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南来北往》的集体记忆建构探析

电视剧《南来北往》改编自高满堂的同名小说，这部跨越40年的东北地区年代剧以火车上警察、列车员和乘客为故事内核，讲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体现出浓厚的东北风情。《南来北往》不仅是一部涉案题材的电视剧，更展现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原貌与人间情谊，书写出一首波澜壮阔的百姓生活史诗。

“集体记忆”一词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过去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本质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搭建了回忆的桥梁，从而产生情感共鸣。电视剧《南来北往》中承载了大量与过去相关的场景与意象，且饱含缅怀过去的情感，其通过朴实的叙事，构建起的集体记忆触动几代人的心弦。

电视剧《南来北往》的人物书写

《南来北往》作为一部年代情感群像剧，透过斑斓的人物形象，呈现复杂细腻的人物关系，抒发温暖纯粹的人物情感。剧中通过一列火车，一车厢的故事，呈现出芸芸众生像，抒发人生的苦辣酸甜，彰显人生百态。

底层人物的真实刻画。关于底层人物，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对“底层”一词做出了界定，把底层定义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底层人物存在于各个时代，他们游离于社会边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惨经历最能促使观众共情。《南来北往》中呈现了鲜活、平凡、坚强的底层形象，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故事、诉说情感，体现了创作者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

《南来北往》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也见证了淹没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的艰难生活。然而，愈悲惨的底层人物愈努力，才愈会唤起观众的同情心，以剧中孟青山为例，一个在火车上苦寻女儿三十年未果的老头，因女儿被拐哭瞎了双眼，终日以乞讨度日，命运的残酷致使他与社会脱节，与时代脱轨，但他凭借内心的信念与找到女儿的决心，练习了惊人的嗅觉能力，坚持与命运做出抗争，这种勇于与苦难抗争的精神特质深深打动着观众。此外，红阳站外骗钱的老太太、马魁救济的放羊青年以及误入歧途的男孩弱弱，这些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生存的出路，竭尽全力与命运做着抗争。不难看出，剧中这些人物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他们是生活的受害者，创作者在透过底层人物的人生渲染生活真实性的同时，也在为底层人物发声。

《南来北往》以底层人物为塑造对象，一方面还原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面貌，另一方面折射出这片土地上劳苦大众的旺盛的生命力。《南来北往》在社会变迁中传递着普通人之间的真情、大爱与善举，奠定了整部剧集的温情基调，使得观众在观看剧集的过程中更有代入感，从而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女性形象的深入塑造。由于女性是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影视作品将女性作为表现对象，往往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南来北往》依靠复杂的人物关系，塑造了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以王素芳为代表的典型贤妻良母类女性形象、以马燕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和以沈医生为代表的独立女性。

《南来北往》中以王素芳为代表的贤妻良母类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的身上透露着平凡的生活底色，她独立、勤劳，由于马魁的入狱，她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独自一人抚育马燕长大；她善良、重感情，自家生活清贫，却甘愿收养马健；她关心丈夫、疼爱子女，生活精打细算，处处为家人考虑，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反而造就了她坚毅的性格。王素芳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人物，没过几年幸福生活就因癌症去世，可这正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这类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支柱，她们在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中书写伟大。

《南来北往》中马燕独特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她坚强独立的性格，剧中故事开始于恢复高考之际，将时代浪潮与马燕的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她的人生充斥着理想与奋斗，她身上展现出来的韧劲最能激起年轻人的共情。她属于最早顺应时代经济潮流的那批人，面对当下的经济政策，她不顺从父辈“铁饭碗”的传统思想，而是抓住机遇，靠她的敢想敢干打拼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剧中呈现了青年女性先进的思想与追逐事业的勇气，马燕勇于活出自我、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激励着当下大批青年人。

《南来北往》中沈秀萍沈医生这个人物在当时那个时代很容易被打上“另类”的标签，父亲曾经犯过“流氓罪”—这样的家庭背景致使沈医生人到中年仍孤身一人，但她的内心渴望亲情与爱情，她将马健视如己出，在马健身上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幸福感，同时填补了马健内心缺失的母爱空白。正是由于马健这个纽带，沈医生与马魁在多年的点滴相处中互生情愫，但沈医生的坚强和独立注定了二人的凄凉结局。剧中在马魁提出照顾沈医生及其父亲时，沈医生选择拒绝并一走了之，一方面体现了她不想拖累马魁一家，另一方面体现了沈医生不依附于男性的女性意识。

