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审美创作与类型叙事的新态势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上，2017年注定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电视剧产量虽然下滑，但是却精品佳作迭出，中国电视剧创作，呈现出从数量增长转型为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

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站发布的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电视剧共有313部获准颁发发行许可证，创2011年以来的新低；立项总量为465部，较2016年有所下降，也是2011年以来电视剧立项数值的第二次回落；网剧新播出数量295部，与2016年349部相比，下降明显。但是，这种数量逆增长，却是中国电视剧产业供给侧主动调整和自我改革的结果。2017年，主管部门先后推出《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规划》等各种政策文件多达7种，内容涉及电视剧网络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堪称政策大年。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精品迭出，其类型之丰富，影响之巨大，都可谓前所未有。由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大学生先行投票评选出候选的年度电影与电视剧，再由国内顶尖的影视界专家学者组成的50名评审委员会成员投票，选出2017年国产电视剧10部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分别是反腐题材剧《人民的名义》、现实题材剧《鸡毛飞上天》、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行业医疗剧《急诊科医生》、名著改编剧《白鹿原》、谍战剧《风筝》、历史剧《军师联盟》、古装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网剧《白日追凶》《无证之罪》。因此，由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主编的《中国电视剧年度蓝皮书(2018)》，旨在盘点2017年国产电视剧创作现象，其意义应该不只是一种年度的回顾和总结，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201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现象的解读，分析中国电视剧创作成功的美学内涵和文化意义，直面中国电视剧产业存在的问题与症候，并最终探讨中国电视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

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原本是指欧洲文艺复兴至19世纪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现实主义只有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真实与典型的环境中努力创造与建构人物形象谱系，赋予深刻的人文反思和价值判断，才有可能真正抵达现实主义所应该具有的深度、高度和温度。

在我国，现实主义成为了主流文艺作品的重要创作法则。不过，由于社会的转型与时代变迁，现实主义精神也因此而注入新的内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现实主义的精神主要表现为塑造典型人物，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以达到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目的。改革开放伊始，巴赞的纪实电影美学理论开始被介绍到内地，现实主义的精神主要表现为对“文革”那种假大空叙述风格的摒弃，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2003年，主管部门首次向8家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颁发电视剧长期制作许可证(甲种)，完全放开对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的准入；2004年，主管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制播分离的意见》，明确提出“制播分离”的概念，国产电视剧制作由此走上了社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之路。毋庸讳言，上述这些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改变了国产电视剧的创作生态。一方面，各种民营资本纷纷进军影视业，国产电视剧创作空前繁荣，2007年国产电视剧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但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市场收益，不少影视公司制作盲目追逐收视率，盲目跟风，诸如宫斗剧、穿越剧、抗战神剧等各种娱乐至死的叙事类型此起彼伏，现实主义创作空间遭到严重的挤压。

针对这一现象，近年来，主管部门采取各种激励政策，积极推动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的创作。2017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人社部联合发文《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强调要从创作规划、剧本扶持等方面，倡导和强化对革命历史题材、现实社会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等现实主义影视剧创作的支持。2017年《人民的名义》《白鹿原》《鸡毛飞上天》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先后问世，客观上给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赋予了新的美学内涵。

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剧作取材各异，但是这些作品都在艺术地再现宏大的社会现实生活画卷的同时，渗透着浓郁的忧患意识和为民请命的情怀。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检查反腐为主线，层层深入地揭示了汉东省政治生态中拉帮结派、藏污纳垢的阴暗面。编剧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最大限度写出了真相，客观写出了这场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它深刻的社会内涵”[2]。《鸡毛飞上天》在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义乌如何从一个传统农业小县跃居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时，将镜头对准义乌“鸡毛换糖”精神传统，细腻地展示了纵贯三代人、穿越数万公里的义乌商人创业的艰辛与坎坷，“绘就一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企创业可歌可泣、大气磅礴的史诗画卷”[3]。《白鹿原》在保持原著灵魂的同时，淡化了原著中的魔幻色彩，强化其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电视剧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围绕着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情仇，书写了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军阀混战、农民运动、国共分裂、年馑与瘟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民族的秘史”。

