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生的现代性叙事——文学论文

    新时期以来,众多底层小说在对当代底层形象的塑造中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时代对人性的反思，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特殊的审美品质。纵观底层创作，如何拓展底层叙事的现代性内涵，超越底层叙事的悲剧审美范畴，并通过生命的终极追问来深化底层叙事的思想内涵，从而代替以“苦难叠加”的方式呈现底层生存的传统叙事，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西方现代性“被引入中国时，它们与华夏本土的丰富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王德威语）。这种“多重的现代性”在当代底层叙事中首先表现为现代性启蒙的命题。“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这一有关现代性启蒙的命题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及创作实践，立意就是从思想上确立人的主体性存在。当代底层叙事继承了这一传统，立足于底层群体的现实处境，并已将叙述视野由底层的生活现实拓展至底层的生存生态。这就大大超越了古典文学以来诸如“悯农”一类的传统人道主义关怀。那么，底层的生存生态究竟如何？社会学家孙立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现实。”（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这种“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现实”，我们可以在许多作品中深切感受到。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庆邦的小说《神木》了。进城打工的乡下人宋金明和唐朝阳为了赚钱养家，就物色与自己一样身份的打工者为“点子”，将其带至小煤矿，谎称为自己的亲戚，然后在井下作业时将其砸死，再以矿难为由从矿主处得到事故赔偿金，寄钱养家还嫖娼享乐。事实上这血淋淋的描写就是取材于新闻报道的。在小说问世后，这样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2011年10月22日的《南方周末》就以《前矿工组织杀死同伴伪装矿难，扮演死者亲属索赔》为题刊文，罗列了1997年以来类似《神木》的案件，趋势是有增无减，甚至在近年又出现将真正的亲人作为“点子”谋财害命的案例，因为这样做更安全高效。

    作家在对血淋淋的现实揭示中，实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煤矿下惨绝人寰的杀戮？杀人者的残暴冷血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深入探究，却绝不仅此。小煤窑老板担心违规经营遭到查处，因此宁愿花钱息事宁人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宋金明家里有地却不够老婆一个人种，只好老老实实在小煤窑打工，工资又屡遭拖欠，可是孩子急需学费，政府又有摊派……这无疑触及了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底层的真相：这些人贫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缺少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小说由此呈现了中国城乡的现实问题：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之下，如何实现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又能净化社会生态，确保底层群体的生存权利。

    因此，底层文学能否深入，根本在于能否切实关怀底层个体的精神世界，关心他们的未来、理想和幸福。贵州青年女作家肖勤，以多年乡村基层工作者的身份与经历，写出了包括留守儿童、外出务工人员和空巢老人在内的乡村人们的精神困境。《暖》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留守”女孩小等。小等和年迈体衰的奶奶留守家乡，艰难度日。渴望外出打工的母亲早日回乡团聚的小等虽然得到村主任周好土和瘸腿的庆生老师无私的帮助，但终究还是死于非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为了保护电话线这唯一能与母亲联络的工具，小等不幸触电身亡。小等对母爱质朴的渴望，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能干，以及最后无谓的死亡都催人泪下。以“暖”为题，作者表达了：“暖，是人生必须的温度和爱惜，却是乡村最缺少的东西，因为，乡村不圆满，她的儿女们没有回来。”（肖勤：《通往幸福的方向》，《小说选刊》2010年第5期）应该说，《暖》中呈现的也是当今中国的普遍现象：大量的青壮年涌入城市打工，留在乡村里的是他们年迈的父母和不谙世事的儿女；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滞留城市，可能几年都不回家，以致无法团圆……正是基于对乡村生活的深刻体验，作家行使着“干预现实”的权力：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实现人们的幸福生活为第一要务。

    可以说，底层叙事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因素，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的精神内核。但底层叙事的这种建设性内涵还体现在其它层面。仍以肖勤的创作为例，她在《云上》中塑造的少年岩豆和姐姐荞麦，从另一个视角叩问了中国乡村底层的现状。这是一对生长在贫困家庭中的姐弟俩，弟弟因为不堪忍受村支书儿子的百般挑衅与凌辱，愤怒之下因为防卫过当将其误杀。美丽出众却懵懂无知的姐姐于是被村支书要挟，用她的身体去贿赂好色的上级来作其升官的阶梯，以换取弟弟的性命。无知的荞麦直到丢失了自己处子的清白才知道弟弟的杀人其实根本无须偿命，于是愤怒之下赶去复仇，终于沦为真正的杀人犯。小说表达了对当下中国农村落后的思想面貌的质疑与批判。荞麦如果不是发誓保护弟弟这棵家中的“独苗”，唯一的男娃，怎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处子的清白，最终在受辱被骗的悲愤之中绝望杀人？《暖》中小等的父母，不也正是因为执拗地想生男孩才导致负债累累东躲西藏？也是为了多赚钱养儿子，小等的母亲才毫不顾念小等渴望母爱的感受而几年不回家，沦为一个毫无母性的冷酷之人，最终间接“害死”了女儿。作家通过对底层现实的揭示让我们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乡村，重男轻女等封建落后的思想其实远未销歇，包括法律意识在内的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不仅没有深入人心，甚至连基本的普及都尚未做到。于是在这历史文明的罅隙中，愚昧的民众才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悲剧。倘若对法律“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有所了解，荞麦怎会沦为杀人犯！当代乡村底层现状的这一精神描摹再次表现了中国城乡现代化建设的艰巨：通过进城打工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的丰富、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已成为乡村底层民众恒常的人生目标，但他们中又有相当数量的人依然停留在传统落后甚至原始愚昧的精神状态。荞麦、小等的母亲这些底层女性形象只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底层民众与现代精神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

    承上所述，底层叙事的现代性意味着底层叙事不再仅以展示苦难为主旨，对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也不仅止于道德主义的同情，它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揭示苦难与冲突的具体演化与成因的要求，提出了探讨隐含在深处的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观念的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深入中，底层叙事的内涵才能够得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