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鸳鸯蝴蝶派小说看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矛盾”、“颓废”的思想状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教化人民，服务于政治权利中心的重任。在古代文学中，“诗”处于文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小说到了明清之时才崭露头角，后因四大名著的产生才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小说产生的初衷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消遣品”，所以在正统文人看来“小说”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由于明清之际小说的不断发展，伴随着维新前后第一次启蒙主义的高潮，“戊戌维新失败后，小说成了我国新学界最为重视的艺术部门，时代风气所趋，出现了‘经史不如八股胜，八股不如小说何’的局面。”此时，梁启超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充分论证了小说革命在启蒙运动中的突出地位，提出了小说“熏、浸、刺、提”四种作用，将小说作为启蒙国民的工具，在他的这一理论的倡导下，产生了一大批“政治小说”，与这一小说同时存在的还有晚清谴责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然与晚清的“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相比，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更能代表这一时代文学的格调。

一

民国初期极为兴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其所描写的一个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受到都市市民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文学界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它自产生之日起，便受到激烈而广泛的批评，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一部宏大的鸳鸯蝴蝶派批评史。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产生之初，梁启超将鸳鸯蝴蝶派称为“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认为鸳蝴派文学只是为游戏而游戏，毫无社会功用价值。在“五四”新文学时期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泛滥，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众多新文学家，主要从新文学启蒙的角度，从思想、文学观念、形式、结构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较有代表的是1921年茅盾在改《小说月报》之际所说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游戏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在茅盾等文学研究会同仁的号召下，“文学为人生”的标准对鸳鸯蝴蝶派的“消闲”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之后文学界对鸳蝴派的批判也一直坚持此种观点，不承认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非正统文学均被排除在文学界之外，鸳鸯蝴蝶派小说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行流通，文学史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也停留在了“五四”时期的观点。直到新时期文学开始，随着思想禁忌的解除，学术界才逐渐开始关注民国时期这一突出的文学现象。以范伯群为代表的评论者以论文《试论鸳鸯蝴蝶派》、《再论鸳鸯蝴蝶派》、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等作品从鸳鸯蝴蝶派的命名、题材内容、思想艺术等方面重新评论这一派文学，以客观科学的方法还原鸳蝴派的本来面目。这一时期范伯群在《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中，“具体分析了鸳蝴派被否定、批判的原因及它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把鸳蝴派看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来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近年来对鸳蝴派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者试图从各种角度来评判小说的人物形象、主题、艺术乃至作家的创作心态，但是却忽略了在风花雪月、悲情滥觞之间，却潜藏着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动乱时势的无奈，流露出处于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颓废、矛盾的情绪状态。

    “五四”新文学追求文学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等启蒙作用以及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鸳蝴派作家的文学追求截然相反。新文学作家一边在努力革新着鸳蝴派们所污染的文学环境，一边在对他们进行着驱逐，随着茅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鸳蝴派已经被扫地出门了。但是鸳蝴派小说作为一个不可否认的文学事实，在第一次启蒙主义退潮和“五四”新文学夹缝中没有奉行启蒙文学，也没有吸收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转而回到古代的封建思想的窠臼中暗自神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文学现象，且在受到“五四”新文学的猛烈批判后它的市场却依旧广大，大多数的都市市民依旧对那些小说爱不释手，这里边的原因是值得深究的。

二

    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包天笑、周瘦鹃和徐枕亚、李定夷的创作最有代表性。他们的作品多以表现才子佳人相恋而不能有善果的悲剧性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想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最终却还是是因着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无法在一起，或者自甘充当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如包天笑《一缕麻》、《补过》，周瘦鹃《九华帐里》，徐枕亚《玉梨魂》以及李定夷《霣玉怨》。置身于这些小说中，看到的尽是痴男怨女为一个“情”字而生离死别，我们感觉不到小说背后的社会黑暗，甚至在沉痛的悲剧意蕴中从不会想是什么造成了这一个悲剧结果。“情”本是“文学的灵魂”，鸳蝴派的小说观也却是回归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了，但是没有对作品的思想性做深入的挖掘，更是这一派文学的败笔。他们追求小说的趣味性，认为小说不过是娱乐人心的“消遣品”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以快哉!”鸳蝴派在此很明确地提出了他们作品所追求的文学的娱乐、休闲及趣味性。然而正是鸳蝴派所宣传或者遵守的这一“趣味性”及其作品所包含的浓厚的封建守旧思想才使其在文学史上备受争议。