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高度发达，现实主义作品要真正对观众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仍需在类型化的叙事上继续进行探索。或者说，“现实主义+类型化”制作，在坚持现实主义品格的同时，尊重观众审美习惯，满足其情感需求，业已成为当前现实主义影视剧创作的重要法则。如《人民的名义》，作品在聚焦于反腐的现实题材时，精心构思了“汉大帮”这一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缉处处长、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与原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属于同门师兄弟关系，他们又都是汉东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原来在高校教书时的学生弟子。剧作核心情节，则围绕着这一组同门师兄弟的相互博弈：祁同伟为了掩盖其贪腐面目，对同门陈海下手，利用职权制造车祸。在省委书记支持下，侯亮平调至汉东省接任陈海职务，不畏艰难，层层深入，最终不仅揭开了同门师兄祁同伟的贪腐面目，而且挖出了曾经是自己大学老师的高育良的腐败行径。很显然，这种同一师门的兄弟对决，乃至师徒对决，可以说是新武侠影视剧中常见的叙事模式，诸如金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同门师兄弟林平之和师父岳不群的矛盾冲突，古龙《绝代双骄》中小鱼儿与花无缺兄弟的情感纠葛，都是新武侠这一叙事类型的经典范式。因此，《人民的名义》在核心的矛盾冲突中巧妙地借鉴了新武侠剧这一叙事模式，无疑使得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更为通俗易懂，更加契合公众的审美习惯，自然也就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

《鸡毛飞上天》聚焦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义乌商人的编年史，但编导显然借鉴了家庭伦理剧类型的叙事范式，剧作在叙述陈江河一家人的创业历程的同时，细腻地展示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冲突与伦理纠葛，淋漓尽致地描摹了陈江河和骆玉珠的爱情历程，尤其陈江河获悉骆玉珠的丈夫去世且还拖着一个孩子的时候，仍然向她求婚。剧作也因此弥漫着一个草根创业者对超越世俗偏见的美好爱情追求的浪漫气息，极大地满足和抚慰着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对爱情理想的想象与渴望。

在商业经济的语境下，大量资本涌入影视市场，电视剧业已成为“批量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影视剧要成为真正的艺术精品，更需要坚守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白鹿原》小说原著作者陈忠实曾经说过，“现实主义者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更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4]。电视剧在忠于原著的精神和思想同时，淡化了原著中的魔幻色彩，强化魔幻外衣包裹下的现实主义批判；淡化非理性的因素和情欲的渲染，强化生活化伦理化的家国叙事，将小人物的命运嵌入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深处，艺术地再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冲突与裂变。在制作上，电视剧投资2.3亿，拍摄周期7个多月，突破了常规电视剧单机或者双机拍摄的套路，大胆采用了“全景记录”的拍摄方式，用多机位记录流动的生活，允许演员进行“反电视剧化”的自然表演，从演员跟着镜头走，转变为镜头围绕演员记录，将演员从有镜头意识的表演中解放出来，“全景记录”要求演员像演话剧一般把握整体动作和情感的连贯性，追求一种体验式、沉浸感的表演感觉，最大限度地呈现和还原表演者的生命体验和生活质感。

因此，尽管电视剧《白鹿原》在电视平台的播出收视并不理想，但是，这部具有强烈探索精神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在豆瓣网上以8.8分的高分位列2017年电视剧榜首位，网络视频点击量突破79亿次，誉为国产电视剧的“良心巨制”“史诗作品”。

二、历史剧与古装剧新变

“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5]民族历史，成为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历史题材也一直是国产电视剧创作的热点，并涌现出不同叙事风格的亚类型剧作，如《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大秦帝国》等历史正剧，《还珠格格》《甄嬛传》《琅琊榜》《那时花开月正圆》《楚乔传》等古装剧，《择天记》《花千骨》《青云志》等玄幻剧，《寻秦记》《宫锁心玉》《步步心惊》等穿越剧，以及《长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等革命历史题材剧作。