除此之外，剧中姚玉玲热情、时髦、爱打扮的形象也为《南来北往》女性形象的塑造增光添彩，创作者用细腻的笔墨勾画出性格迥异、饱满立体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的精神气质与强大的生命力，她们坚毅、独立，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善恶人性的对立交织。经典的影视作品不乏对人性的探索与挖掘，我们往往以孰好孰坏作为善恶评定的标准。在伦理学中，善与恶在道德领域是完全对立的两级，但人性往往更多介于善与恶之间，善恶的对立促成情节的发展，人性的表露激化矛盾冲突，人性交织的背后不禁引人深思。

由于《南来北往》以马魁和汪新的乘警生活为故事主线，因此，剧中不仅仅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呈现了善恶人性的交织对立。从剧作宏观层面讲，剧中以马魁与汪新为代表的乘警形象属于正义的一方，他们坚守在铁路一线，几十年载以守护乘客的生命安全为己任。以贾金龙为首的贩毒团伙、以刘桂英为首的人贩子团伙等属于非正义的一方，他们无恶不作，几十年间逍遥法外。善恶两方的对立如藤蔓一般交织，促成全剧的情节走向。从个人微观层面讲，人的本性有善有恶，贾金龙在家庭中负责任，在朋友间讲义气，但谁又能想到，他背后是一整个贩毒的产业链呢？汪永革为求自保，不愿说出真相，致使马魁十年牢狱之灾，诚然，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但汪永革一家的幸福生活却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南来北往》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得益于编剧高满堂深入体验平凡人的真实生活，他曾指出自己有一套丰富的人物库，在创造角色时从人物库中寻找灵感，从而将故事打磨得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电视剧《南来北往》的符号表征

集体记忆之所以成为集体的记忆，并可以被其社会成员所提取，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影视作品中，利用符号促使观众产生联想，找回精神故乡，可以达到建构集体记忆的目的。剧中正是利用符号系统，建构出当时的记忆内容，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营造出真实的时空情境。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事物意义，《南来北往》通过时代符号、场景符号和意象符号表达意义、追忆过去，传递出独特的东北韵味。

以时代符号还原社会图景。时代符号不仅建构着时代的记忆，同时也还原出特定的时代图景。《南来北往》重建了1978年往后的40多年的生活，剧情中融入浓浓的时代特色，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高铁动车，科技的进步反映国家的富强，铁路的变迁彰显时代的进步。

《南来北往》不仅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变化，更通过反映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描摹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故事发生于1978年，第一集开场列车鸣笛后，响起广播员的画外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画外音带着观众穿梭时间，将观众拉回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另外，彼时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因此也正有了马燕全力备战高考的故事情节。1980年，国家成立深圳经济特区，支持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出现了八九十年代北方人口南下深圳打工的局面。由于这样的时代图景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南来北往》中马燕向“小温州”请教后，在街边卖纽扣挣钱，后来也试图拉着汪新一起去深圳寻求赚钱的门路；牛大力被甩后，在深圳收泔水挣钱…这些情节都能使观众联想到曾经的日子，感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以场景符号搭建记忆空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在《记忆之场》中强调了地方与空间在集体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记忆之场是一种实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的场所”。也正是由于这种象征性，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熟悉的场景，就会潜移默化地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南来北往》中汪新工作的列车由宁阳往返哈城，根据剧情可以推测，宁阳的原型为辽宁省沈阳市，哈城的原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来北往》的取景地虽在山东省潍坊市坊茨小镇，却将八九十年代的街景保留至今，加上逼真的摄影棚，《南来北往》将东北地域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像厚积雪、冰溜子、家家做饭冒起的炊烟等，这些意象为《南来北往》增添了浓浓的生活气息。铁路工人大院、国营副食商店、新华书店、铁路公安乘警队、老火车站这些标志性建筑，凝结着老一代观众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得以借助相似性场景进行重构。除此之外，剧中展现的新年场景、婚礼场景等这些独特的仪式也将观众的思绪拉回到了八九十年代之际。春节当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院一片欢声笑语，浓厚的春节氛围不禁使人叙尽团聚之欢。

