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互鉴视域下喀什非遗中华文化基因传承与传播研究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度推进的背景下,丝路文明互鉴成为深刻的时代命题。喀什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亦为当代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然而,当前喀什非遗的跨文化传播面临深层困境,其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传播实践中呈现“失语”状态,导致文化主体性弱化、传播效能不足。本文立足于丝路文明互鉴视域,以喀什非遗为研究对象,系统挖掘其中华文化核心基因,诊断其当代传播的现实困境,进而构建以文化基因激活为基础、以跨文化叙事为核心的传播策略体系。旨在突破喀什非遗传播的话语困境,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与国际表达,为提升中华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文明互鉴;喀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跨文化传播
喀什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疆支点、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其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十二木卡姆、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等,是中华文明与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生动注脚。然而,在当前全球化与媒介化交织的传播语境中,喀什非遗的跨文化传播面临深层困境,一方面,其在旅游开发、媒介呈现等传播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异域风情的符号表象,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核心基因,如家国情怀、匠人精神等,在跨文化叙事中呈现显著的“失语”与“遮蔽”状态。这一困境不仅制约了喀什非遗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主体性彰显,也削弱了其在丝路文明互鉴中的深层价值传递。如何在传播中激活喀什非遗的中华文化基因,如何构建契合文明互鉴诉求的传播策略,成为需要回应的时代议题。
当前,对喀什非遗的研究视点聚焦于喀什传统手工艺、纹样符号等领域。如学者阿斯卡·卡维力,探讨新疆喀什土陶的历史渊源以及独特的制作工艺,指出土陶文化在新疆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学者韩佳杏结合喀什莎车的非遗纹样与俄罗斯传统织物图案,探索其在现代设计中的融合与创新表现。[2]既有成果或聚焦于历史考证,或关注数字化传播与文旅融合,但将文明互鉴与文化基因引入喀什非遗传播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本文立足于丝路文明互鉴的宏观视域,以喀什非遗为研究对象,希冀实现从理论层面系统挖掘喀什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文化核心基因,厘清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呈现逻辑,为非遗传播研究提供理论补充;从实践层面诊断喀什非遗当代传播的现实困境,构建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体系,为提升中华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提供实践路径。最终将文明互鉴落位于非遗传播实践,从传播维度回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诉求以及为喀什地区文旅融合、文化润疆等现实议题提供学理支撑,其研究思路图如图1所示。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文明交流互鉴是数字文明时代的全球传播范式,需要在全球视野中展开以个体为节点的赋权式跨文明传播。[3]与单向的文化输出或简单的文化比较不同,文明互鉴强调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尊重与彼此滋养[4]。在这一视域下,喀什非遗应置于跨文化交流的动态场域中加以考察,关注其如何在历史互动中生成、在跨文化传播中转化。作为流传于新疆喀什地区、被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喀什非遗涵盖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节庆仪式及传统手工艺等诸多门类,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交融特征。以“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例,该遗产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5],其音乐形态既吸收波斯阿拉伯音乐的音阶调式,又承袭中华文化的叙事传统与审美意蕴。又如喀什土陶,作为南疆地区的代表性器物,不仅体现特定时期人类生计素养与技术审美的养成,更以“非文字历史”的形式,补证了文化交互、贸易往来和跨文化对话的细节。[6]
喀什非遗并非单一民族或单一文明的产物,而是丝路沿线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活态样本,其文化基因中天然蕴含着跨地域、跨民族的融合特质。基于此,引入文化基因理论,便成为解析喀什非遗文化内核的关键路径。“文化基因”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指的是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核,是一种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社会信息与内在特征。[7]它体现为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和识别性的符号系统、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审美取向。中华文化基因正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演进中积淀形成的文化内核,具体呈现为家国情怀、匠人精神等深层价值取向。文化基因并非静止不变的遗传因子,它在跨文化传播中既保持核心稳定,又不断吸收外来元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挖掘喀什非遗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旨在识别其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规定性,为后续传播策略构建提供内容基础。