2017年，中国电视剧中涌现出了《海棠依旧》《热血军旗》《秋收起义》《三八线》《彭德怀元帅》等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电视剧《海棠依旧》，改编自周秉德的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剧作没有采用革命重大历史传记片常见的编年体式的结构，而是在叙事上独出心裁。剧作聚焦于周恩来总理工作和生活的西花厅这一物理空间，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万隆会议、中美建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置于背景，“围绕刻画周恩来性格设置戏剧冲突，在层层推进的情感波澜中去精彩揭示周恩来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和非凡智慧，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并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内在联系的深刻领悟”[6]。

2017年出品的历史剧《军师联盟》，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了令人瞩目的新探索。在中国历史上，三国的故事可谓源远流长，诸如陈寿的正史《三国志》、罗贯中的小说《三国志演义》，以及各种野史和民间的戏曲故事，不断丰富又通俗化着三国的故事。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在叙述这一风起云涌、错综复杂的历史故事的时候，独具匠心，以旁白或字幕的方式，将妇孺皆知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历史一笔带过，以司马懿个人和家族命运为视角，演绎在战乱时代个体生命在各种政治漩涡中的挣扎与悲凉。在这样一个叙述视角中电视剧呈现出不一样的三国故事，“《军师联盟》弱化了三国时朝纲解钮而使英豪辈出的时代特征，强调了当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乱世景象。而司马懿意欲独善其身却不可得，与平民一样如同芥子，被卷入乱世，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从其入仕，到成为曹丕谋士，到甄宓将曹叡托付给他，《军师联盟》强调了司马懿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经历着被逼迫与无可奈何。虽名为‘大军师’，实际却是‘小人物’。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司马懿总是带在身边的乌龟，浓缩隐喻了司马懿一以贯之忍辱负重，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中国式‘小人物’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7]

与此同时，剧作在塑造曹操这一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形象时，在遵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经典人物设计的同时，注意立体化地呈现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夺嫡之争”，是剧作前半部分最为核心的故事情节。耐人寻味的是，曹操在处理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矛盾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在明知曹植对翩若惊鸿的甄宓目眩神迷一见倾心的情况下，却将甄宓许配给曹丕，刻意将甄宓作为棋子以激发兄弟的矛盾。在剧作中，曹操的这一行动却非率性而为，而是深谋远虑，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在乱世语境中，谁是自己未来的继承人，既是家事，更是国事。因此，曹操对继承人的选择，固然毫不掩饰对曹植的偏爱，但是，他却没有放纵自己的偏爱，而是冷静地听凭乃至制造曹植与曹丕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发相互之间的狼性，最终割舍自己的情感而毅然选择获胜者曹丕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很显然，剧作通过叙述曹丕和曹植的“夺嫡之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代枭雄曹操的“虎爸”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专制体制的威权社会对人性的无情扭曲和残酷异化。

2017年，根据唐七公子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及优酷、爱奇艺、腾讯等视频网站播出，在播出期间单集最高收视率破2，双台平均收视率破1，全网上线15天播放量突破100亿，播出期破纪录达到300亿播放量，播出长尾效应一直不减。据云合数据2018年1月1日公布的全年连续剧有效播放榜单数据显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全年全网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5.33%、总点击量454.54亿位列2017年连续剧榜单第一。[8]

仙侠剧往往是依托已有的游戏或者小说作品等改编而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原小说自2009年首次出版以来，8年间热度始终不减：8年时间实体书畅销500万余册，在线阅读点击数10亿次。[9]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仙界的重任就是维护所谓的“四海八荒”的太平。《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谓之八荒。剧作在“四海八荒”这一虚无缥缈的神话世界中，叙述着来自“十里桃林”的青丘白浅三生三世的轮回式虐恋。

