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再批判与再解读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及“新启蒙”思潮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的提出有其价值与合理性。它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从“审美的角度”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打通了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和疆域，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价值的研究格局，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视野。然而，这种文学史观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它把“改造民族的灵魂”看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并用“悲凉”或“与古典悲剧感绝然相异的现代悲剧感”①概括其美感特征时，就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排除在外了。在这方面，“新文学整体观”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构想和文学史实践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其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②。很显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七年文学”“延安文艺”的美感特征绝不是“悲凉”或“现代悲剧感”，而是洋溢着革命胜利喜悦和乐观主义信念的“崇高”。“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表现了劳动群众的伟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③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的美感特征不能用“悲凉”或“现代悲剧感”来概括，那么只好排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视域之外了。但问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和组成部分，抛开了它，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会失去其有机整体性，而且会黯然失色。以这种文学史观所展开的文学研究必然是偏颇的，所重写的文学史必然是主观的、残缺的、破碎的。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提出尖锐批评。在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久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就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角度发出质问：“你们为什么回避社会主义？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社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绕不过去的。无论是当年的思潮，还是今天的实践，你们都必须认真面对。”④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论盲点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太忽视社会主义文学”⑤。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种文学史观的错误倾向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他们把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解为非左翼文学战胜左翼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清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的研究过程。”⑥近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及其危害提出批评。“若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过度的‘去政治化’，那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真实面目就阐述不清了，成功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也会忘得精光。”⑦“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根的浮萍。”⑧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上述批评都是切中肯綮的。但是，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文化基础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上述批评并没有深入探讨。针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批评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和反思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文化根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清理出可靠的地基。

虽然“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在近年来“红色经典”热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但这种研究仍然把“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孤立起来，切断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联系。“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但是这种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对“延安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其实，“延安文艺”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而“左翼文学”不可能与“五四文学”没有联系。这样说来，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内在的发展脉络。只不过这个发展脉络和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解大不相同。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是什么，其共同的思想主题和美学风格是什么？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也是这一文学史观的理论盲区。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会存在这个理论盲区？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文学史观背后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只有弄清这种文学史观深层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清理出新文学史观确立的地基。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观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思潮密切相关，而“新启蒙”思潮是以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为基础的。李泽厚认为，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做到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但是随之而来的民族危亡和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⑨这一论述把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把思想启蒙和革命实践活动对立起来，把“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封建主义的乘机复活联系起来，目的是通过绕开甚至否定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呼唤新的启蒙。这一论述不仅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而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视野和阐释框架。“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所确立的‘思想框架’和‘历史动力’，正是建立于李泽厚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解构的基础上的。”⑩的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的取消和否定，与李泽厚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解构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当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挤压了启蒙理想而遭到质疑，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前进道路上的挫折遭到解构之后，社会主义文学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被取消和否定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对启蒙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偏颇和误区。这种启蒙观实质上来自于当时的西方话语，因为西方学者史华兹和舒衡哲都早于李泽厚提出了类似观点。虽然李泽厚认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自己的发现，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来自于舒衡哲。(11)在西方思想话语体系中，启蒙所指的就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想以及为实现这种价值理想而进行的渐进的思想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而不是卢梭所提出的，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实现上述价值理想的思想和实践方案。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说：“启蒙运动经受住了它的最危险的论敌的攻击，并成功地从他的攻击下保护了只属于它的财富，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启蒙运动的力量，表明了启蒙思想的严格统一性。”(12)这里，“最危险的论敌”所指的就是卢梭。彼德·盖伊在《启蒙时代》中说：“卢梭并不完全属于启蒙运动的阵营，但他是属于启蒙运动的。”(13)从这些研究启蒙问题的西方权威论述中可以发现，激进的卢梭一直被排除在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之外。舒衡哲在20世纪中国启蒙问题上的见解，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及后来他所说的，启蒙指的是“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这些东西被“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14)，显然都与上述西方启蒙话语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这种启蒙话语的问题在于，它把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实践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斗争实践压制和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没有看到思想启蒙必然会导向社会革命实践，社会革命实践的过程也是一种启蒙的过程。这种启蒙观以大有问题的西方启蒙话语衡量和裁剪20世纪中国启蒙的历史事实，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所难免。

