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中国经验”笔谈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把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同时名之为“侨寓文学”。这双重的命名饶有意味。如果说“乡土文学”意味着批判眼光与乡愁的交织，“侨寓文学”则似乎指明一种寄寓都市，难回故土的割离。这种难返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准确地说或可称之为“脱嵌”——从那个“老中国”的伦理、社会、生活秩序中脱离出来，按照“合理”的蓝图去创造新社会和新人。然而，矛盾的是，基于改造现实、改造国民性的愿望，“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可“侨寓”的状态、“脱嵌”的倾向使他们艰于再嵌入要改造的那个对象，从其内生的脉络来理解它，进而扭转它、改造它。这使得新青年的书写实践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更多是一种意识性的批判力量，却难以转化为广泛的社会组织性力量。他们的再组织多基于志同道合者的实验，新组织(团体、政党)与旧社会的隔膜阻碍着他们在广阔的社会变动中发挥组织、引导的作用。虽然很多新青年对“老中国”的生活是熟稔的，并且因为精神的距离感反能产生有穿透力、批判性的描写与认识。但“再嵌入”有异于认识、观察，它需要有效介入多元、复杂的社会构成关系，介入民众的生产与生活，从社会生活“动”的、“活”的关系、进程中看出生活的面目与可能，从人与人的互动、激发中认识民众的内里、底色。同时，“再嵌入”不意味着回到旧秩序，而是从对传统关系的内在体认中生成调动、转换与引导的力量。因此，“再嵌入”构成了新文化场域所养成的进步力量蜕变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力时必经的考验。

“再嵌入”过程之艰巨、曲折与中国革命之为“漫长的革命”所特具的挑战性互为表里。革命愈是深入，愈是扩展，这一要求就变得愈是迫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把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看成这一中国革命急迫要求的集中呼唤。从40年代直到70年代，《讲话》中最耳熟能详，被视为“第一原则”的是如下这段话：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之所以当年被普遍认为不仅是“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而且“在其他一切文化思想工作中和革命工作中同样是根本性质的问题”，正基于它意图正面阐述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先锋队找到一条与民众重新结合起来的道路之必要与急迫。就此才能促使革命从少数人的先锋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将被排斥于现代政治之外的黎民百姓、普罗大众纳入政治进程中，创造一种名实相符的“人民共和”。而经由打造一种群众政治的理想状态又令群众对革命者构成一种反向启蒙。所谓“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正是把身体力行地“再嵌入”基层社会、工作的“诚”与“真”标定为达成意识转换的先决条件，以深入群众的深度来锚定后者的真伪。由此，这种深入其实超出“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范畴，它必须以深度介入基层工作为前提，学会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从日常、细琐的工作所连带出的人情事理、互动状态中，内在体认民众的精神、情感、行为、诉求，形成新的群众理解和新的社会感；又从奋力工作所调动出的现实之“可变”中领会由旧变新的动力、潜力。为此，在落实《讲话》所展开的实践中尤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先深入工作，才能深入生活，而且要抱定长期深入的决心。1943年为贯彻《讲话》所推动的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中就提出，要打破做客观念，真正参加工作，不要固守作家、文化人身份，而要把自己当作当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要在工作中体验生活而不要抱收集材料的态度，要抱长期工作的态度而非暂时工作的态度。②这成为日后制度化的“深入生活”创作机制的一个硬性要求。

“与工农兵相结合”、“深入生活”固然是一种创作机制，但也是，甚至首先是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提出、运行依托于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以“群众政治”改造革命政治的整体实践，是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它相当程度上构成对现代文学生产形态的挑战。所谓“现代文学生产形态”基于一种近代以来的分化趋势：文艺创作、媒介生产(印刷、出版)与阅读、接受空间的相对分离和各自的专业化；由此造成创作与接受的“个人化”，以及以印刷工业为核心的文艺生产的市场化。无论意识形态趋向如何，绝大部分现代文学都被这个生产形态无意识地支配着。《讲话》所奠定的“深入生活”原则规定先搁置作家身份，以普通工作者身份参与基层工作，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现代文艺生产形态的惯性和政治无意识。毛泽东在《讲话》初稿中使用“原料”与“加工”来说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几乎取消了“创作”作为精神生产过程所蕴含的自足性、自律性。在《讲话》的逻辑中，革命(“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着本源的创造性，而“创作”不具备本源的创造性，“创作”只有嵌入社会改造的实践，作为工作的一个有机环节发挥作用。这是一种以革命的总体性冲破现代自律性壁垒的“去领域化”逻辑。因此，《讲话》后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主流一度不是那些可以列入“文学史”的“作品性”创作，而是大量的小戏、小唱本、小故事——需要结合具体任务、场景进行二度加工的“说唱文艺”。甚至，文艺工作者被要求放弃自己写作品，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群众进行创作上。在彼时大兴的“群众文艺运动”中，“群众”被认为是创作主体，文艺工作者要帮助群众进行创作，并要不断向群众的“创造性”学习。这使得创作者与接受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几乎发生颠倒，也构成对现代文学生产形态的颠覆与冲击。