以意象符号唤醒情感记忆。西方社会崇尚理性，习惯用符号指代信息，而“意象”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因此，意象符号承载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影视剧中跨越时间和历史的意象符号不仅可以还原历史风貌，还可以唤醒观众的情感记忆、塑造观众的文化认同感。

《南来北往》以绿皮火车贯穿始终，它不仅是主角们的工作场所，更见证了中国几十年间的沧桑巨变。铁路作为连接南北的动脉，承载着无数人的梦与希望。40年间乘客南来北往，绿皮火车承载着路途人外出的期盼和归乡的心切，它迎来太多人，又送走太多人，车厢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南来北往》中火车的鸣笛声，车厢里人挤人的春运场面、行窃事件等，这些都将唤起老一代观众尘封的记忆。《南来北往》中警察制服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剧中出现的“六六式”警服、“七二式”警服、“八三式”警服的变化，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公安队伍的专业化和成熟化。它还原了真实的历史风貌，使得观众仿佛亲历历史现场，从而唤醒观众的情感记忆。

此外，剧中呈现的文字、标语等意象符号也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例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宣传标语印证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在当初那个时代，人民可以自力更生，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过去生活的艰难困苦使人民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顺应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剧中角色都在迎接新生活，这些变化也是东北地区的现实写照。

电视剧《南来北往》的情感表达

电视剧《南来北往》以“情”字贯穿始终，采用静水流深的生活流叙事。剧中不仅呈现了出彩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师徒情感与大院情谊更是令人动容。

师徒关系的克制表达。老刑警马魁和青年乘警汪新，他们之间从初期的摩擦，到中期的理解，再到后期的密切配合，成为了剧中最动人的部分。不难看出，剧中起初马魁对汪新是欣赏的态度，直到听闻汪新是汪永革之子后变了脸色，在这里创作者设置了贯穿全剧的悬念：马魁与汪永革到底有何种渊源？马魁含冤入狱的真相是什么？也正是由于马魁自认为汪永革当年不肯出面给自己做证，自己白白受了十年牢狱，马魁对汪新的态度才是矛盾又克制。一方面，马魁欣赏汪新的有勇有谋，认为汪新是做警察的好苗子；另一方面，由于马魁的心结，无法接受女儿和汪新走到一起。剧中师徒二人别扭克制、欢喜冤家式的情感设置打破了传统的师徒关系壁垒，这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笑点与泪点并存，观众在欢笑之余不禁感慨师徒间的责任与爱。

此外，《南来北往》在温情的背后呈现的是师徒间的传承，剧中汪新在师父马魁的带领与教导下，成为一名优秀的乘警，甚至比马魁年轻时还要出色，这不仅是乘警工作的传承，更是责任与义务的传承。时代在不断发展变迁，但是精神始终是一脉相传的，新老两代铁路乘警警魂力量振奋人心。

大院情谊的温暖展现。单位大院初步成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的“细胞”，是城市空间拓展的最主要方式。直到九十年代开始解体，慢慢被小区所取代。与其说单位大院是一种住宅类型，更不如说它是一种组织形式，它以“院”的形式组织居民，居民享有共同的生活设施、娱乐设施以及各项福利设施，它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集体生活的纪念碑。因此，这种合家欢式的大院更能展现邻里间的人情冷暖，更能凸显出人情味，也更能构建集体记忆。

《南来北往》中大部分主角共同生活在铁路工人大院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在这片共同的空间里，大院人们的血液是鲜活的、温暖的、纯粹的，他们的日常相处和睦、友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他们一家有难，八方支援。例如，蔡小年结婚时，女方家要求家具要“48条腿”，接亲要八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面对如此无理要求，大院邻居们群策群力，每家拿出平时不用的家具，重新刷油上漆。凑够八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在当时可谓相当困难，于是和女方家商量，两家共同凑够八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最终蔡小年在大院里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除此之外，牛大力在深圳打工被骗钱后狼狈回家，大院邻居们的关心和照顾、汪新父亲中风，大院邻居们的手忙脚乱和担心，这些温情时刻会直击观众的内心深处，透过剧中的人物和故事，老一代的观众追忆过去，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种触动呢？

结语

电视剧《南来北往》根植于东北土壤，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故事，极具真实感与代入感，剧中不仅真实还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更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南来北往》打造的精神故乡不仅调动了观众的情感体验，更成为了观众精神寄托的场域。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