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网球职业化改革中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立足江苏省的网球职业化改革，分析中的利益协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单飞模式前的行政主导体制导致竞技水平与国际职业体系脱节；改革中双轨制管理引发权责分配与利益冲突；后单飞时代虽取得选手排名提升与赛事商业化突破，但后备人才储备不足与区域发展失衡成为新挑战。量化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投入效率（SP1，0.0069）与赛事商业化运营（SE3，0.0068）构成市场主体的利益实现路径，而权责边界清晰度（MA3，0.0048）和政策融合支持度（MA2，0.0025）暴露行政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摩擦。

关键词：江苏省；网球人才培养；应对策略；网球职业化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背景下，江苏省依托经济优势与教育资源，率先开启网球职业化改革的深度探索。作为全国唯一实现地级市职业网球俱乐部全覆盖的省份，江苏拥有南京、苏州两大WTA赛事举办城市，但省内网球发展格局呈现显著差异，在苏南地区已经建立了高度商业化网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苏北地区仍然更多地依赖于传统体校模式输送人才梯队。同时承载WTA赛事与全运会网球项目的省份，江苏的实践既具备制度创新的典型性，区域发展失衡现象又为观察职业体育改革中的利益协调困境提供了独特样本。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消解多元主体目标冲突，成为影响网球职业化改革可持续性的核心命题，本文业绩就此探讨江苏省的网球职业化改革中存在的利益协调机制问题。

1.文献综述

职业化水平的评估是学界关注的起点。

学者们从技术、体能到心理素质展开深度剖析，梁高亮与刘青（2019）通过对2003-2018年女子选手的追踪研究发现，发球得分率、接发球进攻能力及体能储备构成竞技水平的关键变量。张枝尚与李志刚（2018）认为在非受迫性失误控制、关键分把握等技术稳定性上的优势，与职业化训练模式密不可分。陈婷婷（2016）指出，举国体制的行政惯性常与职业网球的市场化需求产生冲突。陈霞与孙长良（2014）指出，年轻选手在举国体制庇护下，往往缺乏独立参赛的经验积累与心理韧性培养，导致国际赛事中常出现状态波动。高峰等（2020）提出的塔基-塔腰-塔尖赛事体系构想，正是试图通过基层赛事普及扩大选材基础，但现实困境在于商业化程度不足导致的赛事吸引力缺失，如国内赛事奖金偏低、媒体曝光有限，难以形成人才竞争的正向循环（柯勇等，2017）。黎智（2015）揭示的人才断流现象，反映出青少年选手缺乏国际赛事历练，技术风格趋同，职业转型时面临适应性障碍。吴强（2017）倡导的多元化培养模式，试图引入俱乐部、学校等社会力量参与青训，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受制于体制壁垒与资源分配不均。李春涛（2019）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模型，得出中国网球职业化综合得分67分的结论，标志着仍处于欠职业化阶段。陈霞等（2014）强调职业经纪人制度与国际教练团队引入的重要性，这些举措不仅能提升训练科学性，更有助于塑造选手的职业形象与商业价值。张春等（2013）提出的校园网球推广计划与黎智（2015）倡议的国际参赛基金，旨在扩大网球人口基数为职业化储备梯队力量。

2.网球职业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中国网球在职业化改革启动之前，长期处于传统体育管理体制的框架下运行。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以行政主导为核心，竞技目标高度聚焦于国际大赛成绩，尤是奥运会、亚运会等综合性赛事。国家体育总局及下属的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全国网球项目的规划与资源分配，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参赛及后勤保障完全由行政系统包办。训练模式采用集中化管理，国家队成员常年在固定训练基地进行封闭式集训，教练团队多由体制内专职人员组成，训练内容以技术打磨与体能强化为主，缺乏针对职业赛事特点的个性化设计。  

