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二元对立—解析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

阿特伍德创作了11部长篇小说，14部诗集和5部短篇小说集，3部文学评论。其中长篇小说和诗倍受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但短篇小说影响力远不如前者，而对于特定某一短篇小说的专门研究则少之又少。关于《葛特露的反驳》的研究屈指可数。国内方面，傅俊教授是系统全面研究阿特伍德的第一人，在其专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中，傅教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阿特伍德成长道路和文学创作，并理性分析了她的相关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和诗歌占据主要篇幅，而短篇小说的分析则是从总体上把握的，很少全面分析某一篇短篇小说。然而幸运的是，傅俊教授在研究阿特伍德的单篇短篇小说方面还是开了先河。在《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三期上，傅教授与她的学生韩媛媛翻译了该短篇小说，并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比分析了莎剧《哈姆雷特》和《葛特露的反驳》，重点探讨了两个作品中女性人物——葛特露和奥菲利娅的前后不同的形象刻画，将其归因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与复得，即阿特伍德巧妙地借助于戏仿经典的手法，在全面恢复王后葛特露话语权利的基础上成功颠覆了莎翁原著中的传统女性形象。[1]94傅教授她们认为“如果说原著中的王后一直处于近乎失语的不利地位，那么阿特伍德戏仿之作《葛》则还给女性开口说话的权利。这种话语权的失而复得，使得葛特露能够站出来唇枪舌剑地为自己辩护。”①

余娟女士对该短篇小说的研究则建立在傅俊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在《河北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戏仿经典：简析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一文，重点从戏仿的角度探讨了阿特伍德所建立的葛特露新形象。余娟认为，戏仿就是对被戏仿对象的重复和模仿，根本目的是建立起与被戏仿对象间的差异和变化，其表现形式是对被戏仿对象的颠覆性改造以获得某种批评性反讽效果。而阿特伍德创作该短篇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巧妙地运用戏仿经典的手法，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王后葛特露这一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新、大胆的当代阐释，颠覆了英国文学经典中将女性视为弱者的观念，且解构了那种以男性为主宰的传统文化。②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的张珺在《学术交流》上撰文《后现代主义文学戏仿策略阐释》，也认为戏仿是加拿大女性写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后现代主义作家看到经典文本中蕴含的话语中的霸权，因此在戏仿经典时就必然要从根本上否定男权话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最次要的女性放在中心的位置，让她们去说。③同样，李娟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葛特露新形象的形成。

国内对该短篇小说的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主要集中在外部研究上，即从权力，女权主义，戏仿等外部视角，而国外则有学者用实证主义方法从文本内部的互文性研究该小说的意群片段。如Pilar Cuder Dominguez认为葛特露的一席话是不连贯的，中间省掉了哈姆雷特的话，即莎剧中的中间文本。仔细阅读该短篇小说，可以看出，葛特露的话语可以看作是对沉默的中间文本中哈姆雷特指责的挑战和反应。将两个文本并置研究不仅有助于重建整个对话，即文本与中间文本的联系，而且能够从中看出阿特伍德改写的技巧，即阿特伍德没有遵循莎翁的叙事顺序，而是重置了几个特定的时刻，建构了葛特露的新的形象，从而粉碎了哈姆雷特和莎翁的话语。④

以上对该短篇小说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某一理论视角静态地对比戏仿文本与被戏仿文本中人物的不同，进而得出结论，阿特伍德解构了经典文本，建立了拥有话语权的新女性形象。然而，关于前后两个文本中角色及其意义转换过程的微观研究，则不多见。本文尝试用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的语义学理论，特别是符号学矩陈来分析该短篇小说中的二元对立现象，以期弄清楚从旧文本到新文本意义转换过程中的微观机制。

二、二元对立世界的建构

在《葛特露的反驳》中，二元对立关系出现在各个层次的各个符号语义系统中。按照奥地利叙事学家F.K.斯坦泽提出的叙事情境的概念，叙事情境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和作者叙事情境⑥。很明显，《葛特露的反驳》属于第一称、内部聚焦和讲述的叙事模式，而《哈姆雷特》则属于作者叙事、外部聚焦和讲述的叙事方式，但叙事情境自身是富于变化的，它们之间可能会互相转换。据此，在对比两个文本的基础上，虽然表面上葛特露与哈姆雷处于平等的对话地位，但前者属于第一称叙事，而后者属于作者叙事下的人物叙事。所以我们认为二元对立的符号语义系统发生在三个层次上，即剧中人物所拥有的语义系统，叙述者所拥有的语义系统，作者所拥有的系统，不同体系之间会产生一些相互作用，由于我们要突出前后文本的差异以及后者是怎么解构了前者的意义系统，所以能够反映出强冲突关系的肯定项（S1）和否定项（S2）将被重点关注，而隶属于中性轴S的非肯定项S1和非否定项S2则从简处之。为区别起见，人物系统要素的代表字母参照语义系统拥有者名字的首字母来给定。

