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与传承：以段店窑为核心的唐代鲁山花瓷窑口工艺谱系研究

摘  要：段店窑凭借精湛的工艺为后世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相关研究存在文献稀缺、考古不足和跨学科研究欠缺等问题。本文以段店窑为核心，采用文献、考古、对比研究法，梳理工艺谱系，明确段店窑在唐代鲁山花瓷窑口的核心地位，通过分析段店窑的地理历史优势和花瓷工艺的核心要素，探讨其对周边窑口及后世彩瓷的影响，旨在为鲁山花瓷工艺的发展及窑口关系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方法，揭示鲁山花瓷蕴含的唐代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段店窑；鲁山花瓷；工艺谱系

　　唐代鲁山花瓷以独特窑变工艺与美学风格，打破了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1]工匠运用二液分相釉技术，实现了黑、白、蓝等多色交融，呈现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段店窑作为鲁山花瓷的核心产地，遗址规模大、文化层厚，出土大量标本，清晰展现了该工艺的发展脉络，对研究鲁山花瓷的起源和演变意义重大。以段店窑为核心的工艺谱系研究，能够填补唐代陶瓷的工艺研究空白，明晰工艺传承路径，加深人们对周边窑口及后世瓷器发展的理解。鲁山花瓷蕴含丰富的唐代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与文化交流状况，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有积极意义，也为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提供了灵感。

　　唐代鲁山花瓷与段店窑概述

　　唐代前，瓷器釉色以单一色调为主，形成“南青（越窑）北白（邢窑、巩县窑）”的格局，限制了装饰艺术的发展。[2]鲁山花瓷运用二液分相釉技术，在黑釉等底色上，以洒斑、点斑技法点缀多彩釉斑，实现了从单色釉到复色釉的突破，开了复色釉装饰的先河。鲁山花瓷的窑变工艺为宋代钧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钧瓷继承其技术并加以创新，釉色更丰富，窑变更瑰丽，形成“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风格，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复色釉的理念与技巧，也启发了后世彩瓷的发展，推动了瓷器装饰艺术走向多元化。审美上，鲁山花瓷雄浑豪放的风格彰显大唐的开放文化。

　　段店窑位于豫中西部鲁山县段店村，伏牛山东麓。当地瓷土、石英、铝土兼备，大浪河、沙河为段店窑提供了淘洗与冷却水源。近岸煤炭可稳定1250℃—1300℃高温，为花瓷烧成提供资源。[3]窑场始烧于唐初，据《羯鼓录》载，玄宗时鲁山花瓷已负盛名，出土标本与唐早期墓葬器一致，显示当时工艺成熟，产品流通全国，或进贡宫廷。北宋段店窑承唐余绪，兼取磁州、临汝之长，原料精炼，装饰增珍珠地鹿纹枕等，窑区扩容，成中原综合性名窑。金代虽逢战乱，段店窑凭地利仍产黑釉凸线瓷新品。元朝段店窑随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而式微，终致停烧，然其唐宋辉煌已永载陶瓷史。

　　段店窑出土的鲁山花瓷数量多、种类丰富，涵盖日常用器与陈设器物，为后人研究器型演变和制作工艺提供了详实资料。其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花瓷羯鼓釉色肥厚、胎质致密、施釉娴熟，尽显其高超制瓷水平，且相较郏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其他窑口，段店窑花瓷质量普遍更高，凸显其在鲁山花瓷制作中的领先地位。文献亦印证其核心地位，《羯鼓录》提到的“不是青州石末，即鲁山花瓷”明确了鲁山花瓷的重要性，作为主要产地的段店窑也随之受到关注。当地民谣提到的“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更描绘了段店窑的繁荣景象，反映其在唐代瓷器中的商业地位与影响力。从历史传承看，段店窑是鲁山花瓷发展的源头与核心，周边窑口纷纷效仿，形成以段店窑为中心的烧制区域，进一步巩固其核心地位。

　　段店窑花瓷工艺的核心要素

　　段店窑烧制鲁山花瓷主要选用当地的高岭土和黑毛土作为瓷土。[4]高岭土是一种优质黏土，具有良好可塑性、强结合性、高耐火度的特点，为鲁山花瓷的细腻胎质提供基础。该地区高岭土资源丰富，易于开采。黑毛土则含铁量高、颜色深黑，能增强胎体的强度和韧性，帮助瓷器在高温和应力变化下维持形状，同时影响釉色和独特的窑变效果。

　　在原料处理方面，段店窑首先筛选开采来的高岭土和黑毛土，去除杂质以确保纯净度，再进行风化处理，使原料质地均匀细腻，便于后续加工。风化后，工匠使用石碾或石臼等传统工具粉碎原料，将其制成细小颗粒。为提高均匀性和可塑性，陶土还需经过淘洗和陈腐处理。工匠通过水中搅拌去除粗颗粒和杂质，得到细腻的泥浆。陈腐是指工匠在阴凉潮湿环境中密封保存泥浆，使水分分布均匀，分解有机物，从而提升坯体的可塑性和干燥强度，减少烧制过程中的变形和开裂。

　　段店窑鲁山花瓷的制坯成型以拉坯、模制为核心，并常将二者交叉互补。拉坯环节，工匠取久经陈腐、可塑性极佳的泥料置于高速陶轮，双手借离心力外提下压，指腕微收，顷刻拉出圆整器壁。罐颈渐收、碗腹微鼓，线条一气呵成，坯体致密均匀，再经利刀精修，厚薄可控制在两毫米内，既坚且轻，充分展现轮制流畅之美。模制环节，工匠先依图样雕出母模，翻制耐高温陶范，将湿泥填入后反复拍压，使泥料紧贴纹槽，脱模即得立体缠枝、鹿纹或云气浮雕。花瓷枕、多棱瓶等异形器一次成型，尺寸毫厘不爽，百件如一，效率倍增。若遇形制繁复之作，工匠先拉坯成主体，再模制口沿、耳柄、圈足等附件，趁湿度相宜时嵌接、捺水、修胎，使接痕隐于纹饰，兼具轮制之匀薄与范制之精巧，既缩短工期，又提升成品率，由此造就鲁山花瓷造型丰富、细节精工且能批量制作的优势。

