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郭沫若史剧的悲剧观

 郭沫若对悲剧颇有研究，创作颇丰，大小十七部历史剧，除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和《广寒宫》外，其余都是悲剧，为他在世界戏剧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但郭沫若在戏剧界的地位并不仅是因为其作品丰富，更因为其悲剧作品中那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这艺术魅力来至于作者的悲剧观，因此，探究作者创作的悲剧观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前期性格悲剧
郭沫若早期悲剧观主要倾向于性格悲剧，他认为命运悲剧只是一种对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后无力解释的一种托词而已，而性格对于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如果性格软弱，就会逆来顺受，不思进取，要是拥有一种坚强的性格，在面对困难险阻时，人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之搏斗。郭沫若的性格悲剧观往往让悲剧主体在自身的毁灭之后达到另一种境界，也就是人格的完善和美化，突显出一种崇高的美感。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提出崇高的五个根源之一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且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并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这种真情如醉如狂，涌现出来，听来犹如神的声音”。[1]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是一个年轻貌美不畏强权的女子，无论面对毛延寿，还是汉元帝，她都不为所动，断然走上了遥远的征程。相比较《王昭君》而言，《聂嫈》更显成熟，她的悲剧意义更加深远，社会色彩也更加浓厚，聂嫈虽然最终死去，但是她的死换来了其他人的生，换来了民众的觉醒，剧末写到“我们来杀死着一些没良心的狗官啊！一千两银子的赏格我也不要了。”[2]士兵从聂嫈的死中受到了启发，看到了朝廷的腐败不堪，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王昭君和聂嫈身上的主动性是强烈的反叛精神，她们虽死犹生，具有崇高的悲剧精神，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并向无限超越。
二，后期社会悲剧
郭沫若早期的人物主要表现为明显的自我悲剧意识，而抗战时期的悲剧人物则突显的是一种社会悲剧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不仅帮助郭沫若突破了西方“性格悲剧”的窠臼，而且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聂嫈和如姬是自我完满的追求，那么屈原、高渐离则践行的是一种社会使命。郭沫若在阐述悲剧的定义时，正确地指出了构成悲剧的重要条件，在于代表正义的、新生的力量，由于暂时敌不过邪恶的、腐朽的势力，必然遭到了悲惨的失败的结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历史从来不是笔直向前发展的，在进程中，难免有曲折或者暂时的倒退。郭沫若总是把悲剧人物，“放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去经受考验，从而正确揭示了产生悲剧的时代原因及其社会原因”。[3]
他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历史，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而是把历史与时代联系起来，让历史与现实形成对比。《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就是作者在五卅惨案发生时，目睹了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的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后创作的。《屈原》也是很典型的，作者曾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反动派统治的中心一一重庆，他的亲眼看见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之后创作的。作者用屈原生活的时代暗指当时的社会，屈原本身就处在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君主昏庸，小人得势，所以，屈原注定是个悲剧性人物；《高渐离》则是一部讽刺性极强的作品，剧本一方面揭露了秦始皇暴君凶残奸诈的本质，揭示了天下百姓“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以此来暗示蒋介石已不得人心，以及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从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这些剧作看来，采用历史的题材更能反映现实，而且显得更加自然，更能巧妙地、曲折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三，悲剧的价值
郭沫若一直强调悲剧的教育意义要远远超过喜剧。“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剧情绪化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4]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都具有一定的隐射，在那个时代，到处笼罩着国民党统治的阴霾，是非混淆，爱国有罪，卖国有功，祖国大地上到处流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真切的希望观众在看这些历史剧时能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恐怖的阴云迟迟不散，但是绝对不能妥协，要相信这是黎民之前最黑暗的时刻，胜利的曙光在不久就会来临。郭沫若借历史剧都是借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来鼓励人民进行殊死搏斗，这就是他的悲剧所传达的教育意义。
悲剧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给人一种崇高的精神美感。卓文君身为一个女流之辈，面对父亲的淫威，面对封建伦理的压制，面对那吃人的流言蜚语，她的斗争自己显得那么孤单，那么力不从心。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她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也喊出了女子们的心声：渴望独立自主。这是一种十分合理的要求，但是在那样的一种伦理制度下就容不下这样的女子，迎接她的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红箫的死亦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控诉，即使争取自由恋爱的结果或许也只有殉情，但是卓文君无怨无悔，不顾一切追求幸福的决心都让读者得到激励振奋。主人公迈出了常人不敢迈出的一步，她的形象也自然而然变得高大，随之就唤起了人们心中赞美、崇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