针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也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并在质疑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观点。姜义华指出：“启蒙与救亡、启蒙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实际关系，比之目前论者所作的一些概括要远为复杂。以城乡区别论，如果在乡村中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常常产生冲突，那么在城市中，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则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促进。……抗日救国，更将启蒙观念大范围地拓展至穷乡僻壤。足证救亡并未压倒启蒙，而正促进了启蒙。”(15)这一看法指出了20世纪中国启蒙与救亡关系的复杂性，并指出救亡促进了启蒙，但论者的观点并不彻底，并且自相矛盾。论者一方面说中国乡村中救亡与启蒙产生冲突，一方面又说抗日救国将启蒙观念拓展至穷乡僻壤的乡村，证明了“救亡并未压倒启蒙，而正促进了启蒙”。周平远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更透彻的观点：“‘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和文化启蒙传统，同苏区的社会变革和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又悄然融汇、紧密结合。在这一意义上‘革命压倒了启蒙说’不但不能成立，并且恰恰相反，革命不但没有压倒启蒙，反而最大限度地推动了启蒙、促进了启蒙、普及了启蒙。因为它将启蒙对象，由市民推向了农民。正因为有了最广泛的革命启蒙和战争动员，苏区才可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一己之力抵御着国民党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反复的军事‘围剿’，并坚持了长达7年之久。”(16)这一观点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出发，对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给予了有力反驳。然而，这种启蒙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李泽厚的来自于西方启蒙话语的启蒙是同一个启蒙吗？或者说，这两种启蒙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吗？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并未进一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一种新启蒙。论者指出：《讲话》中所说的“启蒙(运动)”与此前的启蒙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路向、结构和内涵，“启蒙的方向不再瞄向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而转向一套既超越资本主义，又契合中国‘现实’的思想、观念、政治、革命理论体系”。“以《讲话》为核心的系列文献，在革命、政治的话语中不仅仅包含了启蒙的维度，还由于它采用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类道物’，从而打碎了旧式的启蒙链条，改写了启蒙的逻辑，替换了启蒙的内容与资源，重建了启蒙的结构，扭转了启蒙的方向。”(17)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启蒙观。它突破了西方启蒙话语以及李泽厚等人对启蒙的狭隘理解，认为《讲话》等文献所确立的启蒙的内容和资源已经不是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观念，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具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发明，而是有其历史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它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并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动力和理论资源。正是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方向；正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革命从最初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斗争到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过程。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是一种启蒙吗，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启蒙思想吗？如果是的话，它与现代西方启蒙话语以及李泽厚等人所理解的启蒙有何不同？弄清这一问题，将有助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启蒙不可分割，对于启蒙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理解，也必然会导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理解。既然以西方启蒙话语为基础的“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上存在很大问题，以这种说法和“新启蒙”思潮为基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着理论盲区，那么就需要为20世纪中国文学确立新的地基。社会主义启蒙或许能够成为这样的新地基。

二、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启蒙，并把它与通常所理解的启蒙进行梳理和比较，指出了两种启蒙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从‘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我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兵分两路，沿着两个轨道并行发展：一路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进行西方那种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的启蒙；另一路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启蒙。这两路兵马在救亡、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联合与合作。”(18)更有不少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概念并强调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19)；在中国现代启蒙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启蒙的重要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力量与思想资源”(20)；马克思主义具有“启蒙和批判的双重特质”，“是真正科学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启蒙话语”。(21)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启蒙话语，给重新阐释20世纪中国历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野和新地基。不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启蒙是一个更为恰切的概念。其一，马克思主义是继承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命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命名，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准确的表述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所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虽然这三个部分彼此联系并且都对工人阶级具有启蒙作用，但科学社会主义更具有启蒙的理想指向和实践品格；其三，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思想形态，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而且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形态，社会主义启蒙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另外，上述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启蒙思想以及它与西方现代启蒙话语的区别尚缺乏必要的论证。所以，本文从“什么是启蒙”入手，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一)什么是启蒙？