在莎剧中，哈姆雷特作为剧中人物，他心目中的人物关系系统可表述为肯定项h1=老国王，否定项h2=克劳狄斯，非肯项h1=克劳狄斯的助者，非否定项h2=忠于老国王的人。这一爱憎分明的人物关系系统明显地表现在哈姆雷特比较其生父与叔叔克劳狄斯时的言辞中，“瞧这一幅画，再瞧这一幅；这是两个兄弟的肖像”(Hamlet 3.4.53--67)。而在《葛特露的反驳》中，葛特露虽是个叙述者，但同时又是自我叙事中的人物。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葛特露呈现给我们的人物关系系统为：肯定项g1=克劳狄斯，否定项g2=老国王。其它人物归入非肯定项g1和非否定项g2。这一观点反映在葛特露的独白中，“该向你指明你爸爸实在没什么劲……但克劳狄斯不同……他爱放声大笑”⑦。格雷马斯指出，两个符号意义系统发生关系时，一个系统中的任一要素（如S1）与另一系统中的要素进行组合，可以得到16种组合，从而可以看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异同，其中一系统的肯定项与另一系统的否定项组合时会产生强冲。⑧当我们将以上两个系统中属于S指令轴的四个要素进行交差并置时，即h1+g2， g1+h2，两个系统的冲突就会强烈体现出来，即哈姆雷特肯同的老国王被葛特露否定，而哈姆雷特所否定的克劳狄斯则被葛特露所肯定。结果，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解构了戏剧中人物所拥有的人物关系系统。

从人物叙事视角上升到叙述者叙事视角，短篇小说的叙事者还是葛特露，而莎剧中的叙事者则是隐性叙述者。两个文本叙述者所拥有人物关系语义系统也是不同的。莎剧中叙述者反映的主要人物关系可分为：肯定项n1= 哈姆雷特，否定项n2=克劳狄斯，非肯定项n1=帮凶，非否定项n2=助者。这种人物关系贯穿戏剧的主线，即哈姆雷特如何向叔叔克劳狄斯复仇。而在短篇小说中，叙述者所拥有的人物关系系统为：肯定项g1=克劳狄斯，否定项g2=哈姆雷特，其它人物可归入非肯定项或非否定项中。将两个系统加以并置，n1+g2，n2+g1，即可得到强烈的冲突效果。哈姆雷特在戏剧中是主角、英雄，而在短篇小说中，则遭到葛特露的极力贬低与批评，演绎成了反主角，反英雄。例如葛特露批评哈姆雷特名字不好，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找的女朋友不性感等，而在戏剧中属于坏蛋角色的克劳狄斯则在短篇小说中被叙述成了令女人开心的好男人。从叙述者叙事角度，戏剧中的二元对立再度被短篇小说中二元对立所颠覆。

再上升到作者叙事角度，两个文本中又表现出作者所拥有的人物关系系统的诸多不同。我们只择取两个文本中对应的且相关但不同的人物系统加以对比。在短篇小说中，作者阿特伍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人物关系为母子关系，即在作者的人物意义系统中，肯定项a1=葛特露，否定项a2=哈姆雷特。而此对立关系在莎翁的笔下为：肯定项s1=哈姆雷特，否定项s2=葛特露。在莎剧中，哈姆雷特被歌颂为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是正义的悍卫者，而葛特露则被描述成不守贞节，忘恩负义的女人；在短篇小说中，作者阿特伍德将葛特露描写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具有现代意识、充满活力与欲望且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而哈姆雷则被否定为啦里邋遢，不讲卫生毫无生气的颓废青年。

我们将此两个系统中的肯定项与否定项进行并置，a1+s2，s1+a2，很容易得出结论，阿特伍德颠覆了莎剧所歌颂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颂扬了一个敢爱敢恨，能言善辩的女性形象。