三生三世的轮回式恋情，在众多网络剧和网络小说中虽然已不鲜见，但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把这种叙述模式第一次搬演到电视和网络双屏大银幕，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种“轮回式”仪式感，极具跨越时空的传奇色彩，营造出一种世间万物在某一世、某一时之间看似陌生的两人实则情缘深远，缠绵至今，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对于美好爱情与理想生活的渴望与期许。

在影视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多种类型元素的相互杂糅，业已成为创作的主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诸如“闺蜜相争，夺人所好”“自残陷害他人”等宫斗剧中的常见桥段，融入轮回纠葛的三世虐恋之中。与此同时，全剧的叙事策略明显带有游戏化的色彩，剧作中人物角色属性特征、人物升级修炼、地图闯关都与游戏中的情景剧情极其相似，不仅满足了观众的代入感和猎奇心理，而且也创造了衍生开发成网游、手游的可能空间。有评论指出，在泛娱乐化时代，这种开发必然会影响创作中作者对小说的构作方式。其中，由于巨大的用户量基数和商业回报率，游戏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影响是最大的，这种影响也极鲜明地体现在由玄幻小说所改编的剧集中。[10]70-74

海登·怀特认为，“如何组合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种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11]，在这种历史文学化修辞化的语境中，诸如宫斗剧、戏说剧、穿越剧、神话剧、玄幻剧等各种古装题材电视剧炙手可热，似乎一切创造出来的故事都能披上古装的外衣，古装也似乎可以为诸多不合逻辑的剧情与天马行空的编造提供借口，以此满足观众的历史想象、娱乐和消费欲望。很显然，这种悬置历史的电视剧叙事立场，本质上仍然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在这一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和谬误。

三、类型化的叙事探索

众所周知，制造话题点可以说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优势。如《急诊科医生》将医闹、产妇的权益等热点社会话题直接植入于剧情。《欢乐颂》在叙述来自不同阶层、学历和阅历的五个女性情谊时，敏感地触及了所谓“阶层固化”的社会话题。《小别离》作为首部反映中学生留学的电视剧，叙述三个不同家庭的留学故事，激发了诸如教育、亲子等民生话题。《我的前半生》引发的话题主要聚焦在两点：其一，凌玲作为“小三”，最终却成功上位，而罗子君老老实实相夫教子，却被丈夫抛弃；其二，唐晶无时无刻不在帮助罗子君，但罗子君却“抢”了闺蜜唐晶的男友——贺涵。

《我的前半生》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亦舒借用鲁迅小说里的人名，创造了一个属于80年代的香港的故事；电视剧则借用亦舒小说的书名和人名，完成了电视剧对原小说的重写，创造了一个属于新世纪的上海的故事。如亦舒刻意淡化对丈夫和“小三”的描写来制造男性的缺席感，那么电视剧的改编则以细腻的镜头语言演绎着陈俊生和凌玲的婚外办公室恋情。此外，电视剧耐人寻味地增设了贺涵、老卓这两个关键的人物：贺涵是剧中职场世界的佼佼者，他的势力掌控上至咨询公司，下至商场营销部门；老卓则是剧中的情感世界的供给者，剧中人物都在空余时间到老卓的日料店里寻求情感的慰藉。如此一部女性主义电视剧，人物关系设置上却以男性为中心，这也暗示了现实社会哪怕是在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中，无论是职场还是情感世界，仍然难以逃脱男性的控制。

