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翼之说并非孤证

张正霞《〈红岩〉作者刘德彬的未了情（二）》：
1959年，《禁锢的世界》第二稿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重庆印刷，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0年5月，经同意，罗广斌与杨益言来到北京，参加中青社《禁锢的世界》书稿修稿工作。刘德彬尽管已经被排除在专业创作外，但他与罗广斌、杨益言仍保持着联系，参加讨论。1961年，重庆市总工会撤销对刘德彬的处分，刘德彬回到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禁锢的世界》经过四五次修改后，1961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罗广斌可以正式出版。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唐彬指示：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从这时起，《禁锢的世界》正式更名为《红岩》，作者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变成罗广斌、杨益言。
1959年的《禁锢的世界》第二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重庆印刷，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此时《禁锢的世界》的署名是否是杨本泉、刘德彬，此本是否与作协重庆分会发给雁翼的那本打印稿是同一版本？《禁锢的世界》第一稿的署名则应该是雁翼所说的杨本泉、刘德彬。1961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罗广斌可以正式出版《禁锢的世界》，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但是作为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对于署名未作指示，经此，《红岩》即发排，封面即开始设计，任白戈也是作家，对于真正的作者不能署名似乎有保留意见。后由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唐彬决定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从而剥夺了杨本泉、刘德彬的著作权。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上）》：“1956年秋，罗、刘、杨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书记处写报告，请示给创作假，将歌颂烈士的宣传讲演写出来，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受到教育。市委准假三个月。三人便住到重庆近郊南温泉公园开始了紧张的创作。创作中三人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分头写好后再讨论，互相补充，进行修改。其间，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也在南温泉创作另外的作品，因为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又写过不少诗文，便被他们请来做指导。”刘德彬写江姐，而江姐实际上是《红岩》的女主角，塑造了作品的女主角的人不仅不是作品的第一作者，而且连名都不能署，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何蜀虽然说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也在南温泉创作另外的作品，但是也指导和参与了《红岩》的创作，其实何蜀是欲盖弥彰，杨本泉的出现恰恰印证了雁翼之说。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下）》：“无论是评论界还是读者都一致公认，在小说《红岩》中，艺术形象最丰满、最有人情味、最富感染力的人物是江姐。而江姐形象的塑造，正得力于刘德彬的亲身经历、真挚感情和写作初稿时奠定的文字基础——就连《红岩》中有关江姐的具体叙述文字，也有数千字整段整节地取自当年刘德彬执笔写成的《江竹筠》。”可见，刘德彬才是《红岩》的第一作者。
张正霞《〈红岩〉作者刘德彬的未了情（二）》：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揭开了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而此时，平反的春风尚未吹到四川重庆，刘德彬仍在劳动改造，仍在为自己、为战友罗广斌写申诉材料。中国文化部开始落实政策，政策研究室的领导想到了《红岩》未署名的作者刘德彬，提醒他向重庆提出恢复署名的要求。但是，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刘德彬心有余悸，担心提出署名会再戴上一顶“同组织对抗”的帽子，表示不愿意提及署名之事。但是，1984年8月19日，发生了一件令刘德彬始料未及的事情。这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曲保力和殷致中的文章，首次公开提出刘德彬是《红岩》未署名的作者。文章一经发表，便引来重庆市文联的批评。刘德彬得知此事，深知未署名之事非因个人原因，皆为组织决定。为澄清事实，刘德彬与杨益言合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声明。而且，刘德彬一再表明心迹:自己当年写《红岩》，为的是宣传革命烈士，这个心愿已经实现，个人署名与否无关紧要，而且，主要作者罗广斌已去世，不应与已死战友争名利。
不让署名的问题是是否排第二的问题，谈不上与已死战友争名利的问题，主要作者罗广斌已去世,而不应与已死战友争名利恰恰证明《红岩》的署名问题的本质是罗广斌不是《红岩》的作者，这恰恰印证了雁翼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