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中南大学学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传统银钱业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重新登记。1947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新的《银行法》，其第一条强调银行要“依公司法及本法组织登记”为公司。而该银行法第七章第九十四条申明，凡按各地钱业习惯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者，为钱庄，并为银行之一种。第九十八条规定，钱庄改组为银行时应按其业务及公司种类依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为变更之登记。“与经营类似钱庄之银号票号及其它名称之银钱业准用之”。
1945年8月—1948年8月，法币发行增长1 191.7倍，物价上涨4 927 000倍，银钱机构资本缩水，资金短缺，业务和收入萎缩，经营风险加大，急需补充资本。由于股份有限公司比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在募股集资上更有优势，所以在1946—1948年间，曾因华北沦陷而停业的传统银钱组织纷纷要求复业时，大多在复业后即自行依法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少数则在政府要求下按新银行法的规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以北平为例，1945—1948年间，在注明资本组织形态的46家银钱组织中，有45家为股份有限公司，占总数的98%；而在这45家股份有限公司中，又有43家是从传统的独资、合伙组织增资改制而成的。例如信成记银号，1929年成立时为合伙组织，资本为法币1.2万元，1947年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法币1亿元。济兴兑换庄，1934年由沈鸿烈独资创办，资本为大洋3 000元；1935年，该庄更名为济兴银号，改由张凤鸣和耿希孟合伙经营，资本增至法币8万元；1947年4月，济兴银号北平总号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资至法币1亿元[1]。
天津、上海等地复业的银钱机构也纷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至少有22家银号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而上海至少有23家钱庄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这些银钱机构的资本规模均有显著的增加，至少在1948年8月以前，公司化使得改制银行的账面资本得以增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实际资本因通胀的侵蚀而缩小的程度。
上述事实表明，各地私营传统银行组织制度的变革与其资本金的扩充是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出，增资扩股、稳固信用、维持或扩大业务规模，仍是抗战胜利后及高通胀时期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主要目标。
战后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普及表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已认可银行公司比独资或合伙组织的传统银行更有发展优势，社会已普遍接受有限责任的银钱机构的信用，均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银钱机构组织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及增资扩股的有效途径，我国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进程至此已基本完成。虽然该进程的完成是在市场压力下传统银钱机构自愿选择及行政力量推进的共同结果，但后者的作用显然更大。
1948年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资本补充效应化为乌有。1948年8月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规定1金圆券折合300万元法币；1949年7月国民政府恢复银本位制，推行银元券，规定1银元券折合5亿元金圆券。照此比价换算，1银元券折合1 500万亿元法币。至此，除少量金银、外汇形态的资本之外，诸多银行包括改制银行的货币资本的账面价值已荡然无存。
四、小结
民初至抗战后特别是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虽在充实银行资本、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与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过于偏重资本的募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在通胀恶化及政府对银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等问题。我国现有大批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
作制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及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公司化、上市及合并仍是这类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及稳固信用的有效途径。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导和规范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公司化及合并重组，促其认真筛选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着力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改善管理、审慎经营，在此基础上改善银行公司的素质及其经营绩效，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将公司化和上市仅仅作为其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 刘兰兮. 近代北京传统银钱组织的变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98.
[2] 哈尔滨市志编纂委员会. 清末、民国时期金融业[DB/OL]. [2012?04?22]. http：//dqw.harb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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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菊曾. 民元来上海之钱庄业[A]. 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三十周纪念刊）[C]. 上海： 银行周报社， 1948： 53.
[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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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