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的互动关系研究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农村考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已达到1.7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使得以乡土社会为土壤的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传承主体。作为人与土紧紧相依而孕育的文化资源，非遗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驱动力，劳动力则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有力保障。因此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乡村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依据配弟-克拉克定理，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由产业之间收益差异而导致的。现阶段我国因乡村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是乡村向城市流动，间歇或选择性发生城市向乡村流动。从客观条件看，劳动力流动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也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从主观条件看，劳动力流动是劳动主体“理性经济人”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国外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的互动关系相关研究开始较早。一方面是从经济收益入手。日本重视文化财，将非遗视为一种为经济服务的文化资源，让文化活态保留在乡村社会，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经济收益来控制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是从政治需求出发。韩国利用非遗文化来吸引外来人才寻求文化多样性发展，以此树立“文化强国”的国际形象。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以非遗推动经济发展，再用经济发展反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协调乡村劳动力流动和非遗发展的关系遭遇了困境。乡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乡村文化的消解压缩了非遗传承空间，而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的思维定势也限制了非遗人才发展。作为非遗拥护者的村民，如今也在外出务工后文化认同感被不断消解，由此造成非遗文化的乡村脱域现象产生。原本在乡村生存的非遗被人为暴露于城市中后反而加速了其“变异”；同时，资本和外来文化介入乡村后让非遗逐步产生同质性特点，变成了“被想象的非遗”。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乡村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但这些研究缺乏对研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

这些研究和探索都是积极有益的，但存在不足。以“乡村劳动力流动”“非遗”为主题，检索论文量不足200篇，关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鲜有涉及。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不够，因此导致乡村振兴中非遗传承政策的针对性大打折扣。所以，乡村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二、研究区域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花垣县隶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黔渝交界处，历史上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少数民族地区，但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大部分仍然留存于农村地区。近年来，花垣县受益于乡村振兴政策而焕然一新，2023年花垣县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5.56%，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农村劳动力析出速度的加快。综上所述，花垣县是以个案研究乡村劳动力流动与非遗传承互动关系的理想案例区。

（一）花垣县的非遗资源

花垣县为第一批“非遗+扶贫”全国10个重点支持地区之一，全县共有24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6项、省级18项、州级34项、县级191项。按照非遗类型进行划分，其中传统技艺50个，占比最高；传统戏剧4个，占比最低。

（二）花垣县非遗发展中的文化与社会环境

1.独特的民族文化。花垣县自古就有“百里苗乡”的美称，苗族人口占总人口77.3%，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音乐、舞蹈、手工艺、节庆活动等。

2.地理与环境的影响。花垣县位于地理环境相对偏远的武陵源山区，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因此该地的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影响，得以保持较强的独立性。这些自然环境也影响了生活方式，苗族以农耕为主，许多与自然相关的食物储存技艺、农业节气、祈福仪式等传统成为其独特的非遗项目，如国家级非遗“苗族赶秋”、省级非遗“苗族椎牛祭”、州级非遗“苗家社饭制作技艺”等。

3.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长期以来，苗族的生产、生活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来记录。长辈往往只在家庭和村寨内部，通过口传心授将非遗技艺传递给下一代。正是因为这种传承形式，才让这些文化在经历时间洗礼后还保有其原始性，未受到现代文化的过多影响。

4.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当地苗族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较强，他们通常将非遗视为民族身份和精神归属的象征。节日庆典、婚丧仪式、传统服饰等都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这种文化认同感激励了当地居民保护和传承非遗，使其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依然留存住较多传统习俗和技艺。国家级非遗“湘西苗族鼓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的苗族先民们在荒山峡谷中创造了“祈求幸福”的鼓舞，每当子孙后代击起鼓、跳起舞就能想到祖先们的真、善、美。