鸳蝴派的创始人包天笑和周瘦鹃均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及创办杂志的过程中开始他们的小说创作的，包天笑接受过已趋尾声的启蒙思潮的熏陶，在《碧血幕》中歌颂了革命党人秋瑾的革命精神，然而在之后的《一缕麻》、《补过》等作品中虽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对“包办婚姻”的反对，但最终又让这些人物沦为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工具，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创作思想的转变。无独有偶，以一部长达十万字的小说《玉梨魂》在民国初期极负盛名的徐枕亚，依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创作的这部小说，描写了才子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娘、少女崔筠倩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中大胆地描写了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娘的爱情故事，尽管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之举，然而男女主人公却在封建礼仪道德前止步，因此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故事中的矛盾、冲突与挣扎最后对封建礼教的屈服也正是徐枕亚自身的写照。鸳蝴派这样悲情的小说比比皆是，虽不都是作者自身的经历，但却共同反映了一个时代中知识分子“颓废”、“矛盾”的精神状态。

三

    鸳蝴派们并不是只陶醉于自己所营造的文学世界里，好不担忧这动乱的社会。如徐枕亚在《民权素·序》中“嗟嗟！昆仑崩，大江哭。……风雨肆其威，日月黝而匿采。是何世界，还有君臣，直使新亭名士，欲哭不能。……自由钟已尘埋荒草。”中表现了对袁世凯政权的强烈不满，然而，这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在其小说创作中却表现为矛盾、颓废的精神状态。

    首先，鸳蝴派知识分子，经历了晚清国家的四分五裂，西方列强的凌辱，民国初期的动乱，面对时势的纷乱，他们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子”一样，既愤慨这样的时势，又真的无能为力，只好选择逃避来麻痹心中的忧伤。小说中才子们对爱情的坚持和动摇，既包含着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固守的封建思想，又表现了想要挣脱这种束缚的渴望，然而，看不到未来出路或者不想去看这黑暗社会的他们只好又回到封建思想的塔中，求得暂时的安乐。

    其次，“由于启蒙思潮下降，小说尊严沦丧，小说界片面追求市场价格，投合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中守旧安闲的小市民的感情趣味，小说观带上浓厚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鸳蝴派的小说创作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读者也多为市镇上的守旧知识分子，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上海也将文学纳入其轨道当中，稿费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初步建立，小说作为商品所带来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鸳蝴派的发展。正是是这客观的外部条件的刺激，废八股后，无用武之地的文人，可以说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出路。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对封建思想既疏离又靠近的情绪状态正是民国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矛盾、颓废人生观的写照。何梦霞的悲剧即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社会的悲剧。同样，徐枕亚终其一生为情所困的悲剧是他个人乃至时代社会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了深受殖民地文化浸染的鸳鸯蝴蝶派浪子，还保留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尾巴，也说明了殖民地文化虽然产生了对封建文化的某种离心力，但二者毕竟并非绝对排斥。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封建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浸染，使民国初的知识分子无法承受“生命之重”，只能将自己的才情散发在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中，表现了他们悲观、颓废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种浪子加才子的文学，它既具有对封建礼教的离心力，把爱情直视为主人公的‘第二生命’；又具有对封建礼教的向心力，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仪把佳人才子的‘恨海清波’纳入封建礼教的‘雷池’之内。这种离心力便构成了鸳鸯蝴蝶派爱情小说的运行轨道。他们一方面哀哀切切抛洒佳人才子‘怨緑啼红’的泪水，一方面毕恭毕敬地涂上了以封建道统力挽浇漓世俗的脂粉，泪水和脂粉杂合，反映了一个过渡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精神处境。”然很多批评者都忽略了这一点，在指责批判鸳蝴派的娱乐性的同时，认为在当时那样的社会中，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他们理应拿起手中的笔，痛斥这黑暗的社会，启发人民的觉醒。然而，他们只是将小说作为游戏，来愉悦麻木都市中市民。不管是“揭露黑暗”还是“小说游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前者是让痛者更痛，后者是让痛者吸食一点鸦片暂时以精神的麻痹缓解疼痛而已。鸳蝴派内心矛盾挣扎的结果只能以精神的麻木而慰藉内心的悲凉和不安。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所盛行的鸳蝴派小说的盛行除了上海十里洋场商品经济的发达外，还与知识分子们的创作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后来的文学史怎么看不起或看得起这一派文学，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小说思想艺术价值的研究固然重要，然而对鸳蝴派小说中所潜藏的民初知识分子对动乱时势的无奈，流露出处于世纪末的知识分子矛盾、颓废的精神状态的探究，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派小说创作，还原其在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载《南海先生诗集》卷五

[2]梁启超：《告小说家》，载陈平原 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11 页）

[3]《文学研究会宣言》，北京大学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175 页。）

[4]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2)

[5]《〈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杂志第1期

[6]徐枕亚：《民权素·序二》，载1914年《民权素》第一集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8]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6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