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碳税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引言
气候变化问题已日趋国际化、政治化而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1]。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中把气候变化称为“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应对该挑战，就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特别是减少最重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减缓或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关注的焦点之一，为延续中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业已树立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同时也为了缓解国内环境压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尽早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应为中国政府的明智之举。
开征碳税是一种有效应对措施。其优势毋庸置疑，比如简单清晰，可即时实施，相对容易管理，灵活易于调整等。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国家，且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改变，征收碳税必将面临很大的阻力。但是为了获得主动权，避免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碳关税，碳税应是必然之举。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开征碳税。
1 国际碳税实践
当前世界上已有十几个国家征收碳税，本文选取芬兰、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和英国六个典型国家的碳税实践进行梳理（详见表1），以期对中国碳税的征收提供借鉴。
2 国际主要碳税征收国的碳税实践比较分析
上述六个国家碳税政策有着明显的特征：一是税种设置不同。例如，丹麦单独设置碳税税种，瑞典、荷兰、英国等国家以碳税与能源税相结合的方式来联合征税。瑞典与英国的税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高，荷兰的税率相对较低；二是有些国家按燃料种类与用途实行差别税率[7]。例如，丹麦对供暖用能源按100%征税，对照明用能源按90%征税，对生产用能源按25%征税；英国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按燃料不同分类征收碳税，并期望获得双重红利；三是有些国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瑞典在2002年对工业部门的税收减免从50%上调至70%，同时下调劳动收入等税率，荷兰在2008年对供热所与机器所使用的生物燃料油实行免税政策等；四是征税对象不断扩大。例如，丹麦最初征税对象仅局限于家庭和非增值税纳税企业，后来扩大到所有供暖所用的能源。
此外，不难发现，碳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的成效。首先，缓解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并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荷兰、芬兰、丹麦等国的实践表明，自实行碳税政策以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预期大为降低；其次，实施碳税政策可以转变国内企业的生产与运营方式，加快企业创新步伐，改进企业生产工艺流程，淘汰高能耗的落后工艺，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再次，通过实施合理的碳税政策能够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政府可以将该税收投入到与气候相关或者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也可用于财政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3 对中国的启示
开征初期，可选取小范围低税率，逐渐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同时，要考虑税收优惠或税收豁免政策，不致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或公众的生活质量以提供更好地激励。初期，采用煤炭、成品油等燃料含碳量为课税对象，待技术条件成熟后再考虑采用排碳量为课税对象。开征碳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非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碳税执行过程中应采用税收中性原则，进行税费体制改革，不致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可降低碳税推出面临的阻力。
中国未来的减碳之路主要基于经济层面进行，一是科斯手段，二是庇古手段。依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在2015年前后初步建立起一个全国的碳交易框架，但即便建立，真正运行起来还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碳税这种庇古手段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项。为了规避碳税和碳交易的制度弊端，未来最好联合运用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这两种经济手段，尽早破解气候变化这个“吉登斯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