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创新发展研究--以“余杭纸伞”为例
如何发掘文化优势:立足传统底蕴,走向世界舞台
“余杭纸伞”源远流长的传承流变,是其丰厚文化底蕴的源泉,也是发掘其根本优势的立足点。“余杭纸伞”作为劳动人民优秀结晶之一,能够流传到现在,离不开背后底蕴支撑。据各类考古资料可以看到,与目前“余杭纸伞”形态最为接近的是战车车篷,因此部分学者认为纸伞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车伞。虽然这一时期车伞造型与后世纸伞形态非常接近,但仍有细微差别:该时期伞无伞斗,伞骨直接插入伞柄上端盖斗中,同时,由于此时伞架未出现短撑,伞面无法收合,导致体量较大,相对后世伞较笨重;这一阶段制作材料也与后世有别,以木、青铜、绸、布、兽皮等为主。
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渐渐被普及,为后世油纸伞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这一阶段伞面主要材料仍然是丝帛,一直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代替昂贵的丝帛成为伞面的原料,工匠在纸上涂以桐油,以达到防水效果。此时油纸伞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凭借着经济实惠的优势,广为流传。
伞具原材料的变化,可以推出社会的进步,不同伞的使用方式,也暗示着封建社会下地位与身份的划分。据汉代出土的青铜镜花纹,可以看到西王母头顶悬挂曲柄伞盖以示地位崇高,此时,伞即是地位的象征;据《隋书·礼仪制五》记载:“王,庶姓王,仪同三司以上,亲公主,雉尾伞,紫伞。”此时,伞是地位的象征从汉代到隋唐五代时期,伞的使用更为普遍,品种也更为丰富,但仍仅限文人贵族使用。直到宋元时期,伞才成为社会平民用品,北宋孔平仲的诗句“强登曹亭要远望,纸伞掣手不可操”(《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郡侯送酒》)中提到了“纸伞”二字,这是“纸伞”二字最早出现的文章,该诗也说明纸伞在宋时除遮雨,设摊等日常需要外,还运用于登高,骑马等特殊场景,宋元时期纸伞的广泛运用,也表明除官员外,平民百姓均可用伞,尽管但这一阶段纸伞使用场景受限较少,但在形式和颜色上仍有划分,例如北宋哲宗时期就规定,红黄伞仅为皇室所用。
明清时期,纸伞样式与制作材料较前代并无太大变化,但根据地域与名气进一步划分成了各类纸伞,在这样的背景下,“余杭纸伞”凭借精妙的制作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纸伞的“八大家族”之一,至今已有二百五十余年历史。《余杭县志》中有载:“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余杭有董文远九房开设纸伞店,生产余杭纸伞,名著一时。”该店地址在余杭镇横街(现新生街47号)。二百五十余年间,“余杭纸伞”在历史上因为工艺复杂、战乱等原因一度消沉,但是如今经过政府牵头,手艺人努力,“余杭纸伞”几经蜕变。2007年,被成功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得到了文化的继续流传,还带动了当地就业;现在“余杭纸伞”工坊有序运营,为当地退休老年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当然,“余杭纸伞”不仅仅能够带来丰富的经济效益,还在历朝历代中纸伞担任着传播中华文化的要务;在将来,“余杭纸伞”也能作为中国名片之一,对外输出中华力量。
纸伞国际传播路径:纸伞源自中国。16世纪初,中国伞传入欧洲地区,在该阶段,伞的使用限于宗教目的;到16世纪中叶,伞传入法国,与当时国内情况类似,伞用作地位象征,供应于王室成员,两次工业革命之后,伞作为工业产品走向平民大众。
在东亚国家,伞的传播可追至更早时期。早在隋唐时期,便相继传至日本、朝鲜等地,并在当地发展出具有国家地域特色的伞文化。其中吸收中国纸伞文化,转化为自身文化较成功的是日本和伞。日本伞最初为飞鸟时代(即隋朝时期)作为佛教华盖,经朝鲜半岛百济传入日本。这一时期伞更具精神价值;平安时期,伞作为配饰出现在画卷中,成为权威的象征,彰显身份与地位;该时期,雨伞无法收闭,到安土桃山时期,和伞得以闭合;此时,伞仍然是贵重物品;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和伞制作产业的兴旺,和伞才进入了平民众日常生活。明治维新时期之后,由于外来资本的进入以及塑料的运用,和伞渐渐被轻便的西方伞代替。但是日本以其独特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日本和伞在今天仍然活跃在其国人日常生活中。上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该法律的颁布被认作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形成的开端。此后,日本政府深度推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各类遗产在现代生活中重绽光芒。如今走在日本街头,有时能够看到身穿和服举和伞的日本人,足见纸伞发展之旺盛。日本能够将文化遗产精心继承,并带动相关经济市场一同发展,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是相对于文化内涵,显然中华文化更为博大精深,更有可究之处。如果能够利用法律手段完善空白领域那么中华非遗文化的发展前景,也是巨大的。
