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儒者对袁了凡劝善思想的评价

明朝末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上，官场风气败坏，阉党大肆作乱；经济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世俗文化的崛起，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享乐奢靡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风气；思想上，儒学出现了宗教化和世俗化倾向，阳明心学盛极一时，挑战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历史经验证明，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往往能够产生有别于以往的新思潮，明末也不例外，劝善运动即在此时兴起。在这场思潮中，儒家士大夫是主要的参与群体，这个群体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劝善思想家,浙江嘉善人袁了凡是其中的代表。袁了凡，名袁黄，号了凡，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鼓励人们通过修养品格来向上天祈求回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的劝善思想可以被总结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他还为世人提供了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功过格法。该方法要求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做一件好事便记一次“功”，做一件坏事便记一次“过”。一段时间之后，实践者需要自查“功”与“过”的数量，遵循功过相抵的规则来计算自己是否有道德上的进步，来判断这一时期内自己是否积攒了足够的福分，是否改善以至于改变了命运。

袁了凡的劝善思想出现后就引起当时儒者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赞赏，当然也有人批评。根据评价的类型，可以将明末儒者群体大致分为赞赏派和批评派。

一、赞赏派儒者对袁了凡劝善思想的评价

该派儒者代表人物有王畿、周汝登、陶奭龄等，他们通过理论和实际行动支持袁了凡的思想。他们认为袁了凡的劝善思想非常有益处，他的著作也值得刊行，完全可以将行善积德作为一种援引世人入道的办法以教化百姓。周汝登认为世人追求利益是具有合理性的，即“夫既为人则必欲富而不欲贫，欲贵而不欲贱，欲福不欲祸，欲寿不欲夭”，而追求的途径就是行善积德，通过个人的不断修身来获得上天的回报；陶奭龄则引用孔子“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话来拥护袁了凡的劝善思想，他认为有了巨大的功德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福分，其得到只需“坐而俟之可也”。

二、批评派儒者对袁了凡劝善思想的评价

该派儒者代表人物有刘宗周、陆桴亭，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学问根基，从各个方面批评袁了凡的劝善思想。刘宗周的批评最为全面，他认为袁了凡劝善思想产生的现实效果会引导天下人走到“嗜利邀福”的邪路上去，“若了凡功过之说，鲜不以功为过，以过为功，率天下而归于嗜利邀福之所，为吾道之害有不可言者”；还对袁了凡学说的正统性和袁了凡改命经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学儒者也，而笃信因果，辄以身示法，亦不必实有是事。传染至今，遂为度世津梁”，他表示袁了凡为儒家学者，却学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已经和儒家的原则相悖了，是功利之学，而他的经历也可能是袁了凡为了宣传自己的学问故意撰写的，不一定实有其事。陆桴亭同刘宗周相似，也认为袁了凡的劝善思想杂糅儒释，会使学者迷惑。

三、袁了凡劝善思想评价背后反映出的思想背景

明末儒者对袁了凡的劝善思想有不同的评价，或赞赏或批评，其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儒家学说内部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间的分歧与冲突。明朝中后期以来由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流传甚广，已经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构成了极大威胁，两者在思想上的分歧日益严重，至明末已达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从支持袁了凡劝善思想的儒者群体来看他们大多都是阳明学者，而反对袁了凡劝善思想的儒者则大多是程朱学者，可以说袁了凡的劝善思想已经成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交锋的新载体，其评价的不同正好能反映出两派学术的不同。阳明学家秉持“满街人都是圣贤”的为下民立教的精神，更愿意接受袁了凡的劝善思想，他们认为无论形式如何，只要能够援引众生成为善人，便 “有无限方便存焉”；而程朱学者秉承传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思想，拒绝接受袁了凡劝善思想中存在着的功利属性，认为这会引导人将道德拿做与上天交易的资本，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阳明学者更着眼于发扬袁了凡劝善思想的积极因素，程朱学者则更关注于解决袁了凡劝善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两者的对立只是观念的不同而已，并非有本质上的差异。

四、结语

袁了凡劝善思想产生以后对整个明末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引起了儒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阳明学儒者对这种思想的评价多数持肯定态度，程朱学儒者多采取否定的态度，从两派儒者评价的对立可以看出晚明思想界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观念上的冲突，然而两者只是所依据的理论和视角不同，并非有本质上的差异。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