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过程中的协同问题研究

以文化人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1]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以文化人实践发展，需要深入认识和科学把握以文化人的内在规律，以文化人过程中的协同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文化人的实施过程包含众多要素，能否有效组织与协调各要素，使各要素同向同行、协同用力，直接关乎以文化人实践的整体运行情况。深化以文化人过程中的协同研究，就是要从这些要素出发，寻求各要素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坚持系统逻辑和整体思维，有效整合各要素，使其能够以有序的结构组建以文化人系统，确保以文化人实践过程有效开展。

一、以文化人过程中的目标协同

以文化人的目标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层次。比如，按照具体任务划分，可以分为政治教育目标、法治教育目标、纪律教育目标、道德教育目标、心理教育目标、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等；按照育人对象划分，可以分为青年学生目标、党政干部目标、企业职工目标、部队官兵目标、农村居民目标等；按照以文化人的运行环节划分，可以分为对象认识目标、载体创建目标、方式运用目标、方法创新目标；按照作用时限划分，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按照地位属性划分，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等等。以文化人的目标体系庞大，各类、各层目标纷繁复杂，这主要是因为以文化人系统运行本身包含众多任务、多重环节和多元因素，它必然造成以文化人目标系统庞杂的情况。这种复杂局面容易给教育者的育人方向带来困扰，因此需要有效解决目标的协同问题。

将以文化人的目标统一到立德树人正确导向上，使其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由于对象不同、环节不同、任务不同，难免会造成以文化人具体目标的复杂化。但是，这些目标表面上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各不相同，但是将这些具体目标放在人的培养的全过程中、放在以文化人的整体系统中，它们仍然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些具体目标服务于以文化人实践开展，确保以文化人系统能够有效运行；这些具体目标服务于人的培养，各项具体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育人这项核心任务；这些具体目标致力于明确和厘清育人方向，避免将人“化”入歧途。因此，协调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就是要将其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整合到人的培养中。一方面，各项具体目标要体现立德树人的正确导向。无论是何种任务的以文化人实践，还是不同群体的以文化人实践，抑或是不同的以文化人系统运行环节，在制订具体目标的过程中，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价值导向，使各项具体目标中体现立德树人一般属性。另一方面，要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使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在类型上、功能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不能偏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无论是面对何种对象群体、何种教育内容、何种育人任务，具体目标的制订都要致力于提升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教育对象在自己熟知的、自己类本质的劳动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全面发展。

加强以文化人过程中的目标协同，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在以文化人具体目标的制定过程中，人是重要因素，这即是说，教育主体的主观意向直接关系各项目标的制定与施行。因此，要想实现以文化人过程中的目标协同，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机制来规范教育主体的主观活动，确保目标协同能够得以落实。首先，确保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能够有效衔接。在以文化人的具体实践、具体环节中，各项具体目标是独立的，但是就以文化人系统整体而言，它们又是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科学的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具体目标能够有效衔接，共同推动以文化人的整体运转。比如，在制定文化载体创建目标时，要充分考虑以文化人的对象、方式和方法实际，使文化载体的创建目标能够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符合以文化人具体方式、方法的选择。其次，确保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能够相互支撑。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有所区别，但各有价值和意义，在以文化人的管理过程中，要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具体目标能够相互融通、相互支撑、相互保障。比如，要避免在政治教育中忽视思想教育目标、在法治教育中忽视道德教育目标的情况。最后，确保以文化人的各项具体目标能够及时微调。以文化人是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在实际育人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实际问题，要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具体目标能够在客观变化中及时调整，使各项具体目标能够始终协调统一。

二、以文化人过程中的队伍协同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P526)同样，以文化人目标制定后，教育者就成为影响以文化人系统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高度重视以文化人队伍协同问题。以文化人队伍具有多样性，就狭义而言，以文化人队伍是指专门从事以文化人管理、实践和服务的工作者；就广义而言，以文化人队伍除了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各条文化战线上的管理者、工作者和服务者。这些人员在以文化人系统运行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的以文化人队伍容易出现相互分离、互不认同的现象。比如，部分以文化人的管理者和以文化人的实践者具有明显界限；在以文化人实务工作中，不同类型的教育主体不能有效沟通、理解；在广泛的文化战线上，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不能有效融合；等等。队伍的分离直接影响以文化人系统的有效运行以及以文化人的最终效果，因此队伍协同是以文化人过程管理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加强以文化人队伍协同，要在方向、工作、评价、管理中下功夫。

