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绝地逢生》的小说文本研究——电影文学

《绝地逢生》是一部以农村改革开放为题材的电视剧。剧中讲述了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在村支书蒙幺爸的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沧桑磨难，从极度贫困逐渐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该剧自2009年登陆央视以来，因其呈现出的浓郁的西部风情和少数民族人们的人性美而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持久的兴奋与感动。在电视剧带给我们强烈的审美震撼的同时读其小说文本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与喜悦。在书写底层农民悲苦无告的生存境域与扭曲裂变的人格几乎成了近年来乡村题材作品共同主旨的当下，欧阳黔森的《绝地逢生》它在叙述苦难时，始终不忘彰显人性的敦厚善良与生存的顽强坚韧。所以小说中的苦难远离暴力、血腥、死亡，充满了爱和温情。但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1]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阳黔森无疑是孤独的，他的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广泛的关注与共鸣。但是在浓黑的苦难叙事让我们对现世存在充满惊惧、怀疑、绝望的今天，《绝地逢生》所展现的温暖与希望如一股甘泉，慰藉与滋润着我们沉重的现实人生，而且小说中生动、流畅、口语化的语言和简约优美的自然景物描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别致的审美魅力。
一、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叙事主线
《绝地逢生》它写的是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所居住的盘江村石漠化非常严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长期以来，村民们只能靠吃国家救济粮勉强为继，最困难的时候曾发生过产妇被活活饿死的悲剧。小说开篇就讲述在一个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漆黑的夜晚，盘江村王结巴的妻子翠儿因为饿着肚子生产，结果难产而死。母亲死了新生的婴儿也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在婴儿生死攸关的时刻，村支书蒙幺爸毅然决定杀掉刚生的牛犊子，号召村民们捐出仅来的粮食来喂养母牛，用母牛奶来养活这个可怜的的孩子。
在极端的苦难面前，盘江村民们善良淳朴的人格发出了圣洁的光辉。读者也许会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极度的贫困，是村民们的懒惰吗？就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劳动模范王大有偷偷出走试图到外面觅活养家。王大有的出走使蒙幺爸暴跳如雷，而大队团支书韦号丽为黄大有的辩护揭开了盘江村贫穷之谜，也解答了读者心中的疑惑。
韦号丽想想说：“幺爸，我们大队地少人多，像大叔这样的，有力气用不上，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多少粮食。再加上有人出工不出力，照样没少分粮，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偷懒。你说，像大有叔这种勤快的人，会安心吗？”
韦号丽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盘江村之所以贫穷，它既有人人皆知的那个年代不合理的政治原因，但更与地少人多的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
水是农业的生命，盘江村长期以来缺水严重这也是导致它贫穷的重要原因。为改变缺水的现状，蒙幺爸组织村民热火朝天地修起了水库。水库很快修好了，在众人的热切期望下装了满满一库水，但一夜之间水又全没了，蒙幺爸着急之下跌倒在水库里。地质专家来了，经一番勘探，告诉村民们这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很难储水，且生态环境恶劣，石漠化严重，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必须往外搬迁。专家的话如当头一棒，把蒙幺爸击得瘫坐在地。一部分村民开始往外搬迁，大部分人却不愿背井离乡。蒙幺爸开始思索盘江村的出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颇具商业头脑的蒙幺爸发现花椒很适合在这种贫瘠干旱的土壤种植，并且它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经济效益。花椒的大面积种植和乡村旅游的开发改变了盘江村人们的命运，使盘江村民们在历经无数的挫折磨难后终于踏上了富裕之路。
小说尽管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盘江村民曾经的苦难，但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与人性的丑陋、卑劣、欲望无关，它是那个年代政治决策的失误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且这部小说与当下流行的底层文学相比，最为独特的是它叙说了这些农民们在极端的穷困面前仍不失他们善良、勤劳、坚强的美好本性，而且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的生存变得更有意义与价值。这种苦难与希冀并存的生活既是中国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因为它使阅读少了一份紧张、沉重与压抑。这样的阅读体验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轻松与乌托邦式的遐想。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文本缺少如《被雨淋湿的河》（鬼子）那样为民代言的价值追求，也没有《马嘶岭血案》（陈应松）、《我的索菲娅公主号》（须一瓜）那样对底层农民扭曲人性的揭示。但在当下这样复杂的语境下，《绝地逢生》带给我们的无疑是对生活的启迪、希望与温暖，而这才是文学作品所要追求的精神超越。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书写
在我国风起云涌的历史变幻中，底层农民似乎一直都是愚昧、麻木、无告、卑贱的代名词。乡村政治的掌控者，在我国权力的层级结构中尽管微不足道，但因为有了这些失语的农民群体的存在而显得意味深长，在民主与法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时代尤显如此。近年来，文学作品中不乏农村村干部的形象。如《绝地逢生》中的蒙幺爸、毕飞宇的《玉米》中的王连方、贾平凹的《秦腔》中的夏君亭等。