在此阶段，中国网球的竞技水平与国际职业网球体系存在显著脱节。国际职业网球以四大满贯赛事为核心，全年赛程密集且高度商业化，运动员需自主规划参赛路径并承担训练、旅行、团队雇佣等成本。而中国选手的参赛计划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参赛目标多围绕全运会、奥运会周期展开，导致职业赛事参与频率低、经验积累不足。这一矛盾在女子网球领域尤为突出，尽管个别选手通过体制支持在国际赛场偶有亮点，但整体竞争力薄弱，世界排名长期徘徊在低位。与此同时，职业网球的市场化属性未被充分重视，商业赞助、赛事运营、媒体传播等环节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极低，产业链条残缺不全。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虽能短期内调配资源攻坚重点项目，却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与市场生态，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以李娜、郑洁为代表的优秀网球运动员开始尝试单飞模式，即自主选择教练团队、自主安排参赛计划、自负盈亏。这一改革引发了广泛争议，运动员脱离行政系统的直接管控，自主组建团队、选择赛事并独立承担经济责任，本质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突破。然而，改革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新旧体制的碰撞引发多重矛盾。行政管理部门与运动员之间的权责划分成为争议焦点。管理部门担忧单飞可能削弱对运动员的控制力，影响奥运战略的实施，同时面临资源投入与成果分配的不确定性。

单飞模式实施后，中国网球运动取得了显著进步。李娜先后夺得法网和澳网冠军，创造了亚洲网球的历史。根据WTA数据，中国选手的世界排名前100人数从2008年的3人增加到2022年的9人。这些成绩不仅增强了社会对职业化改革的信心，也倒逼行政管理部门调整角色定位，从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服务支持者。与此同时，职业化改革暴露出新的挑战。年轻选手的培养路径出现断层，举国体制下集中选拔的优势减弱，而社会化的青训体系尚未成熟，导致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经济发达地区依托商业资本快速建立职业俱乐部与训练中心，发展不足地区则因资源匮乏难以跟进，加剧了网球运动的社会分层，相应面临利益协同不足的长期结构困境。

3.江苏省网球人才培养与职业化改革经验分析

为系统梳理江苏省网球行业发展中的实践经验，研究团队量化分析展开探索。整理调研问卷如表1所示。

表 1  问卷设计

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等距七级量表，选项中极不支持到极支持分别赋值为1-7。问卷调研以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展开，目标群体扩展至全国范围内与网球职业化关联密切的从业者及行业观察者，涵盖体育行政部门、职业俱乐部、青训机构、商业赞助企业等多类主体。调研内容除基本信息采集外，重点考察受访者对职业化改革阶段性成效的评价、对双轨制管理模式的态度、对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倾向性选择，以及对产业链协同效应的认知差异。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定向发放与数据回收，研究团队最终获取有效样本数据191份，相应进行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信度为0.8431， 效度为0.797，均表现较好。整理数据，利用秩和比法分析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基于秩和比法的权重分析

基于秩和比法的权重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各变量的影响力呈现显著分化。社会化参与程度中的社会资本投入效率（SP1）权重最高（0.0069），表明社会资本在俱乐部运营中的规模与效率提升被从业者视为职业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结果与当前中国体育产业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向一致，反映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紧随后的是运动员退役转型通道（AP5，0.0068）与赛事商业化运营覆盖（SE3，0.0068），说明职业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与赛事产业链成熟度是改革深化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考核协调（MA5）与校园网球推广（SP2）权重最低（0.0030与0.0027），凸显出行政目标与职业化长期发展的张力仍未消解，校园网球在扩大人口基数上的实际成效尚未得到广泛认可。权重分布的阶梯特征表明，职业化改革需优先聚焦市场化机制构建与运动员生涯保障，而行政系统的角色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期的制度磨合。这一结论对电力行业改革的启示在于，市场化进程需明确优先级，优先激活社会资本活力与主体权益保障，再逐步优化政策协调性等复杂议题。

4.结论与展望

江苏省网球职业化改革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利益再协调的过程，机制有效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权责契约化（MA3）通过政府职能清单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划定行政干预与市场自治的临界点；二，商业价值循环（AP3，0.0053）与产业链完整性（SP4，0.0042）形成市场主体利益共生网络，使赞助商、俱乐部与运动员构成价值分配共同体；三，渐进式单飞路径（MA4，0.0052）与退役转型通道（AP5，0.0069）构建运动员全周期权益保障链。当前机制短板在于：行政考核协调（MA5，0.0030）的弱权重反映奥运战略与职业目标的制度性冲突，基层赛事普及度（SE4，0.0036）与校园推广（SP2，0.0027）的低效制约利益协调的可持续性。未来需建立"弹性政策接口"，在保留举国体制动员优势的同时，通过赛事积分接轨（SE5）和第三方服务供给（SP5）构建市场化利益协调规则，最终形成政府掌舵、市场划桨、社会托底的协同治理格局。

文章来源：《网球天地》 https://www.zzqklm.com/w/qt/310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