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概念形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号召，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的方式，引导大众为争取自己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斗争。在这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和引导下，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获得了觉醒。他们团结起来与封建贵族展开斗争，最后推翻了封建贵族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从此以后，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启蒙的价值理想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扩张，这些启蒙的价值理想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科说：启蒙运动“是一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我们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事件”(22)。这样，启蒙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实践概念。其历史性是指，启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某个民族或国家发生的影响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其超越性是指，启蒙是一个为实现启蒙价值理想而行动的永未完成的过程。就启蒙的历史性而言，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也有20世纪的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并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在内涵上和诉求上并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就启蒙的超越性而言，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理想具有超越性，它是指向人类未来的，这就注定每一次具体的启蒙运动都只是人类启蒙的一个阶段或一个环节。

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从“启蒙”一词的形成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在法语中，lumieres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光明”，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这个词的复数大写形式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思想和文化启蒙事业，并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启蒙世纪”“理性时代”“启蒙时代”的时候，就把“光”和“光明”的隐喻意义如希望、理想、进步、理性等赋予了“启蒙”一词和正在蓬勃展开的启蒙运动。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示范和影响下，英国、美国、德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启蒙运动。在“五四”时期，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到中国。“现代中文里的‘启蒙’(古文中早就有这个词)、英文的Enlightenment和德文的die Aufklaerung，均是对法文les lumieres的翻译。”(23)这就意味着启蒙不仅包含着一种指向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理想，而且是一个用光明照亮黑暗、用理性批判愚昧、用进步取代落后的实践过程。这样，启蒙就成为一个指向未来的具有实践品格的概念。

事实上，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这样从理论上界定启蒙的。“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24)康德所说的“不成熟”既指“未成年者”，又指“法律或公民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是由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之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而导致的。脱离这种不成熟，即完全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自己思维，就是摆脱成见和迷信，也就是启蒙。“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25)就个人而言，脱离未成年的不成熟状态需要启蒙；就人类而言，脱离未成年的不成熟状态同样需要启蒙。如果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从幼年到成年，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的话，那么人类就需要不断启蒙。启蒙对人类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启蒙的永未完成的实践过程。

从启蒙的历史发展过程和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于启蒙一词的理解和界定来看，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是统一的。从总体上看，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内容与光明、进步、成熟等启蒙的理想是统一的。人类的启蒙过程就是上述价值内容实现的过程，上述价值内容的实现就是人类启蒙理想的实现。这种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把我们这个时代与18世纪启蒙时代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又是对立的。启蒙的历史性本身就意味18世纪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上述价值内容不是笼统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启蒙思想家那里有着不同内容的规定。超越性的人类启蒙理想的实现，必然是某种价值内容的实现。这种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对立，把我们这个时代与18世纪启蒙时代区别开来。

如果我们既看到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又看到二者的对立，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启蒙：启蒙就是以科学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大众，使大众获得理性和觉醒，从而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权利的实践过程。在这里，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权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规定，争取这种权利的实践过程有可能是温和的和渐进的，也有可能是暴力的和激进的。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科学和理性，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和平等，究竟哪些人享有民主和人权，如何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和实践方案往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彼此不同甚至对立的启蒙思想虽然都可以笼统地称为启蒙思想，但却属于不同性质的启蒙思想，会把人类引向不同的道路。所以，启蒙并非既定的概念和抽象的价值理想，而是不同价值理想的历史展开和实现过程。随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终结，人类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里所出现的资本主义专制和蒙昧需要新的启蒙。对于这种新的启蒙，我们应当给予新的命名。当我们这样来理解启蒙的时候，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社会主义启蒙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二)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就是从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来理解启蒙的。他们把18世纪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想看作是人类的价值理想，把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渐进的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启蒙实践方案看作是唯一的启蒙实践方案。他们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世界历史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和方向的运动；反过来看，18世纪启蒙运动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起点，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在这个起点上的延续。他们相信，虽然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是只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经过不断变革，启蒙的理想终将实现；也只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启蒙的理想才能够实现。如果试图通过一场革命改变现有的制度来实现启蒙的理想，只能带来革命的暴政，这就背离了启蒙的初衷。康德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用来支持这种观点：“公众只能逐渐地获得启蒙。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成见就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26)这样，带有暴力色彩的革命就被看作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经由暴力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被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战胜或“不战而胜”的异端。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必然得出的结论。

