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诱发机制

“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和不同的犯罪表现方式，个人和社会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庞大的犯罪数量和侵害领域的多元性来看，社会性因素已现实地成为决定性因素。

一 、制度性缺陷是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性因素

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缺陷性制度集中体现在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政府行政机关以家庭（户）为单位对所在地区的全部居民进行登记和管理的制度。建国初期，国家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了二元化户籍制度，具有人员管理、人口统计、社区治安、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功能；它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也是划分社会身份的主要依据。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乡间人员流动剧增，二元化户籍制度建立的美好初衷反而为诸多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不具有市民身份的进城农民工无法享受国家在劳动就业、人事管理、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政策，较之第一代农民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较大的提升，一旦权利缺位，容易诱发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犯罪行为。

1、因市民身份缺失导致政治权利虚设。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出生、上学、生活和务工，但仍然未能摆脱农民工身份。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进城后就没参加过户籍所在地的各类选举，因户籍壁垒，也无权参与城市社区选举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新生代农民工的 “无话语权”使得其呼声很难融入到政府的决策体系中，合法权益自然很难得到保障。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反社会倾向，进而转化为违法犯罪行为。

2、因市民身份缺失导致教育权利虚设。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发展，各行各业的职业准入标准也在提高。虽然有93.8%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但是经过系统职业训练的较少，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在农民工中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6.2%。因此，大多数的农民工只能只能从事体力或是与技能无关的工作，导致薪水低，发展空间小。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繁衍下一代，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的“分级办学，属地管理”教育体制使其子女很难享有与城市子女一样的受教育权利。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改善生存空间或出于对下一代发展的忧虑，容易悲观，进而降低社会责任感，由此增加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

3、 因市民身份缺失导致的社会保障缺位。社会保障缺位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现实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因无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就业中，农民工是容易失业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一旦面临失业或疾病，因无相应的社会保障，将会生活窘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挫折感，容易形成反社会心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二、社会排斥是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

因制度性的缺陷，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了社会排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劳动力市场排斥、社会服务排斥和人际关系排斥，它们正是造成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处于社会排斥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制度性缺陷无法享有作为同龄城市人参与社会活动和竞争的机会，基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容易形成较高的“群体认同”度，一旦自己合法的利益期望和权利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以反抗社会排斥或引起社会的重视，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1、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6%，建筑业占17.7%，服务业占12.2%；月均收入2049元；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收入较低；被拖欠工资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平均在外从业时间是9.8个月，平均每月工作25.4天，每天工作8.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仍高达84.5%；外出受雇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43.8%。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遭受到排斥，许多城市通过制定政策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与工种限制、先城市后农村限制等。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靠体力或者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取微薄的工资，工作时间和收入都不能得到合法保障。在物质较发达的城市，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永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侵财类或涉及经济类犯罪应运而生；工作时间长，农民工的不到基本的休息，生理和心理状态基本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也是诱发这一群体实施犯罪的因素之一。

2、社会服务的排斥。据统计，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不同行业外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尤其差。建筑业农民工享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缴纳的比例分别为4.3%、14.1%、6.4、2.2%和1.6%。社会服务的排斥一方面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体现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无有效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攻击的发生强度与欲求不满的量成正比。权利意识逐渐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受到无法享有合法权益的挫折时，一部分人便会实施攻击社会或个人的行为。

3、人际关系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的排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与雇主的关系，一个是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与雇主的排斥关系集中体现在薪酬问题上，因待遇低或者可口、拖欠工资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雇主间的人际经济关系易陷入僵局，易激化升级。敏感的新生代农民工容易产生怀疑、敌对等负面的交往情绪和态度。在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上，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化进程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因为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城市人民在享受农民工的成果时，仍然将其视为“二等公民”，将“脏、乱、差”、“高犯罪率”等标签贴在这一群体身上。而新生代农民工因父辈忙活生计，家庭监管严重弱化，踏入社会后社会接纳程度较低，再加上他们一般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交往的对象多是同乡，在内部自然形成的经历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机制影响下，增强了其对城市居民的共同防御和对抗能力。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会将城市居民作为实施侵害行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