以文化人过程中的队伍协同包含多重内涵。以文化人队伍协同不是各支队伍简单地叠加或结合，而是从各支队伍的属性、特色以及以文化人的整体任务和功能出发，在育人方向、实际工作、评价机制、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实现广泛的交流、合作，使各支队伍真正做到同向同行、共同用力。首先，加强目标协同。无论是以文化人内部队伍，还是以文化人外部的文艺战线的各支队伍，都需要坚持目标导向，即在不断创建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管理队伍要在管理制度、管理活动、管理方式上坚持育人导向，体现管理育人、制度育人、服务育人；以文化人实务工作队伍要结合管理目标以及具体的育人目标，不断提升育人质量，将以文化人管理目标落到实处；文化战线上的其他队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遵循“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3](P497)的基本原则，在文化创作过程中兼顾市场导向与社会效益，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服从社会效益，凸显文化的育人属性，促进文化创造与文化育人的有效融合。其次，加强工作协同。对于管理而言，广义的以文化人管理队伍不仅包括各级党政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同时还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各类以文化人管理队伍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坚持在文化创建中增强育人功能，在育人活动中增强文化蕴涵，使文化与育人同向同行、相互支撑；对于实务工作队伍而言，各支队伍要坚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使文化战线的各支队伍在育人活动中了解对象和社会环境，同时帮助以人化人实践队伍更好地运用文化的形式和方法，提升育人效果。再次，加强评价协同。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与文化创作队伍往往存在相互不理解、相互不认同的情况，一方面这是由于工作的属性和任务有所不同，但是重要的是两支队伍、两条战线不能有效沟通和交流，评价标准不能统一到一起。从本质上讲，文化本身具有育人属性，因此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以人化人，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本身都具有较强的育人属性和功能，因此对二者的评价标准要统一到满足人民群众现实需求、促进人民群众全面发展上，用这一标准统一评价两支队伍、两条战线的工作成绩。最后，加强科学研究协同。以文化人实践需要多学科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等都是推动以文化人实践不断发展的重要智力保障。要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聚焦以文化人的重点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协同攻关，共同推动以文化人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

以文化人队伍协同包括多重机制。由于不同队伍具有各自独特的工作范围、工作任务和工作范式，实现不同队伍的有效协同，需要探索既能符合各支队伍实际又能满足以文化人现实需求的有效路径机制。一方面，构建不同队伍交流对话机制。之所以会出现不同队伍在以文化人过程中不协调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队伍不能很好地理解彼此工作的意义、内涵、方式、途径等，在相互不了解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评判标准去评判对方的工作，最后造成不同队伍之间相分离的局面。因此，加强不同队伍间的对话，打造不同队伍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以文化人队伍协同的重要路径。加强对话交流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比如促进不同队伍间的学习交流，使不同队伍能够在彼此的实际工作中直观感受彼此工作的意义与内涵；完善不同队伍间的挂职锻炼机制，使不同队伍间能够加深对彼此的理解，深入探索不同队伍间协同的意义和内容；聚焦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重点问题，动员不同队伍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在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加强不同队伍间的交流与对话，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不同队伍的协同；等等。另一方面，加强学科研究的互助机制。在实现以文化人功能与目标的过程中，各支队伍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也有各自的短板。加强学科研究的相互支撑，就是要通过理论创新，凸显不同队伍的各自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推动不同队伍协调创新发展。比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要在育人过程中加强对育人对象的理解，探求育人对象的时代特征、现实需求和价值关切，为文化战线上的其他队伍提供重要参考；文化战线上的其他队伍也要不断探索文化育人的有效形式，把握人民群众接受方式的时代变化，为创新以文化人形式提供新的思路。

三、以文化人过程中的环节协同

以文化人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包含多个环节，各个环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以文化人系统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各个环节的有效协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以文化人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以文化人系统运行也需要同其他育人活动相协同，共同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加强以文化人过程中的环节协同，主要包括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内部环节协同和整体育人活动的外部环节协同。