显然，这种启蒙话语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辞。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和统治，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7)，进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利益。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8)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启蒙价值理想虽然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但实质上它只属于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启蒙的价值理想永远无法真正得到实现。资产阶级的启蒙话语最终只能成为人类启蒙理想实现的障碍。其问题就在于，它只是看到启蒙的历史性与超越性统一的一面，把启蒙与18世纪启蒙运动等同起来，把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简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于18世纪启蒙价值理想的继承，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进步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如果我们从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对立的一面出发，那么社会主义启蒙就会浮出历史的地表。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的形式，同时又批判性地指出这种价值理想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价值理想，在此基础上，赋予这种价值理想以无产阶级的内容规定，使这种价值理想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自由、平等和民主不再属于抽象的“人”和“人类”，也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9)“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30)“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既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全面超越。如果我们把这种启蒙称为社会主义启蒙的话，那么西方启蒙话语所理解的启蒙则属于自由主义启蒙。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而且用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的引领下，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自我启蒙。他们从资产阶级的蒙昧统治中觉醒，认清了自身承受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处境以及造成这种处境的阶级根源，获得了斗争的决心和勇气，积极投身到争取属于本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去。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启蒙的过程。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实践真正改变了世界格局，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启蒙道路的复杂性。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要想使中国获得进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全面借鉴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再造新文明。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思潮汹涌而入。其中，既有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学说，也有无政府主义；既有杜威的实验主义，也有新村主义。这些来自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打开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并且，这些“主义”的信仰者进一步走上了启蒙大众的道路，宣传和践行这些“主义”。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进步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大众的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革命的深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西方思想文化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失去其影响力，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信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学说，并在文化教育领域宣传这种思想主张，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用这种思想启蒙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他们从‘叛逆者’变成了‘革命者’，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变成了‘阶级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了历史和现实，而且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回到自己的社会的道路。”(32)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启蒙占据了启蒙的主导地位，赢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获得了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勇敢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民族独立的目标才得以实现。这样看来，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启蒙压倒了自由主义启蒙。

社会主义启蒙之所以能够在与其他各种启蒙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成功，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决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人民既要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又要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人权学说为思想资源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启蒙思想不仅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而且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能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肩上。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启蒙思想才能占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启蒙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3)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自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得到阶段性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后，要发展中国，同样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34)要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环伺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就要对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启蒙，使他们成为一代新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适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遭到清算，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借助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党和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影、戏剧等传播媒介，讲述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故事，使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他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奉献智慧和力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工业、农业、国防、医疗卫生和教育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错误。在西方学者看来，这种左的东西所导致的集权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无法避免的。所以，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为自由主义大唱赞歌，希望西方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正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当新时期改革开放之际，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重回“五四启蒙”传统，再次进行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启蒙的主张，并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颇有影响的启蒙实践，这就是新时期的“新启蒙”思潮。在他们看来，之所以要进行“新启蒙”，是因为“五四启蒙”传统中断了，被救亡压倒了。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极左错误和集权专制，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传统太过强大所致。这一点，即使是“新启蒙”的倡导者，也给予了强调，“新启蒙”论者的偏颇之处就在于，他们像西方学者一样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与集权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自身的东西，把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作是解救中国封建专制的灵丹妙药，却没有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启蒙价值理想也无法得到真正实现，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启蒙思想正是对于18世纪启蒙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张扬的“新启蒙”实质上起到了漠视、质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作用。这种观点显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不符，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启蒙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主义的传播，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如果单纯从反封建的角度出发，那么张扬“新启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承担的不仅是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承担着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自由的任务，另外还面对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竞争。这就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启蒙。事实上，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既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逐步深化，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又一次启蒙。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各种原则和价值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使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陷入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所以社会主义启蒙才成为时代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了启蒙思想家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原则和价值理想的探索，才给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提供了路标和方向。尤其是卢梭的平等思想和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人民主权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启蒙思想深有影响。“马克思从卢梭那里学到许多东西。”(35)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启蒙分化为两种不同类型，自由主义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两种启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自由主义启蒙只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副部主题和阶段性的次要旋律，社会主义启蒙才是真正的总主题和主旋律。

