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在英国传布与出版的特点

 16世纪末中国古典诗歌经由间接途径被介绍到英国，此后近乎沉寂，再历经18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之短暂繁荣，接着便呈现回落趋向；二战以后虽再度复兴，但与欧陆诸国，尤其是与北美地区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总体言来，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与研究特征可以归拢为如下几个特点：
1. 历史悠久但波折不断
早在1589年，即中国的明万历年间，普登汉姆便率先在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而彼时耶稣会士利玛窦方在中国立足；而三百多年后的1894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丁韪良在《哈博斯新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从长城看中国》一文，才始论及中国古典诗歌。虽然起步较早，但是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与研究在17世纪曾一度陷于停滞，直至19世纪中叶才有了新的发展，后经20世纪初的昙花一现，至20世纪后半叶，由于大批本土汉学家移居美国，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遭受重创。
2. 译介作品多于研究著述
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布与出版过程中，译介多于研究。19世纪的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戴维斯和翟理斯，其诗歌译作在数量上多于研究性论著。其中，理雅各以翻译中国经典而著称；戴维斯虽著有《汉文诗解》，但其中选译了大量《诗经》《三字经》、唐诗、清诗，乃至小说（如《好逑传》）中的诗歌。其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鲍瑟尔的《中国诗歌精神》，亦是选译大量诗歌作品。翟理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诗歌的概况、成就进行说明，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始于《诗经》，发展于《离骚》和《古诗十九首》，最终成熟于唐诗。鲍瑟尔在《中国诗歌精神》一书中为说明汉字对于鉴赏汉诗的意义，不厌其烦地把李白原诗逐字按照偏旁部首拆开，一一讲解每一个部分的含义。在学术价值上，英国汉学家的著述与后来美国汉学家如刘若愚的《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 Chinese Perspective，1988），或者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on，1987）相比大为逊色，其译介成分远远大于理论探讨与体系性构建。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曾言道，“对于非本国语言与文学的细致批评很可能会出现乖谬，这一任务最好还是留由少数如刘若愚这样熟悉西方批评技术的中国人来做”，[9]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英国汉学家学术自信力的不足。
3. 首倡之功大而研究后劲不足
英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不时有一些思想火花的闪光，如在《汉文诗解》中，戴维斯就曾指出，“长期以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汉诗的全部优势来自于对汉字奇特而富于幻想的选择，以及对其偏旁部首的考虑” [10] 。其后鲍瑟尔在分析李白诗歌时开始拆解汉字偏旁。这一由汉字结构切入汉诗研究的独特视角进而发展为美国学者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理论，而最终在美国诗人庞德、艾米·洛维尔、弗洛伦丝·艾斯珂等的汉字结构分解实践中遽成气候并获得成功。再者，白之对汉诗“无我”说的揭示也启迪了后来美国华裔汉学家叶维廉对汉诗这一特性的系统研究。可以说，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不乏先行人与先知先见，但研究后劲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则在于英国汉学素以实利主义为导向，对于中国的研究是“经济利益的考量超过文化的兴趣”，[11] 此种情形在20世纪尤甚，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中，对古代感兴趣的只占25%。[12] 据学者黄鸣奋在20世纪末的统计，英国4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了300余种，博士论文30余篇，但若和美国相比，则差了一大截。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英国晚了两三百年，但现有的书籍和博士论文却达1000种，且均是20世纪问世的。[13]
在英语世界，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出版，其重心自20世纪中叶逐渐由英国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