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巡》创作语境与争议的典籍史料考析

摘要：《夜巡》原名《弗朗斯·班宁·柯克船长和他的民兵连》，是伦勃朗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作品，自1642年面世以来，便陷入了持续数个世纪的争议当中。传统的艺术史叙事往往将这幅画作描绘为伦勃朗职业生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这一叙事本身需要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本文将画作重新置于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梳理当时的手稿、艺术家传记、社会评论文献，还原《夜巡》从委托、创作到接受的历史语境，探究其历史争议背后的实质问题，避免后世以单一的美学标准评判彼时的历史，进而理解历史接受的复杂性，重新界定该作在荷兰黄金时代艺术史中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夜巡》；17世纪荷兰艺术；典籍史料；图像史料；互证研究

《夜巡》常常被描绘为一幅因过于创新而导致委托者不满、进而使画家职业生涯走向衰败的“失败之作”。这些争议既来自画作本身对团体肖像画的激进改变，也反映后世的美学标准与荷兰早期艺术市场的错位。但追根溯源，这一广为流传的叙事本身就是一个待考证的历史内容，其争议产生来源何在？是否有当时确凿的文献记录？还是存在于后世作家口述与传记当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回与反思，就是重新接近这幅画作历史真相的第一步。《夜巡》是在17世纪荷兰社会、制度与文化网络交织下的产物，要理解这幅画作的原始面貌与初始意图，必须要将其置于相应的语境中，通过典籍史料还原其1642年前后被构思与创作时所处的具体场景。

一、艺术家的雄心与困境

伦勃朗的艺术生涯中既享受过前所未有赞誉与成功，也经历了艺术理念与市场间的深刻矛盾。他的艺术之路并非一条稳定的上升曲线，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这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记载。

在《夜巡》创作之前，伦勃朗早已是荷兰小有名气的画家，惠更斯未出版的个人手稿中曾这样评价伦勃朗："他喜欢致力于小幅画作，并聚精会神于其中。这一点哪怕是在其他艺术家们最大幅的作品中，都无处可循。[ [美]Gary Schwartz：《Rembrandt's Universe》[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第二章]”在此他赞誉了伦勃朗在画作中注入的情感强度和专注力，凸显了其无与伦比的情感洞察力和表现力。这种专注细节与情感表达的特质，也使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时尚的肖像画家[ [美]拉里·西尔弗：《伦勃朗 画笔下的荷兰》[M]，徐明皓译，东方出版社，2021.p198.]”。那时他的画作产量极高，达到了“几乎成了对同时代其他画家工作散漫的一种谴责[ [英]索菲·柯林斯:《伦勃朗传》[M]，顾芸培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p56.]”的地步。工作室规模也相当庞大，“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共计录用了约50名学生[ [英]索菲·柯林斯:《伦勃朗传》[M]，顾芸培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p56.]”，这些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人们对伦勃朗艺术的高评价以及他超强的艺术市场吸引力与教学声望。      

然而，伦勃朗的艺术追求并不仅限于满足于此。早期的时候，他使用“Rhl”作为签名，但在1633年阿姆斯特丹事业起步后，他就把签名换成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每幅画作中留下自己的签名以表明他画作的个性与价值,绘画是他自我的呈现。他还喜欢通过自画像系列系统性地建构其艺术家身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创作了约50幅自画像，创作时间跨越了50年，构成了一部“画作的传记”。这是因为他希望“世人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就像意大利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一样[ [美]拉里·西尔弗：《伦勃朗 画笔下的荷兰》[M]，徐明皓译，东方出版社，2021.p186.]”，他的艺术追求中一直有着从地域性艺术家向国际大师的转型野心，非常努力地想要与他的前辈如拉斐尔、提香还有鲁本斯竞争。

因此，他后面不再满足于完成对赞助人画作的写实要求，在伦勃朗看来,“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名誉,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这种个性的艺术人格，导致了他与部分赞助人及评论界的摩擦。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新贵赞助人“丝毫不注意他的艺术——往往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称他为摩尼勃朗或伦斯基特……这时他便对这种侮辱大发脾气……以粗暴的方式下逐客令[ [荷]约安尼斯·凡·隆恩：《暗夜之光 伦勃朗传》[M],周国珍译，金城出版社，2012.p225.]”。虽然伦勃朗是不想让这些“奸商”，因为一时的喜爱高价购买自己的作品来破坏艺术市场，但当时的荷兰“需按雇主要求创作，否则面临订单流失[ [法]保罗∙祖姆托：《伦勃朗时代的荷兰》[M],张今生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p170.]”，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这种谣言终于搞得满城风雨，说是伦勃朗那个画家……是个粗暴执拗的野蛮人——脾气坏，性子躁的家伙[ [荷]约安尼斯·凡·隆恩：《暗夜之光 伦勃朗传》[M],周国珍译，金城出版社，2012.p226.]”。这些生动地描绘了伦勃朗因艺术尊严而不愿迎合市场的固执形象，所以后面即便伦勃朗对于这幅充满争议的《夜巡》的诞生，早已给出自己的创作说明：“把队长和他的部下表现为正在离开武器库，前去执行一项任务的那一刹那，一切还都异常混乱，一个老头儿在击鼓报警，有些士兵在摘取短矛，另一些士兵在整理枪支，小孩子和小姑娘正从士兵们的膝盖下钻出来，还有每次出巡必然要来的一条狗，它往往夹杂在行列中间，这里有一个人是领袖——他是个信心百倍的人，并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从容不迫的稳步前进，因为他了解，无论他做什么，其余的人都会兴奋起来追随[ 林碧珠：《荷兰画家哈尔斯与伦勃朗的技艺特点及两张群像画》[J].美术大观，2008.(04)]”，但历史对于这幅作品的讨论依旧沸沸扬扬。