《绝地逢生》中身为盘江村村支书的蒙幺爸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他精明能干，果断坚强，是盘江村的灵魂与支柱。他为了解决村民们土地短缺和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率领村民们开荒地、修水库，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也是勤劳而并不富裕的贵州人们乃至广大的中国农民精神韧性的体现。他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给村民建小水窖，劝说在城里开店的二儿子蒙二棍把新买的车卖了，把儿子准备用来结婚的钱也拿了出来。他关爱群众，自己吃野菜节约出粮食来帮助比他更贫困的村民王结巴、吴阿满等。作为一个村支书，尽管他所在的盘江村被专家列为绝地，但是他始终不服输，殚精竭虑为村民造福，大规模种植花椒、发展乡村旅游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把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伊甸园”[2]。蒙幺爸这样伟大的农民形象就是目前并不富裕的广大中国农村、农民的希望。
与《绝地逢生》几乎同时期出版的《秦腔》中也塑造了一个鲜活丰满的村支书夏君亭的形象。夏君亭与蒙幺爸一样聪明能干，有胆识有魄力，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他为解决村民经济困难的问题，力排众议，在村里兴建农贸市场。但与蒙幺爸不同的是，夏君亭不仅能干而且狡猾有心机，为阻止无赖三踅上访，设计捉三踅的奸情。为讨好叔叔夏天智，他假公济私，用公款为堂弟夏风结婚请的戏班子买单，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嫖娼。
或许有人会说，《秦腔》中那个毁誉参半并且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清风街贫困面貌和阻止村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打工的夏君亭才更能反映现实，而近乎完美的蒙幺爸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其实，在《绝地逢生》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淳美的。如善良的团支书韦号丽，未结婚就冲破重重阻力收养王结巴的儿子牛娃。慷慨大方的蒙二棍，自己富了却不忘乡亲。有担当的王结巴，当年为救儿子牛娃偷大队粮食引发火灾，多年后仍不忘向乡亲们赎罪。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民善良、朴实的本色。小说最后盘江村办起了花椒加工厂和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们终于脱贫致富的完美结局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作者这种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故事的方式并不是在回避现实，它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人性美的珍视、倡导与向往；另一方面它给了苦难生活中的人们以勇气、信心和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地逢生》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唱出了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保持一颗百折不挠的心，生活终会归于美好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
三、生态主义主题
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是西方生态危机的产物。“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3]作为一位曾经的地质工作者，欧阳黔森对生态环境有着特别的关注与重视。《绝地逢生》中就饱含作者对农村早年不合理的砍伐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作者通过盘江村轰轰烈烈的开荒、修水库的惨痛失败就是想告诉大家，农村要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不能盲目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当大理石厂要在盘江村建立时，尽管有比较丰厚的征地赔偿，但是从失败挫折中变得理智的蒙幺爸顶住了官方的压力，拒绝了在村里建厂的要求。因为他深知不能贪图眼前的利益，去破坏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给子孙后代带来更严重更可怕的后果。盘江村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另觅他法。小说最后，花椒种植的成功和曾经寸草不生的野狼谷在蒙大棍的治理下变成了姹紫嫣红、芳草菲菲、绿树满坡，雀鸟争鸣，休闲山庄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人间仙境，说明了生态主义思想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而在我国广大偏僻的农村，边远、贫瘠的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们生活的困顿，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农不农、工不工，候鸟似的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已成为他们目前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绝地逢生》并没有像时下众多的底层文学那样去展示农民工一路走来的血和泪，去声讨现实制度的不合理，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种在闭塞落后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主义构想，并向读者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现代乡村的蓝图。在这个乡村里，有现代化的工厂，有诗情画意般的人间美景，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也许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饱满的激情也使得小说中有些地方的构思不够缜密，但是在既定的现实秩序内它给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读者撑起了一个美丽的梦，唯其有梦，才有希望，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2007（10）.
[2] 欧阳黔森.绝地逢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23.
[3] 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