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及其社会主义启蒙性质

文学艺术和启蒙具有天然联系。启蒙是新思想、新观念对于蒙昧大众的思想照亮和道路引导，它最终需要落实在大众的自我觉醒和自主行动上。当大众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念，获得了自我觉醒和行动勇气并按照新思想和新观念去生活和行动的时候，启蒙的目标就实现了。所以，启蒙是一个过程，是率先获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启蒙者对于大众的启蒙，同时也是大众获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自我启蒙。在大众获得自我启蒙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文学艺术的情感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众的思想观念和灵魂，使他们获得行动的勇气。启蒙需要文学艺术的参与，进步的文学艺术也必然能够起到启蒙作用。从改变思想观念和灵魂的角度看，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就是文学的启蒙，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是如此，在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中是如此，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启蒙运动中也是如此。

20世纪中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启蒙事业存在着彼此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启蒙赋予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使其成为新文学；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了启蒙事业之中，成为中国启蒙事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20世纪中国启蒙就是文学艺术的启蒙。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那就是“启蒙”。在这一点上，黄子平等人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把握是准确的。他们指出：“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36)但是，由于黄子平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启蒙观基础上的，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启蒙真正改写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真正改造了民族的灵魂，所以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有机整体性的把握是不准确的。20世纪中国启蒙的历史就是自由主义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既合作又斗争的历史，并且呈现出自由主义启蒙向社会主义启蒙演进的趋势，最终是社会主义启蒙压倒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在社会主义启蒙的视域中，20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和发展主流上看，具有社会主义启蒙的性质和特征。这种性质和特征使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了有机整体性，并通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结构和语言形式表现出来。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

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发展历程决定了社会主义启蒙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底色和主旋律。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某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具有自由主义启蒙的色彩，但这些作品实际上对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事实上是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扩大的，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大有问题的。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和主流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是由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7)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总结了此前20年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指明了此后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鲁迅的方向”。就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20年发展的历史而言，它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极大的发展”和“极大的革命”。就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此后的发展而言，它是沿着此前20年的发展轨迹并沿着鲁迅所开创的方向继续前进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8)“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同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它们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39)由此看来，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它不仅继承了“五四”“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和形式，而且赋予其革命性的思想和内容，“科学”在这里不仅是指一种客观知识和真理，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民主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启蒙价值和目标，也不再是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而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民主。毛泽东不仅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且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个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40)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之后，那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也自然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这种转变是由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

既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就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启蒙。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民族独立的目标得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但是国家富强的目标并未实现，仍然需要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要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就需要文学艺术的参与。什么样的文艺能够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创作出这种文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全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此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指南。

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性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主义启蒙作用。这样，在“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之间就具有了内在联系，而社会主义启蒙则是这种内在联系的逻辑主线。