文化内涵整合:“伞”,古字写作“繖”,字形上从“纟”,意为丝织物;“伞”俗写作“傘”,中间有四个“人”,意为多子多福;此外,中间的“人”意为活动可收束的榫头,蕴含着中间古建筑搭建原理;相传第一把伞即由鲁班借鉴亭子而制成。从古至今,伞的基本结构为四大类,即伞面,伞骨,伞柄及其它辅件,各类结构的穿插蕴含着伞的营造法式及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余杭纸伞”取木为材,以竹作伞,也表现出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余杭纸伞”的伞骨用竹子制成,意味着节节高升,因此古代赶考的书生或赴任的官员会在行李中装一把红色的伞,寓意“高中”。除寄托心愿之外,“余杭纸伞”在中国地方婚俗文化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伞面为圆,伞架作“心”,即“永结同心”之意,有祝福新人生活圆满幸福之意;在传统中式婚礼上,新娘出嫁下轿时,喜娘用红色油纸伞遮住新娘,寓意婚后生活红火,纸伞亦担任结媒工具,在《白蛇传》中,纸伞便是连起许仙与白娘子二人感情的纽带。由于方言的因素,有些客家人认为“伞”是谐音“子”,因此用纸伞作为嫁妆,从这个方面来看,纸伞和青蛙等民俗事物一样,带有生殖崇拜的色彩。
除了寄存人们的精神需求外,纸伞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古人的崇天心理。纸伞顶端包裹方巾,与圆形伞面形成呼应,寓意“天圆地方”;此外,方巾置于纸伞顶端,是古代孝道的象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损伤,头上覆以方巾以示对于上天的尊崇,这种尊崇转移到纸伞上,就成了顶端的装饰。
江浙一带,纸伞也作为报丧工具进行暗示,伞头朝上柄朝下,放至门外,即为报丧。此外,中国许多地方流行亲人死后“做七”的习俗,即七天一祭,共七次。而在杭州的“五七”中,“余杭纸伞”就是祭祀物品之一。简而言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伞都被赋予了不同意义,但不管何种用途,都体现着古往今来中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如何挖掘经济价值:更新技术产品,赋能非遗文化
经过以上对“余杭纸伞”文化的挖掘,能发现它的内涵丰富,是文化产品领域的“富矿”,但勘探之后如何挖掘,需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余杭纸伞”蕴含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但是想要更近一步发展,需要开展技术创新发展,这需要在在纸伞本身的产业生态上进行推敲。在这方面,首先离不开人民群众,只有当大家具有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它才能焕发新生,这也需要民俗学的发展,民俗学就是常说的劳动人民的智慧。那么将不同的民俗结合,将不同的非遗结合,衍变出新的产品,或许能够顺着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让物体本身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譬如将“余杭纸伞”伞面纹样用蜡染,扎染等方式进行制作,将两项非遗技术相结合,吸收二者精华,剔除冗杂繁复的重复性工作,对于非遗绽放新生将会有突破性的帮助。对于纸伞本身,可以在纸面尝试运用除宣纸、桃花纸之外的新型纸张进行制作;纸伞的伞杆则可以尝试抛开古板的木棍,利用现代材料,铝合金等来代替,在保留伞架完整的情况下,尽可能减轻伞自身重量,融入人体力学等,为长时间的托举省下一份力。
不仅仅是探索材料及制作工艺,解构“余杭纸伞”也是一种新方式。在保留传统纸伞工艺制作的前提下,对每一步进行拆解,剔除传统手工艺中冗杂的工序,融入“新”的方式,达到对纸伞进行分析、厘清、再造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品物流形”设计团队就以“尊重传统,但颠覆传统”的思想对“余杭纸伞”进行了成功的解构与再创,该设计团队同样认为,对于物体进行再创,需要先尊重传统,了解传统,最后发扬传统。余杭纸伞的背后是毛竹、棉线、宣纸、七十二道工艺……的构成。对每一道工序,进行思路的转换再创,进行传统手工艺工具与现代手工艺工具的比较,思考工具对于传统制作的影响,对于纸伞原生材料进行替换,或者进行不同状态的加工,譬如将竹杆改为竹片、尝试像和伞一样对于伞的结构进行加固等,尝试探索并延续“余杭纸伞”的发展,以优化纸伞本身来开拓市场。
纸伞衍生品:开发纸伞衍生产品是推动纸伞与现代环境相融合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要求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利用一系列衍生品开拓纸伞新市场,激发非遗新生机,深挖余杭纸伞的文化内涵,包括但不限于简单的文创产品,推动纸伞向建筑、幸运、婚俗、孝道、祭祀文化等衍生发展。