跨文化传播理论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传递与解读差异提供了基础视角,有助于把握喀什非遗在跨文化叙事中可能遭遇的误读与折损机制。文化认同理论则关注文化身份的多层建构,揭示喀什非遗作为地方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与多元文明记忆复合载体的独特属性,为其在传播中平衡文化特色与主体性提供理论参照。符号学理论关注意义的生成与传递方式,为分析非遗符号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表达与转化提供了分析工具。文化活化与遗产传播理论则将视野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传播,强调非遗作为面向未来的对话媒介,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在当代语境中实现意义再生。这四类理论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核心资源。
上述理论并非悬置的抽象命题,而是与喀什非遗的传播实践紧密呼应。以十二木卡姆为例,其唱词中蕴含的忠孝节义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因语境的剥离而难以被异质文化受众完整理解,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理论所关注的“意义传递与解读差异”问题。其旋律形态中波斯阿拉伯音乐元素与中华叙事传统的融合,又恰是文化认同理论中“多层复合身份”的典型呈现。又如喀什土陶,其器型纹饰中中原风格与本地审美的交融,构成了一套丰富的符号系统,为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具体样本,而当下土陶技艺从传统器用向文创产品的转型,则生动诠释了文化活化理论所倡导的“创造性转化”,其四维理论框架结构如图2所示。
二、喀什非遗中华文化基因的挖掘与传播困境诊断
(一)中华文化基因在喀什非遗中的具体表现
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等碰撞融合的前沿地带,这种多元交融的文化生态为喀什非遗的生成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土壤。喀什非遗中的中华文化基因,集中体现于符号系统、价值观念与叙事模式三个层面。符号系统层面,喀什非遗广泛采用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纹样与意象,喀什木雕以杏、桃、石榴、荷花等植物纹样为主,构图讲究对称与韵律,其几何纹样严谨规整,植物花卉自由灵动,延续了中原传统装饰艺术的美学特征。英吉沙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土陶艺人阿卜杜热合曼父子创作的“八骏陶”,以赭红为底、墨线勾勒、翠色点缀,八匹骏马昂首扬鬃的形象直接取材于徐悲鸿《八骏图》的经典意象,将中原绘画题材与西域制陶技艺完美融合,如图3所示。价值观念层面,喀什非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十二木卡姆的唱词中蕴含忠孝节义、家国情怀等伦理观念,在民间传承中发挥着道德教化与社会凝聚的功能;节庆习俗中敬天法祖、团圆和谐的理念,以及传统建筑装饰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均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叙事模式层面,喀什非遗延续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抒情传统与意象思维,木卡姆的叙事往往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月、花、夜等意象寄寓人生感悟与情感体验,这种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与中华古典诗词一脉相承。
Fig.3 Eight Horses Pottery
(二)喀什非遗传播的现实困境分析
尽管喀什非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其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却面临多重困境。传播主体困境首先体现为传承群体的断层。喀什地区非遗传承人普遍老龄化,青年一代因经济回报偏低、技艺学习周期长而缺乏传承意愿。以土陶技艺为例,一位年过六旬的传承人坦言,其技艺虽精湛,但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数年的年轻人寥寥无几,传承主体的萎缩,直接导致文化基因难以在代际传递中完整延续。其次,传播内容的困境集中表现为文化基因的遮蔽与失语,一方面,在旅游开发与媒介呈现中,喀什非遗往往被简化为异域风情的符号表象,其深层的中华文化内涵被有意无意地过滤,如十二木卡姆的展演常被局限于歌舞观赏层面,唱词中的伦理教化意义与文化认同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阐释。另一方面,非遗传播内容缺乏系统性的文化基因梳理与提炼,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叙事。最后,传播渠道与受众困境体现在传统传播方式与当代受众接受习惯之间的错位,当前喀什非遗仍主要依赖节庆展演、传承人口传心授等传统渠道,数字化传播与新媒体应用相对滞后。年轻一代受众更习惯于短视频、沉浸式体验等新兴媒介形式,传统非遗表达方式难以有效触达这一群体,即便如《遇见喀什》这类沉浸式演艺尝试将非遗与数字技术融合,仍面临如何平衡科技呈现与文化深度之间的挑战。
喀什非遗传播困境的形成,是历史、社会与媒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维度看,喀什地处边疆,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非遗保护与传播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使得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非遗逐渐失去原有的生存土壤。从社会维度看,非遗传承的经济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许多非遗技艺难以转化为稳定的经济收入,导致传承动力不足。同时,教育体系中缺乏系统的非遗知识普及,公众对非遗文化内涵的认知相对有限,制约了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从媒介维度看,喀什非遗的传播长期依赖传统媒介渠道,数字化转化与新媒体传播能力薄弱,在“注意力经济“时代,缺乏视觉冲击力与叙事张力的非遗内容难以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喀什非遗的传播困境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主体、内容、渠道与受众等多重维度问题的叠加呈现。唯有深入诊断这些困境的表征与成因,方能为其传播策略的构建提供切实依据。
三、喀什非遗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播策略构建
喀什非遗传播困境的破解,亟需于一套系统性的策略体系。基于前文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挖掘与传播困境的诊断,笔者从基因激活、叙事优化、渠道拓展、受众导向四个维度,构建以“文化基因激活”为基础、以“跨文化叙事”为核心的传播策略体系,如图4所示。旨在推动喀什非遗从文化资源的静态保护走向文化价值的活态传播。