(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时间尺度概念，而是把它作为与古典文学异质的新文学概念，那么毫无疑问“五四文学”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端。只有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形成新的特征，成为新文学。这种新的特征一直延续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衍变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脉络。其总体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启蒙诉求从自发走向自觉，其发展脉络就是文艺越来越走向大众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从1917年“文学革命论”的提出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新文学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启蒙的诉求和大众化的主张。只不过这种诉求和主张还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它与自由主义启蒙的文学诉求和主张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自觉。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1)这种文学革新，不仅包括文学内容的革新，用现代思想内容取代封建思想内容；而且包括文学形式的革新，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现代思想内容，文学就无法给民众提供新思想的启蒙；没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学就不能更好地表现现代思想情感，不能为平民大众所接受，无法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那么从思想内容方面看，新文学之新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形成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正是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五四文学”表达了启蒙思想和启蒙诉求。如果说“人的文学”带有自由主义启蒙色彩的话，那么“平民文学”则蕴含着社会主义启蒙思想。之所以说是“蕴含着”，是因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平民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周作人所理解的“平民文学”是与贵族精神相对的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所理解的“平民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包含的民间文学；鲁迅所理解的“平民文学”则是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和下层民众生活的文学。这种对“平民文学”理解的分歧一方面说明“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在此时就已经蕴含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之中了。鲁迅为“听将领”而创作的《呐喊》，就是他的“平民文学”观念的表达，也是他的启蒙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2)正是这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使鲁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故乡》《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一件小事》等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充满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正是因为有了对被剥削和被奴役的下层民众的这种情感态度，所以鲁迅才能够写出他们的苦难并揭示出他们苦难的根源，表达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这可以看作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但是其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止于这种批判，而是进一步思考这些下层民众如何才能获得解放和觉醒。当一些人从反封建的自由主义启蒙立场为“娜拉出走”大唱赞歌的时候，鲁迅进一步思考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鲁迅看来，娜拉走后要想避免“堕落或回来”的命运，就要“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43)。实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正是社会主义启蒙思想的根本宗旨。由此看来，鲁迅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以及他所提出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提供了情感基础和思想基础。不过，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所关注的不是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而是强调他对“国民性”以及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王富仁这样总结：“当时的转变就从鲁迅研究开始，就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入手，就从鲁迅的文学创作入手，开始重新奠定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基础。”(44)由此看来，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抹杀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这一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就可以发现：鲁迅1928年后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蕴含在他“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观念和启蒙观念中的。进一步说，新文学在第二个十年的社会主义启蒙的思想和诉求，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生根发芽。

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就是从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随着社会主义启蒙的深入和扩展，新文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启蒙的深入和扩展。新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左翼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二是“左翼文学”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起到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作用。

“左翼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鲜明地体现在左翼作家及其组织“左联”的文艺观念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启蒙使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走上了文学道路。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文学要承担起启蒙工农大众的任务，形成了用文艺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成仿吾说：“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45)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左翼作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而其前提，就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46)。1931年11月的“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并且“文学的大众化”不仅包括文学的形式，而且包括文学的题材、内容以及批评。(47)由此看来，在“五四”时期生根发芽的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诉求，此时已经在理论自觉方面得到了茁壮成长。

通过文艺的大众化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促进了新文学的蓬勃发展。鲁迅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地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冲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为“左联”的领导工作和培养青年进步作家尽心竭力。在鲁迅的培养下，萧军、萧红、沙汀、艾芜、柔石、殷夫、胡也频等青年作家迅速成长，展露出自己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才华，创作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南行记》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作品。如果说这些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尚显单薄的话，那么，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左翼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则真正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每一部都堪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家所获得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和影响密切相关。有学者曾对这些作家的创作思想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诸如茅盾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子夜》，正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创作出了富于革命现实主义特征的《寒夜》《四世同堂》《日出》等名作。”(48)在这方面，王富仁指出：“不论左翼文学有多少不尽人意地方，但在30年代却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大学派别，不但包括很多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而且也推出了许多至今不可忽视的青年作家，另有一些像巴金、曹禺这样的著名作家，也因为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而接近左翼，40年代它又团结了一批新的作家，如老舍、闻一多等人。”(49)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这些左翼作家才找到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方向，从而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刻揭露人民大众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现实，使人民大众获得思想的觉醒和行动的勇气，起到了社会主义启蒙作用。

