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诚意说区别及“意”之二重性来源

 明代学者关于诚意问题有着广泛精细的讨论，存在一定的分歧，其梗概可从宋儒中引出。程颐和朱熹对于诚意的讨论所涉及意之善恶、意之主宰、意之存发的问题，可定其格局，并表现出论意的二重性。程颐说意是心之所发，志是心之所存，“意发而当，即是理也，非意也；发而不当，是私意也。”[1]371他认为意可善可恶，发而当为善，不当为恶。此外，意是心之运用，非能主宰心。同时，“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主则有意在”[1]315，可见主敬工夫就是诚意。在另一则材料中，伊川回答学生问“敬还用意否”时，说“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无事了”[1]189。主一所用之“意”必为善，有定向，又潜在地蕴含主宰和心之所存义。“意”涵义的二重性在程颐时便已经表现出来。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承接二程所说“意是发动处”，释“诚意”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2]3。可见，朱熹所谓意也是有善有恶的，心是身之所主，意是心之所发。但明初朱子学者胡居仁曾指出朱子在《训蒙诗》中说“意乃情专所主时”[3]38，说明朱子认为意是情之主宰。就文献而言，笔者所见朱子《训蒙诗》被后儒征引仅限于崇仁学派。据现存日本文献所载，全句为：“意乃情专所主时，志之所向定于斯；要须总验心情意，一发而俱性在兹。”据钱明《儒学“意”范畴与阳明学的“主意”话语》（《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此诗见山崎嘉训点本，第三十四首《意》，李退溪和山崎闇斋曾对朱子《训蒙诗》的可信度提出过质疑。见吉田公平《陆象山与王阳明》，第331页。其真伪有待考察，但传世文献中朱子说：“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4]231可见，“意乃情专所主”大体符合朱子的看法。事实上，意之为心之所发还是心之所存，本善还是本恶，主宰还是发用都有着学理上的深层根据，但就程朱而言，其工夫的重点皆在于敬，诚意学说尚未深究，因而在不同脉络系统下和不同层面上，“意”的涵义模糊和不一致也可理解。
陆派弟子杨简与朱子一样认为意为心之所发，不仅如此，他直接将意归为恶的来源。他说：“凡意皆私，无私则无所不通矣。”“人心本善而无恶，起而为意，斯流于恶。”“恶非清明性中本有之物也。”[5]在他看来，意即意欲、意见和念头，人心本善，由于意的产生才有恶的出现，意是性中的渣滓。不过，保持心的澄静，并非不生意，不生意本身即是意，亦有蔽，而在于心不动于意。慈湖已经意识到意之生生，不起意会导致心之枯槁，因而在工夫论上他不是要遏止意的产生，而是提出心不受意之扰乱的工夫，所谓“微起意则失之，不起意亦失之”[5]，“微起意”是心为意所动；“不起意”则意不能生生。以上两者都是心放失的表现。这种思想对阳明后学提出无意之意很有启发。此外，杨简还说：
源泉亦在内之意，谓吾之道心也。心动乎意则为人欲，则有竭，则不常，唯不动乎意，无诸过失，是为道心，故常不竭，亦犹源泉不竭，则天下积水甚广且深，道心不动乎意，故应用不竭，此心常一布诸事业，无不咸善。[5]
这段话很可引人注意，即杨简认为道心是善之不竭的内在源泉，也是一种意。试想，如果心非常发善意，生生不息，如何能“布诸事业”，又如何“源泉不竭”？可见，即便是以意为恶的杨简，依然不能将意之为恶的观点贯彻始终，还是要承认人内在生生不息的道心，即生生之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