　　段店窑鲁山花瓷采用两次施

　　釉工艺。工匠先以黑釉、茶叶末釉等打底，小件快速蘸釉，大件灌浆荡釉，厚薄均匀，既固色又增强釉坯附着力，须精准掌控浸釉时长与力度，杜绝流釉、漏釉。底釉阴干后，工匠再施蓝、天蓝等彩斑面釉，有时用洒斑令釉料自然飘落，有时以毛笔点斑勾勒规则图案，有时执壶泼斑使釉流肆意蔓延，三法交替，虚实相生，为窑变埋下伏笔。鲁山花瓷烧制的关键

　　在于釉为二液分相，经1250℃—1300℃高温烧制后成分分离，分散相聚集迁移成斑。[5]窑内氧化还原气氛更使铁、钛等元素变价，青、紫、绛、赭瞬息转换。段店窑工匠凭眼观火色、耳辨火声，调风门、控柴量，使温度曲线与气氛分毫不差，方烧出黑地洒蓝、褐中泛青、宛若云霞的花瓷。

　　以段店窑为原点的工艺传播与影响

　　作为与段店窑地理相近的重要窑口，郏县黄道窑在工艺上深度借鉴段店窑范式，但受原料与技术限制，二者存在明显差异。原料选取上，其采用当地黏土，然质地偏疏、含铁量等成分比例有别，导致胎体不如段店窑致密，手感更轻。黄道窑的制坯成型同样运用拉坯与模制技法，却因工匠技艺参差、模具精度与耐用性不足，器物器型规整度、线条流畅性及产品一致性均逊于段店窑。黄道窑的施釉与窑变工艺虽模仿两次施釉法，但釉料配方把控不准、窑温与气氛控制技术不成熟，使花瓷釉色泛青黄、火候偏低，胎釉结合不紧密，窑变效果微弱，彩斑色泽单调，缺乏段店窑釉色的自然流动感。

　　唐代内乡大窑店窑同样受段店窑影响烧制鲁山花瓷，工艺上呈现“承接有余而精研不足”的特点。原料处理环节，大窑店窑的瓷土与釉料加工工艺简略，导致胎釉颗粒粗大，器物表面粗糙，质感远不及段店窑细腻。制坯成型时，大窑店窑虽掌握基础拉坯与模制技术，但复杂器型的工艺把控能力欠缺，器型美观度与实用性存在缺陷，施釉环节因釉层厚度不均，直接影响窑变效果。同时，大窑店窑工匠对窑变原理理解滞后，难以烧制出段店窑式的色彩绚丽、变化丰富的产品。北宋时期，大窑店窑转向以青瓷为主，装饰工艺形成特色，既继承唐代花瓷装饰元素，又发展出印花、刻花、划花等技法。其中，缠枝菊花纹印花尤为常见，风格与汝州、宜阳等窑同类装饰相近，在区域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段店窑鲁山花瓷的出现，是“南青北白中原花”格局形成的关键。段店窑率先运用二液分相釉技术实现复色釉装饰，凭借窑变的绚丽色彩打破传统，吸引郏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窑、禹县下白峪窑等效仿[6]，形成中原花瓷烧制核心区，与南青、北白鼎足而三，推动唐代瓷业多元并进。其工艺更成为宋代钧瓷窑变之源，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即在段店窑釉法基础上加铜优化窑温气氛而得，复色釉理念与技巧还为元明清青花、五彩、粉彩提供了启示。

　　段店窑花瓷工艺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包容，段店窑花瓷工艺深刻印证了这一时代特质。其广泛采用当地高岭土与黑毛土，彰显出制瓷业对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传递出立足本土的文化自信与包容心态。其造型设计更融合中原传统审美与西域异域风格，西域的花瓷羯鼓，经中原陶瓷工艺与装饰手法重塑，成为唐代文化吸收融合外来元素的鲜活例证。唐代工匠对创新的追求在工艺中同样凸显。二液分相釉技术实现了高温下釉色自然窑变。洒斑、点斑、泼斑等多样施釉方法更让每件器物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装饰效果。[7]这种突破传统的工艺探索，为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段店窑花瓷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8]，造型丰富，罐、碗、盘等日常用器以简洁实用为本。花瓷罐大口短颈、丰肩鼓腹，线条流畅；花瓷羯鼓长圆筒体，两端粗中间细；梅瓶挺拔，玉壶春瓶柔美，尽显唐代造型艺术水准。其釉色依托二液分相釉技术，在高温下釉料成分分离流动，呈现黑、白、蓝、褐交融的窑变效果，纹理自然如云雾云霞。每件器物的釉色都独一无二，实现了自然与技艺的统一。这些器物的装饰以窑变天然纹理为核心，辅以弦纹、堆塑等简洁装饰，与窑变装饰相得益彰，共同构筑独特艺术魅力。

　　结语

　　段店窑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历史，在唐代以精湛工艺闻名，其原料选取与处理精细，制坯成型工艺高超，施釉与窑变工艺独特，通过精准控温与气氛控制实现绚丽窑变，影响深远，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未来，研究者可从加强考古发掘、拓展研究资料来源、深化跨学科研究以及挖掘文化艺术价值等方向展开探索，综合运用多学科手段与技术，全面完善鲁山花瓷工艺谱系与历史脉络，提升其在陶瓷史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力。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