在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文学起到了更重要的社会主义启蒙作用，这种作用在“延安文学”中得到了突出表现。从社会主义启蒙的角度看，“延安文学”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正把“改造民族的灵魂”作为自觉的追求，并且赋予了“改造民族的灵魂”更具体的社会主义内容；二是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纷纷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涌向解放区，真正走进了农村，贴近了农民，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生活中。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响应《讲话》的号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50)。在这个基础上，一些作家创作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优秀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成为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至服务对象”(51)。这些作品真正用农民群众所熟悉的语言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民族传统文艺形式，讲述了穷苦的人民大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引导下，深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获得了觉醒，他们认清了自己的现实处境，获得了抗争的决心和勇气，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对于穷苦大众来说，正是通过这些文艺作品，他们才理解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走上了革命道路。“延安文艺”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表明，启蒙不是知识分子精英在象牙塔里自弹自唱的独角戏，也不是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上的空洞呐喊，而是获得了进步思想的作家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通过书写人民大众获得启蒙的故事，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获得自我启蒙，成为一代新人。

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的“延安文学”无论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上，都取得了自由主义文学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艺术成就。然而，从自由主义启蒙的思想立场和价值标准出发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这种成就的关注明显不够，尤其是对其社会主义启蒙性质和作用的研究尚未展开。相反，一些具有自由主义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张爱玲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不是说这些作家不值得研究，而是说这些作家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如果从社会主义启蒙的思想立场和价值标准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会是另一种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文学仍然要继续承担起社会主义启蒙的责任。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就需要一代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付出努力。如何使那些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普通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自觉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需要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像《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这些作品，目的就是通过讲述主人公在共产党的引导和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坚持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呈现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规律，起到社会主义启蒙的作用。杨沫在谈到《青春之歌》的创作初衷时说：“我们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不是那些只有革命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充满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的无畏斗争能够得来么？不是那些牺牲了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平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能够得来么？……而我——活着的人，革命斗争的见证人，是有责任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便告诉那些年轻的后来者，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52)冯德英创作《苦菜花》的初衷是让“人们重温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更加热爱新生活，建设新社会”(53)。广大读者也正是从这些革命故事和英雄人物身上，认识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正当性与紧迫性，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作品所反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社会主义启蒙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周扬曾对这些现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这样评价：“革命的文学、戏剧、电影和其他各种艺术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心灵。”(54)从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及其轰动效应来看，“红色经典”不仅在当时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心灵，而且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之下，绝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都被当作“毒草”，遭到批判和封杀，其社会主义启蒙作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得到了解禁和重印，但是在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面前，这些“红色经典”的重印并不逢时，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个政治文化背景中，“改革文学”异军突起，它继承了“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传统，塑造了勇于向官僚主义和保守势力挑战的乔厂长、李向南等改革者形象，表达了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改革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的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的文学。在改革文学之后，中国“新启蒙”思潮开始对过去的极左政治和集权专制进行反思，并用新的历史观重新解读中国现代历史。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些文学思潮只能说是与社会主义启蒙渐行渐远。也正是在此之后，文学失去了其轰动效应，远离了人民大众的审美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三大战役”“大决战”“长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这些影视剧作品的热播、世纪之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红色经典”小说的畅销以及随后“红色经典”改编影视剧的热烈反响证明，“红色经典”在新时代仍然具有艺术生命力，新时代的人民群众仍然需要“红色经典”。

总之，社会主义启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准备了理论和创作队伍，规划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营养。正是有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启蒙，20世纪中国文学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区别开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作出了自己的美学贡献。