正是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该剧打破了传统都市情感剧的“男神”“奋斗女”“心机女”“暖男”等扁平化的人物塑造模式，转而注重刻画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每一个人物都是多元而立体的，因此富有争议性。其中，争议最多的两个人物，就是主人公罗子君的前夫陈俊生和破坏他们婚姻关系的“小三”凌玲。但是，当看到陈俊生为赚钱养家疲劳不堪甚至累出胃病，而全职太太罗子君不仅不能体会他的辛苦还整天怀疑丈夫是否出轨时，观众或许会理解陈俊生对罗子君的厌烦；凌玲作为破坏婚姻的第三者固然可恨，但想到她自己也是一个被男性抛弃又带着孩子的女性，为了孩子而没日没夜地拼搏时，观众甚至或多或少也会同情她自私的心态和对男性在身边守护的渴望。很显然，由于剧情演绎的并非是一个抽象化的非善即恶的故事，而是将每个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以至于每一位女性观众或多或少都能从剧中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看到自己的理想和无奈，看到自己的努力与彷徨。

该剧另一争议的焦点，是罗子君离婚后抢夺闺蜜唐晶的男友贺涵。应该承认，剧作按照男女主人公欢喜冤家这一爱情叙事范式，细腻地展现了罗子君对贺涵从最初排斥、到渐渐认可、再到发现两人相爱而产生的困惑、矛盾甚至逃避的心路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观众道德上的焦虑，罗子君自己从离婚的痛苦深渊中挣扎出来，在贺涵的帮助下，逐步走向自立自强，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共鸣。但是，剧作中贺涵在唐晶和罗子君之间的情感选择，则多少显得牵强。如果说贺涵前期对罗子君的感情，更多是基于对离婚后罗子君落魄处境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当罗子君已经走出困境而成为自立自强的新女性，成为第二个“唐晶”，贺涵却主动放弃业已谈婚论嫁的女友唐晶，甚至不惜因此而背上道德上的骂名转而选择在事业上已经发展成为准“唐晶”的罗子君，在艺术逻辑上则显然值得商榷。

在国产电视剧类型中，谍战剧可谓精品迭出，先后涌现出《暗算》《潜伏》《悬崖》《伪装者》《麻雀》等优秀作品。谍战剧之所以受到大众的欢迎，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谍战剧叙述的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强情节故事，在敌强我弱的语境中开展谍报工作，惊心动魄，对于生活在太平年代的观众，本身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谍战剧中主人公身在曹营心在汉，被迫隐姓埋名，常常处于人格分裂的焦虑与困境，其文本也因此具有了人性异化和自我身份认同的现代哲学意味。

2017年播出的《风筝》，可以说把谍战剧的叙事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军统高层，我党巧妙地安插了单线联系的卧底郑耀先，代号“风筝”。于是，当与郑耀先单线联系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陆汉卿不幸被捕而壮烈牺牲之后，郑耀先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方面要苦苦寻找与组织的联系，把截获的情报发送出去；另一方面，他却要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军统的怀疑，甚至面对来自我党因不明真相而发起的一次次追杀。潜伏者所面对的逆境与困境，在《风筝》中可以说被推向了极限，表现得惊心动魄。

在“风筝”潜伏于军统的同时，戴笠也在延安精心安置了隐秘最深的卧底韩冰，代号“影子”。虽然电视剧开篇就叙述郑耀先把一份潜藏于延安的军统特务名单几经辗转而送抵延安，但是韩冰却偏偏如“影子”一样，在这份军统特务的大名单之外，她也因此逃脱了灭顶之灾。剧作最富于戏剧张力的，则是韩冰代表我军，接待奉命前来延安与影子接头的郑耀先。双方相互摸底，相互算计，又相互误识对方身份而惺惺相惜。纵观全剧，“风筝”和“影子”相互寻找多年，却不知对方就在身边。两人的相互纠葛，即使在身处逆境，两人相濡以沫，但是，彼此的身份一旦揭开，最终只能从相爱走向相杀，其悲剧性的命运，令人扼腕长叹。

