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政治、性别——《麦克白》的20世纪后半期研究

20世纪后半叶真正显示了所谓“批评的世纪”的含义。从存在主义退潮、到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流行，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更新，再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以及政治批评和伦理批评兴起等。“20世纪的西方莎评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张缩影”。[10](P1) 莎士比亚戏剧研究领域也几乎成为这些理论最佳的训练场。不论是德里达的“幽灵”，还是格林布拉特的“驱魔人”，在某种意义上，莎士比亚，如布鲁姆所言：在上帝以后，世界完全由他决定。关于《麦克白》在20世纪后半期的批评和研究史,本文集中“屠杀”、“政治”和“性别”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基点。
一、柯特的“大屠杀”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了无数的大屠杀，包括犹太人等数亿人的死亡。无论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批评领域，大屠杀都是一个从未间断的话题。在此选取波兰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柯特（Jan Kott）作为分析个案。“柯特是属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就像莎士比亚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莎士比亚是当代的柯特,而柯特则是莎士比亚的同代。” [3](PⅩ) 波兰处在战争、恐怖、危险，专制的时代（二战或者冷战中期），当时波兰更接近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历史氛围。因为历史是在时间之流中产生，但却通过弥合时间间隔的叙述，通过讲述过去，重新描述和反思自己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状况。柯特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同代人》（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带着20世纪的哲学性与存在性体验去诠释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而且也融入了他本人的故事与经历。“他的目标就是突显莎氏悲剧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关联。”[3](P68)柯特把莎士比亚悲剧与20世纪的“历史恶梦”（Nightmare of history）联系在一起， 甚至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电影《李尔王》和波兰斯基（R Polandski）的电影《麦克白》的拍摄制作都受到柯特的影响。
《麦克白》的情节几乎完全符合历史剧中若干情节。“《理查三世》的重要情节与过程都出现在《麦克白》中，而且更加残忍。”[3](P68)柯特看来，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悲剧（特别是最黑暗的《麦克白》）还是有差别的，历史在《麦克白》中不像在历史剧中那么作为宏大原理（Grand Mechanism），而是作为恶梦(Nightmare)去表现的。所谓的宏大原理与噩梦，只是描述同样的权力和王位斗争的不同比喻或描述，但这两种比喻是两种不同的途径或历史哲学。如果世界被视为机械性的原理或规律体现，而历史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恐怖和不可避免，这在莎氏的历史剧中充分展现。
《麦克白》始于屠杀，也终于屠杀。“麦克白（自己）谋杀了邓肯。”[3](P68)历史是一种决断，如同犯罪使个体不得不承担责任，并且不得不通过个体之手去执行。麦克白在被班柯的鬼魂折磨时说：“我已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再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第三幕、第四场，依据朱生豪先生译文）这一场甚至在全剧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流血”！鲜血在悲剧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被谋杀的人们的鲜血在流淌。这鲜血沾染在屠杀者的手上和脸上，匕首和刀枪上，无法被洗刷干净。在《麦克白》剧中，不断的杀戮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鲜血覆盖全剧，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因为所有人都在血泊中前行。在剧中，死亡和罪恶都是具体真实的，在悲剧中表现的历史在柯特看来，也是残酷的，和令人窒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