(三)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与美感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对工农大众起到社会主义启蒙作用，是由于它的启蒙叙事。启蒙叙事以及通过启蒙叙事体现出来的美感特征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首先体现在它的叙事结构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结构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叙事结构都不相同。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结构是圆形的，叙事的终点和起点是重合的，从叙事的起点开始，人物纷纷登场并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叙事的起点，叙事的轨迹最终形成一个圆形。《红楼梦》所讲述的是无力补天的顽石在尘世的轮回，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尘世的爱情只不过是前世注定的因缘；《水浒传》中的人物也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们所演绎的官逼民反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些星宿在尘世的历练。即使是《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故事开篇从东汉末年的大一统讲起，历经三国割据斗争，故事的结局是三国复归于统一。总的来说，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轨迹是圆形的，故事结局是大团圆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念，其叙事目的不是为了反映人的生存现实，而是为了表现某种哲学观念或历史规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叙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某种现代哲学观念，不过它抛弃了一切叙事结构，呈现为一种无结构的杂乱形式。像《追忆逝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表现主义”小说、“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等现代派作品，就是通过杂乱的形式或无形式来表达作者对不可理解的世界的理解。对于现代派作家来说，世界是无意义的、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杂乱形式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最好表达。

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线性叙事结构。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叙事的起点和终点是不重合的，属于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关系，由此推动着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故事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形态，故事的结局不是回到叙事的起点，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人公要么在斗争中遭到失败和毁灭，要么获得了新的思想、得到了成长。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现代文学作品，所讲述的是主人公遭到失败和毁灭的悲剧故事；《白毛女》《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所讲述的是主人公获得新思想和能力的成长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故事反映了敌对力量的强大和人民群众尚未获得启蒙的社会现实，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现实处境，激起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斗争勇气，能够起到启蒙作用，并且这种启蒙是指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成长故事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获得启蒙的过程和成长过程，指明了人民群众的前进方向，起到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作用。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故事还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成长故事中，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已经呈现在主人公的面前，召唤着主人公的斗争，这就是启蒙叙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还体现在故事人物及其关系中。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这个新的人物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启蒙者，正是在这个启蒙者的新思想的启蒙下，主人公才获得了觉醒，得到了成长。不仅如此，这个启蒙者还帮助主人公争取了中间人物，使进步力量越来越强大，这样，进步力量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故事才呈现为波浪式前进的结局。启蒙者的形象最初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祝福》中的“我”、《药》中的革命者夏瑜就是最初的启蒙者形象。虽然对于愚弱的国民来说，这些启蒙者具有一定的新思想，但在那时他们自身的力量还非常弱小，他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未来的道路，所以无力给主人公祥林嫂等提供人生道路的指导，在强大的敌对力量面前和“帮凶”面前，主人公的命运只能是悲剧结局。在对中国社会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鲁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虽然没有提供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蒙者形象，但是为年轻一代作家指明了这个方向。这些作家正是沿着鲁迅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创作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卢嘉川、江华、林红、洪常青等启蒙者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具有强大的信念和精神力量，能够给予主人公林道静、吴琼花思想上的引导和行动上的支持。正是在这些启蒙者的启蒙下，主人公在与敌对力量的斗争中获得了成长；也正是在这些启蒙者的启蒙下，越来越多的中间人物转变成为进步人物，随着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革命斗争迎来最终胜利。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可以说是悲剧，表现的是主体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念和历史规律面前的无可奈何的理解和顺应；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是荒诞，表现的是主体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找不到出路的不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则是从悲剧走向崇高，呈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崇高美。从悲剧到崇高正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挫折和暂时的失败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反映。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启蒙不是一种外在政治力量，而是蕴含在启蒙叙事之中的。

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社会主义启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主线。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开始萌芽，30年代得到发展壮大，在延安时代得到定型，在“十七年”时期走向成熟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和影视剧作品中得到深化。社会主义启蒙是历史对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20世纪中国文学是社会主义启蒙的主要载体和重要途径。正是在社会主义启蒙的过程中，20世纪中国文学得到不断发展，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作出了独特的美学贡献，全面而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启蒙已经融为一体，彼此不可分割。对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文学以及社会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因为毕竟是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毕竟所有对社会主义失误的反思与批判，都是站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将失去根基，丧失立场。既然这样，那么从社会主义启蒙的视域展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能够呈现出一个新的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