国产谍战剧，一般聚焦于国共暗战，或国共汪伪日寇的四方角逐，剧情也戛然而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风筝》故事却始于1946年的山城，止于1978年的北京，剧作以一半以上的篇幅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很显然，《风筝》的这种叙事策略，表明该剧不满足于谍战剧的定位，而是将其拓展为“谍战剧+历史反思剧”。《风筝》以郑耀先的女儿周乔作为叙述人开篇：“那一年的冬天，我写了一本书《他的军统生涯》，书里的主人公郑耀先是我的父亲，不，他不是我的父亲。”周乔是郑耀先和军统女特务林桃的女儿，她的养母则是心地善良的妓女。在这样复杂的家庭中出生成长的周乔，心灵严重扭曲。周乔小时候听见郑耀先打电话谎称女儿生病需要请假时，就认定父亲是个骗子，再到后来的码头相见，郑耀先许诺会回家看她，年仅4岁的小女孩，整日抱着油纸伞站在门口等着说要回家的父亲，一天天的等待换来一次次的失望，从此以后，周乔的心中深深认定父亲是个大骗子。从周乔4岁到她成年结婚生子，郑耀先没有养育过她。那个混乱的年代，父辈身份带给她的，只有痛苦和屈辱，于是周乔力图与生她养她的亲人划清界限，甚至当众抽打“反革命”父亲郑耀先。周乔与郑耀先的父女亲情，成为郑耀先的终身遗憾，也成为那段扭曲历史无法抹去的人性创伤与沉痛教训。

因此，《风筝》的谍战叙事和历史反思，固然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如剧作为了突出信仰和人性的矛盾与冲突，过于渲染郑耀先与军统特务的兄弟情义，但是，《风筝》从谍战的类型反思社会和人性，却因此具有了一般谍战剧难以企及的生命感悟和历史厚重感。

四、精品化的网剧发展

所谓网络剧，是以互联网为播出平台的电视剧。与传统电视剧传播模式相比，网络剧最大的变革在于传播核心向用户端的转移，用户端的选择和习惯决定了生产端和渠道端的战略方向。根据《2017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达5.65亿，占网民总数的75%；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也超过了75%；手机视频用户规模达到5.25亿，手机网络视频使用率达到75%。网络视频用户和电视观众在年龄分布上差异明显，网络视频用户中51.7%集中在25至35岁中青年阶段，而电视观众年龄分布则呈现两极分化状态，35岁以上用户占比达54.2%，其次为24岁以下用户，占30.3%”[12]。

一般认为，2014年是网络自制剧元年，2015年是视频付费元年。短短几年，网剧先后涌现出了诸如《万万没想到》《太子妃升职记》等情景喜剧，《匆匆那年》《我的老师是传奇》《我的美女老师》《白衣校花与大长腿》等青春校园剧，《灵魂摆渡》《心理罪》等涉案悬疑剧，《执念师》《守护者》《伊川大魔王》《假如我有超能力》等科幻剧等不同类型。网络剧市场日趋火爆，开始步入超级IP年。一方面，资本的涌入、传统影视力量的加入使得网络剧竞争白热化，超级IP成为网络剧市场的主力军；另一方面，“IP孵化+跨界营销+上下游产业链贯通”的全媒体生态链，逐渐构建出一种新型影视商业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案剧或者如“海岩剧”《玉观音》《永不瞑目》，将犯罪、侦破与爱情相结合，形成一种惨烈鲜美的叙事美学；或者如《九一八大案纪实》《中国刑侦一号案》《插翅难逃》《红蜘蛛》，“根据真实案件改编”，以纪实的风格吸引观众眼球。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下令对涉案剧进行限制，黄金时间不得播出“凶杀暴力涉案剧”，涉案剧开始淡出电视剧界。但是，网络自制剧兴起之后，由于前几年网络剧监管制度为自审自查、先播后审，诸如《暗黑者》《余罪》《灭罪师》《法医秦明》等涉案网络剧纷纷推出，使得涉案题材强势回归，但是涉案剧的内容依然趋于极端化、血腥化、暴力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2016年，《暗黑者》《灭罪师》《余罪》等一批涉案网剧，因举报而被要求“下架”或整改，当年12月19日起实行网络剧备案登记制度，网络剧的审查力度日趋规范。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网络涉案剧顺利推出，其成功经验显然就格外值得总结。《白夜追凶》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合作获得了广电总局颁发的发行许可证号，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政策风险。《无证之罪》定位为社会派推理，这一类型叙事主要是运用逻辑与情感来结构故事，无意于渲染犯罪手法的恐怖与验尸等环节的“重口味”。《无证之罪》制片人齐康认为，不要把审查神秘化、妖魔化。他曾在采访中指出：“审查的标准无非强调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正义，第二个要素是法律，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一些温暖的东西。”[13]因此，网络剧创作只要坚持邪不压正的价值判断，不要刻意强化阴暗面，更多展现一些真善美的内容，就可以符合审查的要求。