5.社会功能的延续。非遗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团结族群、增强民众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秩序等。祭祀、集会、节庆等活动往往是全体族人共同参与的盛事，具有增强归属感的作用。这种社会功能使得花垣县的非遗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从而得以延续。国家级非遗“苗族赶秋”是湘西苗族现存最古老的传统庆典社交活动之一，兼具欢庆丰收、青年交友、传统文体和祭祀的功能，形成了“喜满秋场、情满秋场”的宏大规模。

三、花垣县非遗与乡村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遭遇的挑战

在前期的文献梳理中，我们发现非遗虽承载着人类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传统工艺技艺，但在时代洪流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在地市场，同时还在拓展外部生存空间的时候处处碰壁。花垣县的非遗资源的保护状况和受破坏的程度究竟如何，带着这样的疑惑，本研究从2023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多次前往花垣县进行田野调查。

1.“技艺”变“记忆”

在一次田野调研中，一个孩童谈及其理想是“玩手机”，笔者对孩子的“非标准答案”表示惊讶之外，更多的是对答案背后乡村现状的担忧——村里寥寥无几的年轻人和随处可见的白叟黄童。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但伴随经济的增长，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却在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据2013年至2023年湘西统计年鉴数据，随着GDP和城镇化率的逐年提升，在稳定的户籍人口数下，常住人口数和乡村人口数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综合其他学者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机会较少、工资水平较低，青壮年外出务工现象普遍。这种趋势在花垣县同样存在，根据访谈中传承人的反馈，花垣县的年轻人通常选择前往城市寻找更高收入的工作，这一现象导致乡村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此外，从人口出生率数据来看，花垣县近年来的出生率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年轻劳动力减少的状况，对非遗的代际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然会导致乡村劳动力流动，这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乡村劳动力流动给乡村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它像一张无所不包的大手，无声中将中国的乡土根基慢慢拔出。乡村劳动力的大量析出、乡村文化价值迷失以及与此相连的乡村衰落似乎都在宣告着以乡土社会为土壤的中国非遗正分崩离析。不经让我们担忧，没有了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

乡村劳动力流失对非遗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较为年长，年轻人对非遗技艺的学习和传承参与度较低，导致传承链条逐渐脆弱。许多非遗传承人表示，尽管部分年轻人对非遗有兴趣，但由于务工收入较高，外出务工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使得本地传承人数量难以补充。同时，由于非遗技艺的复杂性和时间投入的高要求，很难吸引年轻人长期从事非遗工作，很多苗绣学员在学到基础技艺后就离开了。这种人才匮乏限制了非遗产品的产能和质量提升。另一方面，“礼失求诸野”，乡村本是一个文化宝库，但宝库没有拥护者的经营那也会消失。非遗是本地文化的具像产物，本地居民的消失就意味着受众群体的消亡，非遗有传承、有表演、有制作，但就是没有观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从上至下的重视非遗发展，但在田野调查中仍发现有村民认为乡土文化跟城市文化相比是“过时”的，唯一具有价值的是非遗可以吸引游客来创造经济收益，而部分本地村民自己并不喜爱非遗，且认为非遗只是为外地人服务的。

2.“鱼”还是“熊掌”

如何做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平衡，是现阶段传承人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如何在保持非遗文化内涵的同时，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调研中80%的传承人都有过跟高校或企业合作的经历，但是均表示未能坚持。某高校师生只考虑苗绣最终呈现效果，忽略了工艺复杂性和材料的特殊需求，导致产品打样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最终，这些产品因不能进行批量生产和定价太高而导致传承人亏损。据苗绣传承人透露，“义乌小商品”风格的苗绣产品反而是他们的销售王牌。也有部分传承人尝试通过与品牌合作（如优衣库）来提升非遗的知名度和市场化程度，但是反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乡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不仅影响非遗技艺的代际传承，也制约了非遗的创新与市场拓展能力。随着年轻人流失，非遗传承的基层组织结构呈现出不稳定性，传承链条依赖年长传承人，但年长传承人群体在体力、精力和创新上存在局限，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洞察力，难以适应现代市场对产品的要求。这种人才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非遗技艺在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之间定位失衡。一方面，高端市场对高质量、富有文化内涵的非遗产品有需求，但传承人群体的老龄化和技术瓶颈使得非遗产品难以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非遗技艺更多依赖易复制、低成本的产品迎合大众市场。尽管这种模式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收益，却逐渐稀释了非遗的文化内涵和长远价值，使其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3.“守成”还是“创新”

