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之经典颠覆

莎士比亚所塑造的葛特露——哈姆雷特母亲的形象引起了读者、批评家和演员的极大解释兴趣。人们通常把这一人物形象界定为女性放荡的符号，哈姆雷特恋母情绪的对象，是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典型。莎士比亚描绘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的女性形象成为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原型。然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葛特露的反驳》中奋起挑战了这一经典形象。

其实，阿特伍德挑战经典的做法离不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促动。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使人们对文化、政治和文学更加敏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近年来，人们在深入思考文学经典是怎么形成的和持续的，反思经典与非经典之间的关系，思考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强调叙述的权力或遏制叙述的权力是文化、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主要实践就是挑战经典，着重描写边缘主体的经验。

对该剧的女性主义批评试图以别样的方式解读该剧人物。作为解构经典的高手，阿特伍德在其创造的众多短篇小说中构建了强硬的女性形象。阿特伍德甚至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现在表扬愚蠢的女人吧，因为是她们为我们成就了文学。”（Good Bones，P37）。阿特伍德的这一观点在《葛特露的反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作者直击问题的核心之处。众所周知，在影响英语世界的作家中，莎士比亚无人能及，而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哈姆雷特》最能代表英语文学经典。阿特伍德正是把这一经典中心作为切入口，以葛特露这一个人物为中心，以原剧的边缘话语为出发点，改写并颠覆了这一经典。

葛特露是莎士比亚笔下众多难以解读的女性人物之一，是批评家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通常站在哈姆雷特及其父亲鬼魂的立场上，把葛特露看成是一个充满性欲的、通奸的、犯乱伦罪的女人。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却读出了不同的形象。早在1957年，Carolyn Heilbrun就对这一个传统偏见提出了质疑，并为葛特露树立了正面形象，认为“她聪明，目光尖锐，具有语言天赋，说话精练”（ Carolyn Heilbrun，17）。

Rebecca Smith的观点更进一步，她认为，“关于葛特露的传统描述是错误的，因为她的言行表明她是一个温柔、依赖、没有想象力的女人，她痛苦地夹在两股强大的对立力量之间，她的心被对于丈夫的忠诚与对于儿子的忠诚所分裂”（Rebecca， 1974）。

之所以产生对于葛特露性格的争论，是因为莎士比亚文本本身的含糊性。关于葛特露是否故意谋杀老哈姆雷特以及通奸之事，莎剧中语焉不详。在莎剧中，葛特露相对沉默。作为一个主要角色，葛特露的话很少，她的形象主要通过其他角色建构的，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话语。“葛特露本身话语沉默，作为主要人物，她的死是他人对她反应的累积效应。女性主义批评家从她身上看到了女性建构的形象”（Jardine， Reading， 49）。

这些含糊性为阿特伍德改写这一场景提供了可能性。阿特伍德首先跳过莎剧中Polonivs误杀和鬼魂显灵情节，因为这些情节与她的解构经典目的相关性不大。阿特伍德直接改写了哈姆雷特与葛特露冲突这一场景。阿特伍德并没在两个人物之间建构起明显的双方对话，相反，只是建构了一个侧重一方的对话。在阿特伍德的笔下，葛特露的话语是读者能够读到的唯一声音。因此，阿特伍德将话语权赋予了原剧中缺乏话语权的葛特露。另一方面，在原剧中，哈姆雷特掌控话语权，而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哈姆雷特的声音却听不到了。在《葛特露的反驳》中，葛特露的话语不是连续的，而是被几次停顿分开。停顿之处省去的内容对应着莎剧原剧中哈姆雷特的话语。因此，《葛特露的反驳》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对话，只不过话语权被葛特露牢牢掌控。仔细阅读该短篇小说，我们会发现葛特露每片段话语都是一个挑战行动，是对原剧中哈姆雷特指责的反驳。通过参照原剧中哈姆雷特的相关话语，我们可以看清阿特伍德改写经典，颠覆经典的写作机制。阿特伍德并未遵循莎剧中场景顺序，而是重置了一些特定时刻，从而构造出全新的葛特露形象，结果是，阿特伍德的小说叙事完全破坏了莎士比亚的话语。

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一个暗含的听话人，即哈姆雷特。小说开头话语与小说标题一起指明了小说发生的文学语境，与原剧中的相关片断产生了互文性。

“称呼你叫哈姆雷特，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年轻男孩来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名字？这是你父亲的主意。没办法，你必须随他称呼。自私！在学校，其他孩子过去常常嘲笑你的生活，我想把你叫作乔治”（Good Bones，p15）。

在此，葛特露在给哈姆雷特重新命名，解构了原名所具有的神圣性。葛特露的这一个做法是针对原剧中哈姆雷特的话语作出的指责。在原剧中，哈姆雷特讽刺葛特露说，“您是王后，您丈夫的弟弟的妻子，而且，要不是这样，您是我的母亲”（Hamlet 3.4. 13-15）。在这里，哈姆雷特谴责母亲犯下不可告人的乱伦罪。小说中，葛特露的开场白表现出阿特伍德改写人物的目的所在，即用幽默的方式使神圣的哈姆雷特世俗化，为葛特露开脱罪责，相应地也拒斥了男性对女性的建构。