但是，恰如建国前夕，“作品性创作”已经开始在解放区文艺中回潮所预示的，从群众政治的激进性中激发出的文艺激进性难免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蜕变。如何面对城市文化的挑战、如何跟上苏联“高级文化”的步伐，很快成为革命文艺“提高”意识中的重要参照。虽然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一度尝试通过将“说唱文艺”的意义普遍化来摸索一种基于群众文艺的提高方式，但现代文学生产形态的回归，甚至强化(像高版税、高稿酬)，实际上构成了“正规化”和“提高”的主流。于是，在建国初的文艺路线上形成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在意识上高度重视《讲话》所指定的“工农兵主体”、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改造，不断清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侵袭；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层面文艺工作者的“机关化”、“职业化”，并且，以批判“公式化、概念化”为契机巩固了文艺标准之于实践效用的优先性。这使得《讲话》所指示的以“再嵌入”社会改造为前提的知识分子改造、文艺改造产生了危机。

正是洞察到这种危机，1952年的“文艺整风”把推动普遍的“深入生活”以及将其制度化作为克服蜕化、保证文艺工作与革命有机结合的首要方式。不过，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深入生活”经验，就会发现，那种通过深入工作来获得创造性的“生活”感受，进而产生创作的，顺畅而直接的想象性通道在现实中遭遇了极大挑战。甚至越是实心实意地深入工作，就越陷入基层工作的重重矛盾难以脱身，创作情绪随之消磨殆尽。③从这种困境与苦恼中可以看出，《讲话》所设定的通过嵌入革命工作过程而获得创造力的路径是高度依托了革命政治、社会改造实践本身的创造性状态。而革命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意味着基层治理、社会改造等均面临复杂得多的状况，并形成诸多结构性矛盾。19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路线的不断摇摆、起伏、斗争均与此有关。因此，越是沉入基层工作就越能切身感受到政策估计、工作方法、干部状况、群众觉悟间的矛盾，越能体会到规范性认识与现实的落差。与此同时，在文艺创作上的新要求——无论是题材上的写新人新事、写典型，还是创作方法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促使根据地时期的“一元目的论”滑向了“二元目的论”：创作不是基于当地的语境需要结合具体工作而生成，却是从工作过程中分离出来另外完成“表现”现实的书写。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工作与写作的“双轨制”：作者置身“任务导向”的基层工作中，但文艺生产却处于另一条轨道上，目标是写作那种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其读者不外是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这些创作往往缺乏有效途径回到其身处的基层、地方环境中发挥作用。这种创作背后的现代文学生产逻辑无形中改写了“深入生活”的内涵，使得“深入生活”从打通政治实践与文艺创造的领域化壁垒，创造政治、生活与文艺的有机融合，变成了为创作史诗性作品而做准备。

当然，这里所勾勒的、微妙而决定性的“偏移”是一种客观的体制性矛盾。而无论是文艺政策或作家的主观努力都要力图克服这种矛盾。像文艺政策中一再重申的“及时反映现实”就试图让创作与现实任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避免现实主义与“深入生活”相结合造成的创作延宕以及工作与写作的分离。而像柳青这样的作家则立志走出一条以彻底贯彻“深入生活”原则为前提的创作道路，既在工作中培养出王家斌这样的劳模，也成功地写出了《创业史》。就此而言，“深入生活”并非必然碰壁，要害在于必须创造性地打造自己的“深入生活”方式：这不仅包含着摸索自己的工作方法、写作方法，还包含着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自我的方式，与地方干部、群众打交道的方式，形塑属于自己的群众工作方法，探索消化、转化政策的途径。这其中充满超出写作范围的多方位考验，挑战着作家的思想能力、政治能力、创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因此，“深入生活”是一个革命者在工作生活中既向外拓展又向内拓展，既积累经验，又提升思想，既锻造观念，又培养感受力的过程。它代表着革命对革命者最高标准的期待。因此，当年“深入生活”的种种努力——哪怕失败的——在今天来看依然特具认识价值。因为其中汇聚了革命实践中从理念运行到执行层次、基层构造、群众状态以及革命工作者思想追求、精神动能等多层面、多维度的问题。

正因为1940-70年代的当代文学是以经由革命路径“再嵌入”中国社会作为创作前提的，其文艺书写中不仅正面表现着从革命的主观立场所看到的社会可能，还蕴涵着从社会的运行状态所折射出的革命的难题。因此，面对这些基于“内嵌”视角的文学书写和经验记录，不能只满足于文本表面提供的“内容”，更需深入它们所嵌入的那个社会过程和社会构成的内里，才能去理解、剖析文本对应、折射的历史经验，从而捕捉、体会在此现代的革命性转型中，国家、社会、民众所经历的变化轨迹与蕴蓄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