在建筑方面,可以在设计过程中融入纸伞元素,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便将现代与古韵结合,凭借江南油纸伞元素,建造体育场,这是中华江南的优秀展现。在生活方面,则可以推出“节节高”系列纸伞,让考生或是求职者能够获得心理安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婚俗方面,可以与中式婚礼深度契合,推出“婚伞系列”,在纸伞本身的基础上,推出伞柄配饰,与中国结相融合,即为“团结友爰”。在伦理方面,推出“子母伞”(一大一小),在祭祀方面,推出祭祀专用伞,立足于需求,开发出纸伞样式的灯罩或帽子,尝试利用纸伞原料制作鞋子,椅子等常用家具,利用拼接的思路将纸伞与中国旗袍结合,推出同色系装扮,……以上种种,均是在纸伞本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的衍生。利用发散但有序的思维,寻找纸伞再创可能性。在一次次开发新产品中将思路打开,让更多人能够在身边渺小的事物中发现纸伞文化,发现非遗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融入相关市场:当下伞市场趋于平稳饱和,并且大都为尼龙折伞、自动伞等现代伞占据,纸伞这类传统伞份额较少。急需开拓新市场,这就需要完善“余杭纸伞”自身品牌定位,把握自身属性,立足优势,深度挖掘,以适应现代环境。在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今天,人们更需要有内涵,有体验,具有积极意义的物品出现。在历史中追溯,在历史中探寻,“余杭纸伞”这类非遗就是满足人们需求的优秀载体。
“余杭纸伞”作为非遗产物,追根究底属于民俗产物,是符合人民群众审美的物件,蕴含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将纸伞挖掘转化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是完善纸伞品牌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立足纸伞的属性与优势,进行更全面的宣传,譬如通过在抖音等网络公共平台进行直播“余杭纸伞”的制作过程等;对于纸伞的前世今生进行文字的撰写整理,拍摄纸伞的选材,加工等;与现代科技结合,打造时下热门“数字文化”;或是与各类IP结合,譬如与“国漫”“国潮”“新中式”等热门词条结合,提高出圈率,以寻得更多潜在客户。
同时,适当调整纸伞在售卖过程中的定价,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系列,为手艺人以及所有发展余杭纸伞的人员带来坚固的经济基础,做好物质保障,使相关从业人员更积极地投入传承发展工作;开设非遗课堂,吸引更多人学习余杭纸伞的制作,可以完善纸伞制作过程与人员教导安排,注重用户操作体验,强调个人制作纸伞的独特与鲜明性,课程学员对于产品进行二次宣传;政府联合企业,打造纸伞度假村,开设纸伞主题民宿等,以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开发出更广阔的市场。经济价值是纸伞的一方面,在物质条件日渐充盈的今天,其时代价值更应该被人所重视。
如何赋予时代价值:中国特色文化,同频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余杭纸伞”作为非遗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能够展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考方式与精神标志,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与精神标志能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源头力量,能够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中,帮助我们扎根文化底蕴,自信面对文化交流互鉴。纸伞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儒家礼制思想,其所倡导的忠信仁义的精神追求等品格,对于当代健康社会风气、良好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也具有启示意义,手持纸伞的同时,也是对做人做事的提醒与警示。在“余杭纸伞”的制作过程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工匠精神”,在当今社会“工匠精神”仍然值得推崇,它让我们勇于创新,精益求精,这也要求中国青年们怀着赤子之心,以认真执着的态度,推动着中国的未来向上一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像“余杭纸伞”这类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规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要求着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着要求,向前发展需要继承文化传统,立足经济基础,“余杭纸伞”能够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也能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先驱,这也证明了本项研究具有必要性。
文章来源: 《文化产业》 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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