相反，在《葛特露的反驳》中，作为男性的哈姆雷特的形象却依赖于作为女性的葛特露的建构。在此，哈姆雷特被描述成一个行动笨拙的年轻人，因为葛特露对哈姆雷特说，“那将是你打碎的第三面镜子”，哈姆雷特被说成是一个不爱干净，所住之处象是猪圈的人。甚至莎剧中哈姆雷特存在理由和替父报仇的急切心愿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被抽空了。哈姆雷特与他的叔叔克劳迪斯（Claudius）之间的深仇大恨在小说中被葛特露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成年继子与新近继父之间的小摩擦。葛特露倒是替克劳迪斯辩护说，“亲爱的，我希望你不要称呼你的继父为臃肿国王。他确实有点超重，但你这样称呼他，会伤害他的情感”（Good Bones，P16）。

葛特露贬低儿子的话语在给儿子去神化的同时，也瞄准了站在儿子背后的人，即父亲。给儿子命名的父亲，在儿子身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并创造了同样同样的缺点，即约束女人行动，特别是控制他们性活动的男性代码。在小说中，葛特露通过明确比较了两个丈夫的优缺点，解构了原剧中哈姆雷特所塑造的老国王的光辉形象。在莎剧中，哈姆雷特把老国王的眼睛比作发出威严光辉的火星，把他的身姿比作水星，相反把叔叔克劳迪斯比作杀死老国王，夺取王位的小人（Hamlet 3.4. 53-67）。在莎剧中，葛特露没有作出反应。而在阿特伍德的笔下，葛特露则为克劳迪斯辩护，贬低了老哈姆雷特，她对哈姆雷特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比克劳迪斯更英俊……但英俊不是一切，……你父亲根本就无趣。高贵，当然，我同意你的说法。但克劳迪斯有时喜欢喝一杯，他会品赏一顿美餐，他享受大笑”（ Good Bones，P15-16）。在此葛特露颠覆了传统好男人的形象。

在莎剧中，哈姆雷特痛斥葛特露与叔叔的乱伦行为如同动物的本能；而在小说中，葛特露不仅辩护了自己的性活动，而且指责哈姆雷特缺乏年轻人该有的性冲动。在此，葛特露颠倒了男人话语中关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原剧中葛特露的悔罪自责心理失去意义。

在莎剧中，哈姆雷特让葛特露“不要扭你的手，让我扭你的心”，表明了对葛特露罪行的经典性阐释。而在小说中，葛特露锋利地回应男性经典解释，“我不在扭我的手，我是在晾干我的指甲”。这种明确的否认是解构莎剧中关于葛特露的写作方式的重要一步。

阿特伍德改写莎剧文本中的灰暗区域，目的是要刻画出自己心目中的葛特露形象，一个敢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毫不含糊争取选择权的女性形象。葛特露为自己争取了能动性，对自己的性行为重新获得了主控权。

阿特伍德以对人物的传统解读为参照框架，重新塑造了葛特露这一形象。阿特伍德的做法并没落入一些女性主义批评的俗套，即把葛特露改写成谦逊、温柔、具有依赖性的女人。相反，阿特伍德对莎剧文本的经典性解读进行了反经典式的解构，她的改写促使我们对于与经典解读相关的价值观进行深入思考。通过这种方式，阿特伍德为葛特露争取并正名了她的性欲权，进而否决了哈姆雷特，甚至莎士比亚对葛特露的审判权力。阿特伍德颠倒了原剧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把葛特露置于话语的中心地位，而把哈姆雷特给边缘化了，进而也解构了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经典性。文章开头指出，阿特伍德是加拿大作家，她敢于挑战英语文学经典的核心根基。重新刻画葛特露的形象，确立女性主体的地位，只是阿特伍德的叙事手段，通过这一手段，阿特伍德成功地将中心边缘化，表现了她的后殖民主义思维。从表面上看，《葛特露的反驳》构造一个发生在葛特露与哈姆雷特之间的，由前者独霸话语权的对话，实际上，这一对话也应看作是阿特伍德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对话，体现阿特伍德欲与莎士比亚抗争，打破莎士比亚话语统治地位，争取自己话语权的愿望，从民族文学角度看，这也是加拿大民族文学与英语经典文学之间的对话，体现作者弘扬加拿大文学，打破英文经典文学一统天下局面的愿望。事实上，阿特伍德的短篇小学既利用莎剧经典又解构莎剧经典的做法，体现了加拿大后现代作家对英语文学经典既爱又恨、既欲逃离又不得不利用的矛盾心理，在更高层次上反应了加拿大文学既抵制又吸收英语文学经典的辩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