(一)文化基因的激活与符号转化
文化基因的激活是传播策略的起点与基础,喀什非遗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或隐于技艺流程,或藏于唱词语汇,或寓于仪式象征,需要经过系统性的识别、提炼与转化,方能从潜在的文化积淀转化为可传播的意义资源。首先要建立文化基因的识别与分类框架,以符号系统、价值观念、叙事模式三个维度为坐标,对喀什非遗项目进行系统性梳理。以喀什土陶,需从器型纹样中识别中原传统纹饰的变体呈现,从工艺流程中挖掘天人合一的造物智慧和潜在的匠人精神。其次,推动文化基因的符号化转化。抽象的价值观念需要附着于可感知的符号形式,方能实现有效传播。[8]以八骏陶为例,徐悲鸿八骏图的经典意象与喀什土陶制陶技艺的融合,本身就是文化基因符号转化的成功实践。以此为借鉴,可推动更多喀什非遗项目将中华文化核心意象转化为可视、可触、可感的符号载体,如将木卡姆唱词中的经典意象开发为视觉图案,将传统纹样提炼为文创产品的设计语言。再次,构建文化基因的叙事单元。将识别出的文化基因符号进行组合与编排,形成可供传播的意义模块,如将土陶技艺中蕴含的匠人精神、节庆习俗中体现的家国情怀、木卡姆唱词中传递的伦理观念,分别提炼为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叙事单元,为后续跨文化传播提供内容基础。
(二)跨文化叙事的优化与话语重构
在文化基因激活的基础上,如何讲述这些基因的故事,成为传播策略的核心环节,旨在尊重喀什非遗文化特质的前提下,构建能够被受众理解、接受乃至共鸣的话语体系。叙事主题的凝练是关键的第一步。喀什非遗承载的中华文化基因,可凝练为若干具有跨文化通约性的主题,如匠人精神指向技艺传承中的专注与坚守,契合当代社会对工匠价值的普遍认同;家国情怀可转化为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文化表达,与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相呼应;和合思想则能为文明对话提供价值资源,在多元文化冲突频仍的当下具有普遍意义。以十二木卡姆为例,其唱词中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均可提炼为“家园情感”这一跨文化主题加以传播。叙事话语的重构需要实现从地方性表达到跨文化转译的转换。一方面,避免过度依赖地方性知识背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对叙事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注重情感共鸣的营造,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为桥梁,引导受众进入喀什非遗的文化世界。如土陶技艺的传播,可从“泥土与双手”这一人类共通的造物体验切入,再逐步引入其承载的中华造物智慧。叙事主体的多元化同样不可或缺,除传承人作为核心叙事主体外,可引入文化学者、艺术家、媒介从业者等多重叙事视角,形成互补的话语体系,鼓励喀什本地青年参与非遗叙事创作,以其更贴近当代受众的表达方式,讲述非遗与当下生活的关联。
(三)传播渠道的拓展与媒介融合
优质的内容需要适配的渠道方能触达目标受众。面对媒介环境的深刻变革,喀什非遗的传播必须突破传统渠道局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传统与现代并重的立体传播网络。数字化传播是拓展渠道的重中之重,建立喀什非遗数字资源库,对非遗项目进行系统性采录与数字化存档,为后续传播提供内容支撑。短视频平台的应用尤为关键,可将非遗技艺的高光时刻、文化基因的微叙事制作成适合碎片化传播的短视频内容,触达年轻受众群体。文旅融合为喀什非遗提供了场景化传播的空间载体。在喀什古城、高台民居等旅游景区,嵌入非遗活态展示与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感知文化内涵,开发非遗主题研学旅行产品,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深度文化体验活动。传统渠道的活化同样值得关注,节庆展演可从单纯的技艺展示转向主题化叙事呈现,如以中华文化基因为主线,策划木卡姆主题音乐会、土陶技艺主题展览。
(四)受众导向与文化认同的强化
喀什非遗传播策略的构建,需要确立受众导向意识,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接受习惯与心理需求,进行差异化传播设计。针对国内受众,传播的重点在于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在内容设计上,突出喀什非遗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属性,揭示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脉关联。如通过土陶纹样溯源、木卡姆唱词解读等方式,呈现喀什非遗与中华文化母体的精神联结。针对丝路沿线国家受众,传播的重点在于激活文明互鉴的对话功能。以共享的文化记忆为切入点,如木卡姆音乐与中亚、西亚音乐的历史渊源,土陶技艺与丝路贸易的密切关联,引导受众从自身文化脉络出发理解喀什非遗,进而建立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进而探索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非遗交流展演、联合研究等合作项目,在对话中增进相互理解。针对国际受众,传播的重点在于构建可通约的文化叙事。避免直接输出价值判断,转而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关切为桥梁,如十二木卡姆中对生命、爱情、自然的咏叹,土陶技艺中人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均可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情感支点。在传播方式上,注重与国际化传播平台合作,借助专业力量提升传播内容的适配性与影响力。
总结与展望
喀什非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土陶木雕中的中华纹饰、木卡姆唱词中的忠孝节义观念、节庆习俗中的敬天法祖传统,共同印证其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规定性。然而,其在当代传播中面临中华文化内涵遭遇遮蔽与失语的重困境,破解该困境则需要构建以文化基因激活为基础、以跨文化叙事为核心的系统性传播策略,通过符号转化、话语重构、渠道拓展与受众导向,实现文化认同的强化与文明互鉴功能的发挥。本文拓展了非遗传播的理论视野,为喀什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路径,也为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地区的非遗传播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需指出,本研究田野调查范围有限,传播策略的效果验证有待后续实践检验。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深化实证探索,为喀什非遗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与跨文化传播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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