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家园探寻者的旅行笔记——《幽黯国度》

从个人经历来看，奈保尔是一名流亡作家：他出生于特立尼达，血缘地在印度，接受的是英国教育。这三重身份以及边缘意识使他倍感困惑，让奈保尔产生了身份危机感，出于对边缘人的生存状态的不满，有时奈保尔想逃离这个世界，但他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果说像《米格尔街》是展现故乡生活内容的话，那么《幽黯国度》则更多地涉及了有关族群及文化描写的内容。奈保尔说：小时候，印度存活在我心灵中，是我的想象力驻留的地方。1962年，30岁的奈保尔首次踏上印度的土地，探访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为期一年的旅程从孟买开始，然后是德里，在喀什米尔，奈保尔住了四个月，其间曾去艾玛纳锡朝圣，接着是西姆拉，再往西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最后一站是寻访他外祖父的家乡。

在作家的心目中，他希望血缘地印度是自己的真正归属。然而当他来到印度时，却收获了太多的失望。“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在登陆孟买之前，印度只是存留在作者童年生活中的模糊记忆。印度之行的结束，意味着奈保尔一段童年梦幻的终结。在奈保尔的童年经验中，印度仿佛是一个圣洁的、遥远的国度，它使得奈保尔的祖父和其它出生在印度、以契约劳工身分来到特立尼达的人们与特立尼达的其它居民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基于文化的不同；当他来到这片真实的土地面前时，一切印象、言语、幻景都在更大的虚幻中不了了之。奈保尔的期望值太高了，他的“印度之旅”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失望，奈保尔在《幽黯国度》中没有向读者描述印度的古老文明,倒像是在发牢骚。在奈保尔的笔下，有对这个国家社会公共卫生状况的描述；有对官僚体系和种姓制度的犀利批判；有对哈桑巴德城什叶派教徒盛大游行和对艾玛纳锡进香场面的感叹……所有的一切，都带有一种对印度这个古老国家的异样感觉。因此，在一些印度人眼里这是一部带有西方偏见的眼光审视印度的游记，他们很不满意奈保尔的书写，甚至责难奈保尔。

《幽黯国度》是一次体验的过程。在《幽黯国度》里，在还没有到达印度之前，奈保尔借助回忆将童年经验中对于印度的感受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而言，印度似乎是非常遥远，非常神秘的。但当时，就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各个支派而言,离开印度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 他也曾说过：“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层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生活的背景中。我外祖父来自印度，但他从不曾向我们描述这个国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对我们来说，印度并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存在于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外面的茫茫太虚中的一个国家。”可见祖籍印度文化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何况，儿时的他，作为一名儿童，他的观察能力有限，根本不可能真正感受到生活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的生活的全部。因此，他在儿时对印度族群及文化的认识，成年之后在印度的亲身体验，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强烈的矛盾冲突的。奈保尔在现实和失落的记忆中感到双重痛苦。虽然奈保尔可以在嘴上轻松地说，印度并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存在于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外面的茫茫太虚中的一个国家，可实际上那种感觉是很难消失的。甚至，这种冲突而产生的痛苦使得奈保尔对文化环境的取舍更加挑剔而绝难认同。

故乡特立尼达也好，血缘地印度也好，对于奈保尔来说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概念，它们各自承载着作家的某种理想化的东西。换一个角度来看，文学创作的角度变换也是发生改变的因素。很显然，早期奈保尔的创作更多依赖于旧有的记忆和童年的视角，这毕竟是有限的。奈保尔写道“如同所有有生命的艺术一样，文学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它的主要形式应该不断改变，这正是它生命的一部分。”于是，从1961年起，奈保尔开始了他的寻根漫游，也开始了他的游记写作。

从创作经历来看，奈保尔的著作五花八门，探索了许多主题。其中最显眼的，是对自己的出生地和成长地特立尼达的描绘，这个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所在；是他对印度这个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的探寻；是他笔下无望的非洲、亚洲、南美洲国家的肖像。他的作品带有明确的目的指向，一次次涉及疏离、混乱和“幽黯”的主题。

追随着《幽黯国度》的叙述轨迹，读者会隐约看到早期奈保尔创作的时间观和地域观，虽然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的内容在行文叙述之中并不清晰，但作品的艺术魅力有目共睹。当奈保尔以西方视角来观照血缘地印度时，他的失望是显然的，往事随着记忆正渐渐走来，悲哀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人的观念与理想被弱化成谈资和笑料，奈保尔就这样以严厉而敏锐的方式掌握眼底的人生辛酸。他不信仰印度教，近乎“零”传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印度人，或许是源于他无根的流浪者的身份，作为一个没有传统遗产影响的人，奈保尔可以摒除对族群文化的理想视角，而转向更为复杂、苦涩，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真理。

众所周知，由于奈保尔经常在作品中描绘印度的严酷生存境况，他一直承受着某些尖锐的批评。“我的目的是忠实，忠实于一种特殊经验，它包含对写作的自我进行界定。”和所有的“流亡”作家一样，他的尴尬的文化身份，使他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奈保尔那种超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个人主义立场和文化认同感使他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类代表，他身上表现出的对故土文化的那种矛盾情怀，反映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个体认同的典型心态。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提到“奈保尔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的历史的存在。”奈保尔始终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作品。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印度对他来说都只是其中的一段经历而已，他所做的就是将这段经历叙述出来。渐渐地，奈保尔似乎开始甘于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作着一名有着多重文化身份的现代流亡知识分子对无根性困境的深刻反思。“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它乃至整个世界做出判断，因为旁观者清。” 

参考文献：

徐长安 《V．S．奈保尔的后殖民主义风格论》，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2期

郭先进 《奈保尔的旁观者写作视角与象征写作手法》，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3期

汪家海 《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反思——《河湾》的后殖民文化解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2期

杨丽英 《论奈保尔的文化身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