仅值港币40元；每担花生油，仅值港币20元；每担鱿鱼仅值港币65元；每担白糖，仅值港币15元。吸引了不少外商前来交易。在钦廉最热闹的合浦埠民街，商铺多至1200多间，烟丝铺（厂）连片30余家，爆竹铺连片20多家，钦廉四属的商品几乎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当地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从中略见一斑。
（三）社会事业得到发展
陈济棠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在老家防城。陈济棠捐资相继创办思罗学校（今东兴市马路中心小学）、防城中学、谦受图书馆、伯南公园、防城医院、慰慈救济院，围海造田13900亩等，大力推动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惠泽家乡父老。
早在1926年，陈济棠便委托乡人集资7万元，并捐出部分薪俸，处理一些旧枪械换钱，发动部属和旅穗钦廉人士募捐，选址狗岭脚建防城中学，一年后建成小学部和初中部，后增设两个师范班。陈济棠还手令防城中学要实行服务大众、有教无类、不分贫富的办学方针，并对学生给予生活补贴。为引进优质师资力量。他从广州高薪聘请了十多名教师来防城任教。1933年，成立了高中部。陈济棠将前清遗留的一些难以辨明田产及盐田等划归公有，以作为教育发展基金，并在校园内建起“谦受图书馆”。
陈济棠的教育建设措施也影响到钦廉地区各地，1933年，陈济棠的部将香翰屏在合浦捐资创办了合浦农业职业学校，1932年，广东省立钦州中学校长章泽柱等募捐筹建了“耀垣图书馆”。合浦县在民国22年（1933年）就有207所小学，学生人数达到28028人。民国24年（1935年），灵山县有小学239所，学生14013人阎㈣。这是近代钦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时期。
（四）城市建设成就突出
陈济棠主粤期间始终将广州的市政建设作为全省建设的榜样来抓，他陆续投入巨资，先后完成了七八项标志性的大型市政建筑工程，这对广东各地的城市建设起到示范作用。钦廉各主要县城如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的近代格局基本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如1927年-1937年，防城县拓马路，建西式洋房、交易场所、米行、打铁街等；民国23年（1934年），钦州县县长章萃伦将原来窄小不能通汽车的壕坝街、惠安街（即一马路口至三马路口）房屋拆除，扩建马路，铺上混凝土路面，与大南路（今人民路）及一二三四马路相连，定名为民族路（即今中山路）。钦州城区的街道得到拓宽、取直，并建西式洋房，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市容格局。合浦廉州埠民街。全长1550米、拥有300多骑楼式近代建筑群和200多间商号店铺。其格局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建设的。城市内的各类文化娱乐设施也开始兴起，如北海的升平街在1931年前已经以“五馆”（酒馆、旅馆、烟馆、赌馆及妓馆）出名。钦廉地区近代化城市的格局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