田野调查显示，花垣县的非遗传承在守住传统与推动创新之间面临艰难抉择。近年来，非遗产业化的尝试逐渐增加，如通过建立苗绣工坊、文旅融合、开设非遗培训班等方式，不仅吸引了一部分人返乡就业，也为当地的老年人群体创造了收入机会。这些创新举措帮助非遗走进市场，为传承注入了活力，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以花垣县的苗医药、苗族武术进校园项目为例，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学生们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非遗项目也在当地的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局面下，如何吸引年轻人参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平衡传统与现代需求，是当前非遗发展中的重要课题。既要保持技艺的“原真性”，也要在文化产业化的趋势中找到适度的创新方式，为非遗在现代社会中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

（二）非遗传承在乡村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现实图景

为深入了解花垣县当地居民对非遗传承与乡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知与态度，本研究于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问卷通过面对面访谈和在线分发的方式进行，共收集到204份有效样本。

1.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与非遗传承的意愿。数据表明，家庭成员回家频率越高，对非遗传承的支持意愿越强。多数回家较频繁的家庭成员更倾向于支持年轻人学习和传承非遗技艺。这可能反映出回家频繁的家庭成员更保持对本地文化的联系和情感，从而更积极地支持非遗的代际传承。

2. 支持非遗传承的主要动机。在支持非遗传承的受访者中，技能发展（32.84%）和文化归属感（27.45%）是主要的支持动机，远高于经济回报（18.63%）。这表明，更多受访者认为非遗能够带来技能提升和文化认同，但是对于通过非遗获得经济收益是存在疑惑的。

3. 社会认同与文化空间建设支持。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仅了解本地的非遗项目，还希望通过建立更多文化展示空间来推动非遗的传播和推广。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与文化空间建设的支持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反映出本地居民希望通过空间载体来实现非遗的可持续传承。

4. 非遗产业化的支持与政策需求。大多数受访者对非遗产业化持积极态度，认为非遗产业化能够带来经济机会和就业可能。与此同时，居民对政府支持非遗发展的需求集中在财政补贴和宣传推广上，这表明居民希望借助产业化来增强非遗的经济价值，但也认为需要更系统的政策支持，以保证非遗产业化的可持续性。

5. 务工原因与对非遗传承的态度。在选择外出务工的受访者中，更高收入和教育机会是主要的务工原因。这些受访者对非遗的支持度偏低，更多倾向于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待非遗，而非文化价值。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的经济需求影响了其对非遗传承的重视程度。

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花垣县丰富的非遗资源与日益加速的乡村劳动力流动现象，通过田野调查和问卷调研深入探讨了非遗传承在现代化与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的多重挑战和机会。

1.乡村劳动力流动对非遗代际传承的影响：随着年轻一代大量外出务工，非遗传承的主体逐渐老龄化，传承链条面临断裂风险。这种现象削弱了非遗技艺在农村的传承活力，也带来了非遗传承人群体结构不稳定的挑战。

2.非遗产业化推广的双重挑战：在非遗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传承人和社会面临在保持文化内涵和适应现代市场需求间找到平衡的难题。乡村劳动力流动加剧了这种矛盾，使非遗产品的高质量标准化生产和大众化推广都受到限制。

3.社会认同与政策支持的重要性：研究显示，回家频率高的家庭成员对非遗传承的支持度更强，表明文化认同对非遗保护至关重要。社会居民对非遗传承的动机更多在于技能提升和文化归属。为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政策支持，构建多层次的传承机制，激发社会对非遗的文化认同感。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search/?/%u6CB3%u5357%u7ECF%u6D4E%u62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