“当艺术自主性与作品质量受到挑战时，伦勃朗始终坚定地予以回击……其叛逆的行为与不便的商业做法直接冒犯了许多赞助人，并让其他潜在客户望而却步[ [法]保罗∙祖姆托：《伦勃朗时代的荷兰》[M],张今生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p122.]”，由此可见，伦勃朗艺术生涯的转折其实是个人艺术追求与艺术市场间长期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矛盾在《夜巡》创作前的数年里不断的激化，《夜巡》仅是这一矛盾的集中爆发和高潮，而非根本原因。

二、十七世纪荷兰艺术市场

十七世纪被誉为荷兰的“黄金时代”，罗素曾评价当时的荷兰是“唯一有思想的国度[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p81.]”，作为当时最大的港口城市的阿姆斯特丹，汇聚着大量劳动力，同时拥有4个邮局——安特卫普邮局、科隆邮局、汉堡邮局和国内邮局，分别处理不同的邮政业务，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信息交流系统。据文献记载，“从1585年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每星期都会有一份商品价格清单问世，它包括了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交易的大部分商品价格，上面的价格成为当期价格。[ 张玲睿：《浅析 16 至 17 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信息交流机制》[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No.32(2): p24。]”丹麦海峡扼守东欧与西北欧的交汇处，留存下来的通行费征收记录中也表面“当时通过那个海峡的船只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荷兰[ 俞杰：《试论黄金时代的荷兰制度创新[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7,No.277(10):121-123.]”，这些都体现出当时荷兰的商业活动空前的繁荣。而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商人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开始将目光转向艺术品消费，荷兰市民旺盛的购买欲使得一批批绘画艺术家们活跃于阿姆斯特丹、乌特勒支、哈勒姆这些大城市。就艺术环境而言,“17世纪中叶大约有650个至700个画家在荷兰生活和工作，在2000-3000位居民里有1个是画家”,每1000个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就有1.5至2个画家[ [德]迈克尔·诺斯：《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与商业》[M].朱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p96.],"荷兰艺术也在大量艺术家的涌入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取向与精神追求，这种本土化的艺术风格进一步刺激了艺术市场的兴盛，使其呈现出高度商业化与民主化的特征。  

在这种艺术市场下，艺术品已成为一种可流通的商品，其商业价值甚至超越了审美价值。Golahny指出，在当时，"金钱腐蚀[ Golahny, A.:《The Use and Misuse of Rembrandt: An Overview of Popular Reception》[J].Dutch Crossing, 2001,No.25(2), 316.]"的主题频繁出现在围绕伦勃朗展开的通俗叙事中，无论是关于伪造、失窃还是新发现的画作，都反映出社会大众对艺术品投资属性的高度关注。这种市场意识甚至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例如Theodore Bonnet 1955年的小说中以加州一家酒馆偶然发现伦勃朗的画作为线索，探讨了艺术珍品如何引发贪婪、紧张与毁灭。这虽属虚构，却精准捕捉了十七世纪以降荷兰绘画作为“价值载体”的社会认知——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新兴商业社会中财富、品味与身份的象征。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夜巡》，也绝非单纯是伦勃朗艺术灵感的迸发，要理解《夜巡》的赞助机制，必须深入了解民兵连在十七世纪荷兰社会中的独特地位。据文献表明，17世纪荷兰民兵连是“防卫、社交与身份展示的混合组织”，兼具军事职能与市民精英“凝聚认同、彰显荣誉”的需求，其“集体荣誉观建立在平等展示与共同贡献之上[ [法]保罗∙祖姆托：《伦勃朗时代的荷兰》[M],张今生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p122.]”。民兵连承担着防卫、治安与社交等多重职能，这种组织不仅是军事单位，更是市民精英展示身份、凝聚认同的重要平台。他们的荣誉观建立在集体认同与个人贡献的双重基础上，荣誉需求又直接催生了艺术市场的重要分支。在《夜巡》诞生之前，伦勃朗的“个人特质，包括对其性格的诠释，以及他的艺术作品中的神性与人性、学识与……的深刻对立，共同促成了对他的迷恋[ Golahny, A.:《The Use and Misuse of Rembrandt: An Overview of Popular Reception》[J].Dutch Crossing, 2001,No.25(2), 307.]”，这种对艺术家“天才”的建构，本身即是市场策略的一部分。“这个统计数字只有在与其他艺术家的识别率比较时才有意义……正是这位艺术家的名字识别度，而非任何内在价值，似乎证明了伦勃朗名字品牌使用的合理性。[ Golahny, A.:《The Use and Misuse of Rembrandt: An Overview of Popular Reception》[J].Dutch Crossing, 2001,No.25(2), 317--318.]”所以当民兵连成员为《夜巡》支付费用时，他们购买的不仅是自身形象的再现，更是“伦勃朗”这个“艺术家品牌”所承载的文化资本——一种将商业成功转化为不朽声望的炼金术。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夜巡》引发的争议进行一次更深刻的解读：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艺术市场的民主化竞争，共同构成了《夜巡》诞生的温床，传统的争议解释是伦勃朗的艺术创新违背了客户对“平均、清晰”的团体肖像的期望，而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争议的本质则变成了伦勃朗在兑现“文化资本”的方式上与赞助人的预期产生的分歧。因此，争议的焦点已经不仅仅是审美趣味的差异，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资本”应如何被定义和分配的冲突。