加强以文化人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内部环节衔接。加强以文化人过程中的衔接协同，主要是指提高以文化人系统运行中各环节的联系，实现各环节的有效衔接，推动以文化人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用。以文化人系统运行主要包括理解育人对象、创建文化载体、选择文化方式和创新文化方法等环节，每个环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功能和工作方式，但是它们又统一于以文化人的整体目标和功能。首先，理解育人对象的同时，要为创建文化载体提供必要的参考。洞察不同视域下的育人对象，理解育人对象的文化蕴涵，是以文化人系统运行的首要环节，但是这一环节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理解育人对象，更重要的是，在理解育人对象文化蕴涵的基础上，分析育人对象与育人内容、文化载体、文化方式、文化方法之间的关系，为创建文化载体、选择文化方式和创新文化方法提供必要的信息。比如，在理解育人对象的过程中，通过掌握育人对象的基本信息和文化内涵，探寻育人对象所熟知和喜爱的文化形式，洞察育人对象容易接受的文化方式，了解育人对象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方法，从而为以文化人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其他环节提供信息支撑。其次，文化载体的创建，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还要满足文化育人方式的要求。创建文化载体，一方面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和文化关切，通过创建导向正确、人民满意、科学先进的文化形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还要确保能与文化育人方式相融合、相协调，便于发挥潜移默化的育人效应。比如，在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创建的文化载体要符合青年学生的实际特点、满足青年学生的文化需求、便于育人效用的发挥。最后，创新方式方法要依托育人对象以及文化载体的实际，牢牢把握育人这一根本目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文化载体的属性和特征，确保它们都能够相通相容；另一方面，文化的方式和方法不是为了“求新”而创新，不能为了求新而只关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它们要服务于以文化人的目标与实践。比如，在企业以文化人中，创新文化方式、方法要结合企业文化本身的特色，突出企业文化本身的价值，同时创新的文化方式、方法也不能过分娱乐化、市场化，不能简单地迎合教育对象需求，必须要满足育人这一根本目标。

加强以文化人系统运行过程与外部其他育人环节的协同。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以文化人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育人体系中的一环。以文化人的系统运行离不开宏观的外部环境，更离不开中观的教育环境，因此以文化人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需要加强同其他育人实践的协同创新发展。加强以文化人同其他育人实践的协同创新发展，主要是指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以文化人要与专业知识教育、业务培训协同育人。首先，加强方向协同。具体而言，以文化人的目标是帮助教育对象在文化的滋养中提升个人思想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提升教育对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专业知识教育和业务培训专注于提高教育对象的专业素养和业务实践能力，虽然二者具有一定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都致力于立德树人，促进教育对象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服务于人才培养，二者的具体目标要统一到这一根本目标之中。其次，促进内容协同。虽然以文化人与专业知识教育、业务培训的内容具有明显区别，但是二者具有内在关联，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保障。专业知识教育和业务培训要体现价值引导，将以文化人的重要内容自觉融入专业教学和实践当中，帮助教育对象实现专业素养与思想道德素养的协调发展；以文化人要以专业知识教育和业务培训为重要参考，使育人内容与专业知识教学和业务培训内容实现有效结合，一方面使教育对象在专业学习和业务提升中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养，另一方面帮助教育对象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专业知识。最后，加强管理评价协同。以文化人与专业知识教育、业务培训的任务不同、功能不同，因此难免会存在评价标准不一致、二者相互不认同的情况。加强二者管理评价协同，就是要将二者的评价标准统一到人才核心素养的培养上来，使以文化人与专业知识教育、业务培训在培育核心素养的框架中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相互支撑，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以文化人过程中的文化协同

文化是以文化人的核心要素，用什么样的文化去“化”人，直接关乎以文化人的实际效果与目标方向。以导向科学正确、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去“化”人，有利于实现以文化人目标，使以文化人系统运行事半功倍；但以导向错误、人民排斥的文化去“化”人，则将会把人“化”入歧途，使以文化人系统运行事倍功半。[4]因此，运用、创建、发展什么样的文化，是影响以文化人系统运行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不断深入发展，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越发严峻；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更加多元、开放，人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发关切，文化在凝聚民族力量、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优秀文化为借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新发展。面对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交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需要坚持“马魂、中根、西鉴”的基本原则，推动多元优秀文化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指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协调统一这三方面内容。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灵魂。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与解放，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与改革道路上不断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6]。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灵魂。其次，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脱离了中国色彩的文化建设必将失去根基，这就要求它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体现中国国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和基础。一方面，要不断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最后，以西方优秀文化为重要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故步自封，需要在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汲取西方优秀文化的营养，使其转换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各自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强三者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建设。一方面，发挥三种文化的特色与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于中国古代历史，展现中国先祖智慧，反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革命文化聚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与抗争实践，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支撑；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是当代中国人民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中国发展实际，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激活和有效利用三种文化的优势，使其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探索三种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实现协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虽然各有侧重、各不相同，但是就其文化内核而言，三者仍然具有相同的基因，即它们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协同有效发展。

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双向发展。文化产业具有突出的市场性，偏重于经济效益，满足于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文化需求；文化事业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偏重于社会效益，满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二者的协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相互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满足多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因此要加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同时，文化事业要兼顾市场性，没有市场的文化很难讲是优秀文化，即使是着眼于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文化产业也要兼顾社会性，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因此它的创新发展也要不同程度地惠及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首先要体现人民性，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坚决避免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泛市场化、泛娱乐化、泛自由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得以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实现以文化人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