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电影文学

 由新生代导演徐静蕾编导并担任主演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通过一封长信向自己终其一生的恋慕对象袒露心声的故事。
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22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中抛弃了诸多外在细节的描写而专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甚至包含女主人公陌生女人在内的人物姓名均采用了含混的处理方式。徐静蕾的编导在遵循原著主体风貌的基础上将故事发生的时空坐标移位于民国时期的北平，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对陌生女人终其一生的单向度爱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善于通过细节之处的刻画展现女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使观者为之动容的同时自觉地进入对于陌生女人自恋与自虐这一悖论的思考之中。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长期以来，在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生存于主流话语的遮蔽之下，在难以实现自我追寻的处境中逐渐丧失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逐渐从男性阴影的遮蔽中走出来并试图消解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为核心的生存方式与思维定式，确立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作为人的权利与自尊，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书写及以此为焦点的文艺批评日渐兴盛，为女性融入主流话语开创了一隅之地。同时随着全球化经济的逐渐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大自然在孕育人类的同时遭受着人类的掠夺与忽视，恰如男权社会中丧失地位与权力的女性，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中人类逐渐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文艺批评领域对生态与女性的关注也日渐升温，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1974年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中首次将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学思想有机结合并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文艺批评概念，反对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的人类中心论及男性中心论等文化价值观，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两性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均应构建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赞颂女性贴近自然的美好本质呼吁女性及全人类依照女性主义原则及生态学原则重构人类和谐社会。
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主人公陌生女人倾其一生恋慕一位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作家，无偿地给予爱慕和等待，毫无索取之念的同时默默忍受作家对自己的漠视，如自然给予人类的无言孕育与包容。徐静蕾导演将片中故事开始于1948年的深冬，作家徐先生在生日当天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一沓厚厚的信纸诉说着一段凄婉的爱恋，影片的故事情节也伴随着陌生女人的画外音即信件的内容得以展开。1903年，在北京四合院中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儿爱上了隔壁新搬入的作家徐先生，在与作家有限的接触中女孩儿暗自将全部的生命意义寄托于这段爱恋。迫于生活的压力，女孩儿母亲将改嫁到远离北平的山东，在被迫与作家分离的六年中，她从未间断过对作家的爱恋并通过考取北平师范重返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与作家重逢并将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作家，但作家对这个曾经住在隔壁的小女孩儿毫无印象。几日缠绵后作家因事离开北平并许诺回来后即刻与她联系，然而作家却从此杳无音信，悲伤中的女孩儿在发现自己已有身孕之后决意离开北平与作家，经历种种艰难后在四川的一个边陲小镇生下了她与作家的儿子。昔日的女孩儿已经彻底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女人，由于不愿让儿子成长于陋巷之中，女人选择依附于各种富有的男人，成为高级妓女的女人再次与作家重逢，在与作家一夜欢爱后仿佛昨日重现般与之分离。几年后女人的儿子因伤寒病死去，而女人则在决意赴死前将这段漫长真挚的爱恋写进信中，寄给了作家。