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包括很多，诸如母/子、父/子、继父/子、夫/妻以及情人之间的关系。二元对立是作家表达鲜明主题的有效工具，也理应成为我们分析文本的有力武器。当然二元对立不仅体现在共时性人物关系和历时性人物关系上，还表达于一个人相关于某个问题的价值观念中，如性观念。对于分析葛特露来说，这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她的出场和复杂性格的确立是以此为组成要素的。按照格雷马斯的意义结构理论，关于性关系的基本义素为S1=提倡的性关系，S2=禁止的性关系，S1=非提倡的性关系，S2=非禁止的性关系。不同的人或不同的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意义结构的赋值不同，可以进一步看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例如，在我国，对于在校大学生的性行为的校方态度随着时间而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高校的态度基本上是S2，即禁止大学生的性行为，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校方的态度基本上是S1，即不提倡在校大学生的性行为，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新婚姻法的履行，校方的态度基本上转变成了S2，即不禁止大学生的性行为。哈姆雷特作为戏剧中的人物，同时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将h1=提倡的性关系，赋值为坚贞不渝的，始终如一的患难与共的夫妻之间的性行为，而把王后葛特露与其叔叔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赋值给h2=禁止性关系，把她与克劳狄斯的性生活比喻为“生活在汗臭垢赋的睡床上”（Hamlet, 3.4.88-96)。而在短篇小说中，阿特伍德创建的葛特露既是小说人物，同时又是叙述者，她对性关系结构中要素的赋值却截然不同，她把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性关系看作是值得提倡的性生活，属于g1=提倡的性关系，因为与老国王相比，“她自然会对喜好美食、常露笑容的克劳狄斯倍感亲切与中意”⑨，她觉得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性关系能达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与和谐。而葛特露性关系结构中的g2=禁止的性关系，则包括了她与老国王之间毫无生气的性关系和哈姆雷特与其现任女友奥菲利亚之间的零性关系。葛特露批评奥菲利亚过于正经，也毫无乐趣可言，“全身上下裹得像只赠品火鸡”⑩，批评他们的零性关系并强烈建议哈姆雷特换一个性欲要求强烈，充满朝气的女朋友，并暗示他们亲身尝试一下性生活，然后哈姆雷斯才有资格与她谈论“肉欲”问题。⑾

将以上两个性关系结构中的强冲突项，肯定项与否定项加以并置，即h1+g2， g1+h2，我们就会深切感受到二个文本中表达出的性观念的不同，进而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笔下的葛特露是个典型的崇尚性自由，追求现世享受充满现代意识的西方女性。阿德伍德利用自己建构的女性形象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

以上讨论的二元对立基本上属于意义内容层面，其实在阿特伍德的这篇短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中，也到处充斥着潜在的二元对立关系。处于叙事外聚焦中的对立包括新文本与旧文本之间的对立，新作者与旧作者之间的对立，和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对立。在莎剧中，虽然哈姆雷特控制着话语权，但王后葛特露并非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并非被完全剥夺话语权，所以旧文本的叙事是以对话方式进行。而新文本《葛特露的反驳》虽然预设了一个沉默的听者哈姆雷特，但仍然是以葛特露的完全独白叙事方式进行的，完全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独白是自言自语的方式，源自于无意识的想像界，反映了女主人公反抗男权制度的欲望，反映了作者解构英国经典文本的愿望。在新作者对抗旧作者的过程中，新作者采用的独白叙事方式是一种无情节的构思（plotless  plotting）,与莎剧的情节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跳出独白话语本身，《葛特露的反驳》以喃喃忆语的独白方式呈现各种显性的和隐在的对立，反映作者试图改变加拿大文学及文化受制于英国文学与文化的被动局面。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阿特伍德设计的这段独白是寄生在莎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的初级所指就是另一文本莎剧《哈姆雷特》，但同时作者又要解构它，因此独白文本的所指变得模糊了，只剩下能指本身了。同时，独白接近忆语和疯话，谁能保证葛特露这段独白的真实性？所以独白文本归根到底缺乏另一交流主体，从而缺乏交流价值，不传达明确意义，造成所指在二元对立中失落。因此，阿特伍德所期望的加拿大文学及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很渺茫，自立的道路还很长。

五、余论

本文所讨论的二元对立不仅仅存在于单个文本之中，同时，一个文本的一要素与另一个文本中的一要素也构成二元对立，新文本中的对立项或新的二元对立在解构旧的二元对立后，不是为了建立新的二元对立，而是要的新的二元对立中，树立起其中的一方，以表达作者鲜明的观点。但话又说回来，新文本在解构旧对立的同时，使旧文本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又加深了一次，从而使经典更加经典化，使新的文本更加苍白，表达手段显得更加枯竭，即在解构别人的同时，也解构了自己，此乃二元对立的核心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