三、“破产”考辨：伦勃朗的收藏狂热与真实财务状况

1656年，伦勃朗宣告破产。自菲利波·巴尔迪努奇1686年在首部伦勃朗传记之一中提及此事的罕见性以来，评论家们始终将伦勃朗的破产纳入其生平与作品的评价体系，却往往未能全然理解其背后的缘由。传统艺术史叙事常将《夜巡》引发的争议视为伦勃朗人生轨迹的急转直下之点，甚至视其为导致其晚年破产的直接导火索。然而，通过翻阅1642年（《夜巡》完成之后数年有关伦勃朗的经济文献与财产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他的破产首先源于其一系列财务鲁莽行为，像是他曾向1632至1635年间与其合作并提供住宿的艺术经销商亨德里克·乌伦布赫借出1000荷兰盾购置昂贵住宅，那时他作为一名需求量极大的成功画家，似乎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房地产支出。然而，在其后的人生中，因所在街区逐渐失去吸引力、隔壁房屋更换桩基引发的纠纷与干扰，以及伦勃朗为避免破产、保住住宅而参与的一系列失败的复杂交易，伦勃朗始终处于债务人的位置。克伦肖指出：“伦勃朗陷入财务困境的一个明确导火索是，他未能偿还圣安东尼大街那处住宅的贷款[ Paul Crenshaw.：《Rembrandt’s bankruptc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44.]”，

此外，在当时收藏之风盛行的年代，“最小的店老板家中也挂满画作，农民甚至愿花2000-3000盾买画[ [法]保罗∙祖姆托：《伦勃朗时代的荷兰》[M],张今生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p168.]”，“美术工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影响。[ 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高等美术教育出版社 1994 . 7 p51、p231.]”得益于破产时编制的财产清单，人们早已知晓伦勃朗收藏的绘画、版画、素描、古董珍玩与自然标本的规模和种类。当时的他对艺术品及古董的收藏并非出于投资目的，而是源于对艺术本身的极致痴迷，这种痴迷早已超越了理性的财务规划，即便面临债务日益攀升的危机，鉴于伦勃朗缺乏自控力，且对收藏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依然在收入不稳定时仍持续投入巨额资金，使这些也成为他财务压力的重要源头。

除却伦勃朗的个人原因外，1652-1654荷兰共和国经历了首次英荷战争，战争影响了贸易，而市场对艺术品，特别是大型、昂贵的历史画和团体肖像的需求有所萎缩，转向更小型、更装饰性的作品。伦勃朗所擅长并倾心的宏伟历史叙事风格，市场正在收窄。其学生兼传记作者约安尼斯·凡·隆恩也暗示了这种时代变迁：“人们的品味开始改变……他们不再欣赏他画中那种深沉的力量和真挚的情感。[ [荷]约安尼斯·凡·隆恩：《暗夜之光 伦勃朗传》[M],周国珍译，金城出版社，2012.p225-231.] ”因此，伦勃朗的收入来源在其债务高峰期遭遇了市场下行压力，使其脆弱的现金流雪上加霜。

综上，伦勃朗的破产是一个多因性、长期积累的财务过程，其核心驱动力在于他作为“收藏家——艺术家”的身份认同与消费模式，其中叠加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衰退。将《夜巡》片面地认为是其人生败笔的“导火线”，是一种后世戏剧化的文学叙事，而非严谨的财务历史事实。《夜巡》或许对伦勃朗日后的商业委托有所影响，但伦勃朗的财务崩溃，则源于他毕生致力于将物质财富转化为艺术与文化资本的一场极具风险的人生实践。

结  语

对《夜巡》相关典籍史料的考析表明，艺术史上的许多结论并不是来源于事件发生的时期，而是后世出于某种目的而累积变成的文学性叙事，而非历史事实。在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社会与艺术市场语境中，《夜巡》的争议本质也是一场关于“文化资本”如何定义与分配的冲突，而非单纯的审美分歧。伦勃朗1656年的破产，也并非由《夜巡》直接导致，而是其收藏狂热、投资失策与市场波动长期叠加的结果。因此，回归史料，还原画作语境的复杂性，才能跳出成功或失败的二元评判，重新界定《夜巡》在荷兰艺术史中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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