在立意上，《白夜追凶》聚焦于“共用身份”的故事模式。刑侦支队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双胞胎弟弟关宏宇的杀人罪名，作为顾问到警队协助办案，想借机查清关宏宇所涉疑案。因黑夜恐惧症，关宏峰、关宏宇两兄弟于是相互替换各自身份，轮流昼行夜出，伺机查明真相。剧作最耐人寻味的是，弟弟关宏宇在接受了“原刑侦队长”这样的命名后，也逐渐习惯和认同了哥哥的身体行为和记忆规范，习惯和认同了警察的正义身份；但是，在剧作将结束的时候，关宏宇却震惊地发现，当年栽赃自己杀人罪名的作案者，居然竟是自己的胞兄且共用身份的关宏峰。社会心理学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互动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一种建构过程，是进行命名、接受命名、内化伴随命名而产生的各种角色要求，并根据其规定来行事。因此，根据社会情境的不同，人们要么采纳、要么抛弃而构成一系列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14]。

2017年好莱坞出品的科幻惊悚电影《猎杀星期一》，也是叙述共用身份的故事。影片叙述在人口爆炸的未来，推行了只准生一个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七胞胎姐妹于是只能共用共用“凯伦·赛特曼”这个身份，打扮成相同的模样，按大小依次在周一到周天出门，并每天分享自己当天的经历。直到一天，“星期一”没有回家，接着“星期二”也失踪了……七姐妹遭遇了重重危机。但是，故事拨开迷雾后，其真相却令人瞠目结舌：原来是大姐“星期一”想独自使用凯伦这个身份，竟然残忍地设计陷害另外六个同胞妹妹。《猎杀星期一》2010年登上最期待被搬上大银幕的“好莱坞剧本黑名单”之列，2017年全球公映后，好评如潮。在这个意义上，《白夜追凶》在“共用身份”上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与《猎杀星期一》可谓异曲同工，体现了国产网络剧业已具有的较高的艺术品质，激发了现代后现代社会中对自我身份认同感到困惑与迷茫的大众的强烈共鸣。

据悉，《白夜追凶》创作之初，就定位向美剧看齐，努力谋求“美剧的质感”。在节奏上，导演王伟在采访中曾提到其剪辑参考了他非常欣赏的美剧《罪夜之奔》，每个结尾都是一个阶段性结尾，又抛出一个大悬念，每一处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及每一处看似平常的对话都被高效地利用。在拍摄上，剧作大量地采用手持镜头，构图方面采用了2.35∶1的电影宽画幅，灯光设计没有选择传统的平光，而是使用了光比较大、反差较大的特殊光，全剧在影像水平上逼近电影的质感。剧作播出后，在豆瓣获评9.0的高分，流量超45亿，成为Netflix买下海外发行权的第一部中国大陆网剧。根据《好莱坞报道》报道，未来该剧将通过Netflix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无证之罪》是一部由爱奇艺出品并被其称之为“超级网剧”的作品。所谓的“超级网剧”，根据爱奇艺的定义，即每集45至60分钟，共12集，在制作上强调大IP、电影化、大宣发等概念，以周播方式播出。当然，由于国内的备案审查制度，国内周播剧并非美剧那样可以根据播出收视的情况来调整剧作的创作。但是，国内尝试周播模式，对于培养观众的周播收视习惯而言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的。我们都知道，周播模式带给观众的最大好处就是观众在以周为单位的时间段内所享有的剧集的数目更加丰富而多样，随之而来的剧集之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这就逼迫剧作的生产重视每一集的质量，将每一集都做出精品。