正如女人在信中所言，她宁愿独自抚养儿子并承担一切有关这段爱恋的后果，也不愿意成为自己所爱男人的累赘，希望当作家忆起她时总是怀着感念并借此成为作家所结识的女人中的独一无二。为了心中的爱恋，女人独自承担起生存的磨难与内心的苦楚，凭借自尊与执著秉持着“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爱情观，极具奉献感和包容力。一方面女人在这段恋爱中掌握了主动权，在她对作家持续一生的单向度爱恋中完全摆脱了对作家的依附，相比于其他女性在情感中的祈怜之相，陌生女人毫无索取的奉献与包容使她与所爱的男人之间构建了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从这一层面而言陌生女人无疑为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在与作家这段单向度的爱恋中，陌生女人并未摆脱男权社会中的异化与自我异化，构筑这段平等与和谐爱恋的基石是陌生女人在现实中的自我虐待，她完全囚困于自己铸炼的“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锁链之下并认为主动选择奉献与包容是一种自尊与自由，这已经说明陌生女人将其爱慕的对象视为最高价值的同时异化了自我，这也展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文艺创作在重塑女性自我的道路中的困境。
爱虐悖论中的陌生女人
在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导演徐静蕾延续了原著中的淡化客观情节的表现手法与叙述方式，通过画外音的形式介绍了陌生女人的家庭环境，父亲曾是一个穷酸的教员且已经去世，还是十三岁女孩儿的她跟随母亲在北平的一个四合院中艰难度日。贫穷的经济条件及寡母孤女的生存境遇给陌生女人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与之前偷盗大宅门并常对邻居恶言相加的隔壁住户相比，新搬来的作家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待人谦和，使女孩儿未见作家之时便对作家充满了好奇与敬意。陌生女人在信中回忆到，自从在四合院门前的偶然相撞开始，陌生女人就死心塌地爱上了作家，用女孩儿到女人这一生的时光实践了这种糅合着自恋与自虐情结的单向度爱恋。
当影片中的陌生女人还是十三岁的女孩儿时，她清澈的目光中便糅合了自尊与自卑的情愫。除夕夜的四合院中响彻了鞭炮的欢闹，镜头聚焦于一碗热气腾腾的年夜饺子上，母亲希望女孩儿将饺子送至北屋即作家的住处但遭到女儿的拒绝，女孩儿之所以放弃这一接近作家的机会是出于她的自尊，她不能容忍自己在倾慕的作家面前摆出讨好的姿态。这种自尊与自爱蔓延于陌生女人的一生之中，当她重返北平并与作家一夜欢爱后并没有借此机会依附于作家，作家因战事远去宛平并许诺回到北平后即刻与女人相会，女人在等待作家兑现承诺的数月中终日看着作家在院子门口进出而并没有再找过自己。作家承诺的失信使女人感受到自己与作家在心灵上的距离，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在我们的目光只有一线之隔，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这遥远的距离使女人在发现自己怀有作家的孩子后决意离去，因为作家不会相信自己对作家这样一个并不忠实的人坚贞不渝，也不会坦然无疑接受这个孩子成为自己的亲生之子，女人的自尊不允许作家与自己之间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她不顾道德伦理的谴责与战乱动荡的局势独自南下，在四川的一个边陲小镇生下了她与作家的儿子，在艰难生存的数年中女人从未找过作家而仅仅是在每年作家的生日那天匿名送去一捧白色的玫瑰，即使在女人与作家于风月场所再度重逢后，女人依然在自尊与自爱的驱使下选择了沉默。最终女人在临死前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作家诉说了自己一生的爱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一无所知，如果我还活着，我会把这封信撕掉，像过去一样保持沉默。”可见打破这一沉默并保持自尊与自爱的前提是女人的死亡，因为一个死者不会祈求他人的爱恋与慰藉，也就不会成为作家的累赘与负担。女人通过一贯的奉献与包容维系着这段单向度恋爱中与男性平等地位，似乎摆脱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身份而获得了精神层面的自爱，但这种不平衡的奉献与包容造成了女人自我虐待的现实，展露了女人以从属者的身份将作家奉为最高价值，自爱与自虐在此形成了悖论。
身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由于狭窄的自我实现途径，常常在情感中陷入自尊与自虐的悖论之中，在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人同作家的遥远距离使她只能通过现实中的自虐以实现单向度爱恋中的平等与自尊，而被她与作家在地位上的巨大差距所强化的自卑心理不自觉地成为其现实自虐的根源。作为一个穷酸教员的寡妇的女儿，女孩儿在与作家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几年中一直存续着卑微心理：与作家许许多多漂亮的书相比，自己仅有的十几本用普通纸做成封面的书是廉价的；作家屋子里中的欢歌笑语预示着他属于女孩儿不可企及的上流社会；女孩儿打满补丁的旧棉服更无法与作家的女伴们的锦衣华服相提并论。在这遥远的距离面前，女孩儿蜷缩在自己对作家的单向度情感之中，自卑使女孩儿形成了毫无所求的心理定势，与作家共同居住在这个四合院中便可成为其对这段爱恋的全部诉求。在从女孩儿成长为女人的数年中，作家一直是她生命中所追寻的惟一目的与最高价值，考取北平女子师范是为了回到北平、回到作家的身边；怀有作家的孩子后的决然离开是为了不成为作家的累赘；八年后堕入红尘是为了给予儿子与作家同样的优越生活。影片虽然淡化了外在情节的展现，但女人独自生存的艰辛与单向度爱恋的苦楚不言而喻，主动选择独自承受一切后果的女人既选择了坚强与自尊，同时也选择了现实中的自虐。
导演徐静蕾本人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次记者问答中表达了对陌生女人的认同，认为片中的陌生女人为了尊严与爱情主动选择了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陌生女人拥有完整的自我而非自怨自艾的传统弱势女性形象。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层面而言，陌生女人的确区别于传统弱势女性，她独立、自尊、坚强，但在脱离向男性摇尾乞怜这一依附者形象的同时又陷入了自尊与自虐的悖论之中，作为女性的自我实现并不完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单向度爱恋体现了女性贴近自然的包容性及奉献精神等美好本质，赞美了女性在情感中追寻平等与自爱的执著，同时片中对于自爱与自虐的陌生女人的形象刻画也展露了女性在现实中自爱与自我实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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