网剧改编自紫金陈的网络小说《无证之罪》，“无证之罪”中的“罪”到底是什么？制片人齐康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每个人都有‘罪’，这些‘罪’毋须证明，但是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伤疤。”[15]这个“罪”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冷漠与自私，贪婪与欲望，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过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以他人为边缘的意念。我们看不到它实实在在的罪证，却总在无意之中伤害了他人与社会，就像“雪人”杀人却没留下任何证据一样。在这部描绘“边缘性”世界的网剧中，剧作中朱慧茹、郭羽等人的创伤被放大，尤其是当观众的视角在摄像机的引导下同朱慧茹的视角相重合后，正义与非正义在朱慧茹身上变得模糊起来。从法律上讲，朱慧茹在被强奸时杀人只能算作是正当防卫，然而却被看似懂法实为法盲的郭羽和“关爱”她的骆闻带入了毁尸灭迹的非正义境地，以至于当她和严良在审讯室里相互较量时，观众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边缘性”抗争的快感。骆闻由正义走向非正义，根本原因在于心中渴望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当他的诉求得到满足后他也会接受正义的制裁。而严良的正义感更带有荒唐的意味，代表正义的刑警队无法完成破获一起无证之罪的任务，严良能够破案恰恰源于他黑白通吃的能力，即游走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手段，但当严良帮着刑警队完成正义的伸张，最后又被代表正义的团队驱逐。不过对于严良而言，至少有一个时间段他代表着正义与主流就已经满足了。可见正义与非正义的界定超出了自然情理，而是一种身份归属问题，它源于主流群体的意志。也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往往在被主流群体排斥的“边缘性”的人身上显得更加复杂。《无证之罪》通过社会派推理的风格，关注“边缘性”这一社会学命题，从而展现了更为复杂而深邃的人性。从历史上看，网剧从诞生初期的摸索制作，到目前融聚大量资本精良制作，只跨越了不到3年的时间。优质的内容使得这些网剧摆脱了“流量明星加持”的束缚，观众对优质内容的追捧也使得市场愈发理性，将“精耕内容”摆在了影视剧制作的首位。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五、结语

2017年，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开掘，在革命历史题材剧、历史剧、古装剧、都市情感剧和谍战剧等类型叙事的创新，可以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充分肯定201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正视电视剧业内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上，优秀电视剧作品仍然偏少，粗制滥造作品依然充斥电视剧市场。正如索福瑞媒介研究客户总监龙长缨所谓的，“目前，近80%的剧作是在卫视上播出的，从收视角度来讲，平均收视率不到0.5%，而收视率在0.5%到1%之间的也就是百分之十几，1%到2%之间只有5%，超过2%收视率的电视剧不足0.5%，量非常小。市场上有这么多剧，但是真正从收视上为大多数观众接受的好剧、爆款剧还是少量的”[16]。

与此同时，由于电视媒体的广告投放是以收视率为考核的；收视率的高低，于是也就直接体现为该媒体广告费用的高低。处于强势的电视媒体，在购剧合同中一度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迫使电视剧制作机构为了确保收益铤而走险，购买收视率。2016年12月12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当买卖收视率成为行业潜规则，即使是制作精良、艺术精湛的作品，也必须千方百计不惜高价购买假收视率数据，以保障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逃脱停播、降价的命运”[17]。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收视率的造假业已严重威胁乃至伤害了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态。如何加快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收视调查体系，引入竞争机制，淘汰传统的中国电视单一收视评价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亟待解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201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可谓繁花似锦，但是我们依然要继续保持清醒，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整治各种阻碍中国电视剧的顽疾，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从电视剧大国走向电视剧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