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人》中黑人民俗在主人公种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文学论文

一、 引言

    1846年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英国作家威廉·J·托马斯首次提出“民俗”这一词语并将其定义为“流行的古物，过去的通俗之物”（Fenton，19）。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将其概括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钟敬文，1-2）。而历代作家在作品中对民俗元素的运用不仅使民俗文化的传播由口头传诵转化为书面形式，更增添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非裔美国民俗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则是其中的一个例证。非裔美国民俗，即黑人民俗最早产生于黑人的长期奴役及劳作，它是非裔美国人民非洲记忆和美国经历的糅合物。20世纪20年代，在黑人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黑人民俗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二战后，这一传统在文学创作中延续，但重点已从新黑人形象转向黑人身份问题，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便是佳例。

二、扭曲的种族身份

    黑人民俗文化中，动物故事占有相当的比重，在黑人奴隶的日常劳作中，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式的动物并以对它们的观察为基础创造出故事和传说，以此来“满足他们私下象征性地解释奴隶主统治行为的需求”（Hamilton，12），故事中的动物形象同时也折射出他们被奴役的现实。小说中，主人公在自由油漆公司工作时，因爆炸事故被送往医院治疗。医生通过将问题写在纸上的方式问了他一系列有关其身份的问题，如“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对于这些问题，主人公全然不知，这象征着他自我身份的缺失。接着，医生写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兔兄弟？”“兔兄弟”这一形象勾起主人公儿时的记忆，心里还默念着关于“兔兄弟”的儿歌。但同时，主人公也表现出对这一形象的不满，他本能地想起它却当着白人医生的面故意拒绝承认它。“兔兄弟”是黑人民间故事中典型的以弱搏强的动物形象，往往被塑造成身体瘦小但智力超群的作乱精灵形象。南方黑人视“兔兄弟”为动物中的英雄，并常以它的形象来代表自己，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英雄情结不同的是，“兔子”这一形象具有残酷的现实基础，因为美国黑人奴隶正如兔子一样生活在乡间，充满智慧，但同时却没能逃脱人类的压迫与奴役。在《看不见的人》中，“兔兄弟”这一形象使主人公回想起了黑人曾经的奴隶身份，所以他觉得“他（医生）提起这个旧身份让我很烦恼”（Ellison,242）。这反映出主人公对过去奴隶身份的拒绝和排斥，也是他自我身份意识萌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部小说中另一个黑人民间故事中的传统动物形象“熊大哥”总是被塑造为身体强壮，智力低下的形象，因而常被其它动物欺负、利用，该小说中它代表黑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现代傻宝，是被扭曲的黑人形象。当主人公躲到地下室时，他主动称自己并要求读者也称其为“熊大哥”， 以一种痛定思痛的成熟姿态直面自己被欺侮的事实。他认识到在地面的经历中，他一直都被白人当做“熊大哥”来玩弄，他的身份都是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强加给他的，并非正常的﹑真正的自我身份。例如，在南方大学时，为了获取白人的信任以得到金钱上的支持，校长布雷德首仅仅把他当作替罪的羔羊。又如，在“兄弟会”中，杰克看上了主人公的种族身份与口才，为主人公设计假身份，将其当作自己的木偶傀儡从中获取政治利益。在这些过程中，主人公都像“熊大哥”一样被欺侮，被瞒弄，在“慈善”、“教育机会”、“政治平等”等一系列美丽名目之下，黑人仍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白人为其设置的扭曲形象和身份使他们的自我身份意识一直被压制﹑被误导。然而，在地下室中，对自己从前“熊大哥”这一扭曲身份的觉醒与反思使主人公认识到自身身份不是他人为自己设计安排的，而在于自我的寻求与构建。身份的形成应以自我的实际经历、社会经验为原材料进行筛选、构建。它拥有广泛的现实基础，而非概念中的空中楼阁。 熊大哥 “冬眠”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使主人公认识到充足的思想准备和积极的实际行动在自我身份寻求过程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他也警醒自己不要“过度冬眠”，因为“即使是一个隐形人，他也有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艾里森，581）。

三、种族身份的建构

    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源自其自我身份的缺失，尤其是他处在种族身份的真空地带：既反抗白人主流社会强加的扭曲的种族身份，但同时又无法建构起新的种族身份。这一困境之中，黑人民俗文化起到了引领、启迪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鼻祖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文化身份在整个种族或族裔身份中尤为重要，它可被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而种族成员对这种文化的自豪感或认同感是种族身份形成不可缺少的一环。《看不见的人》中，黑人民俗故事中“民间艺术大师”的形象使主人公逐渐摆脱种族自卑感，建立起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认同，从而迈出了构建种族身份的第一步。

    小说中，黑人马车夫跟主人公谈到自己身份时提到他是“第七子”和“彼特·维特斯卓”的后代。在非洲传说中，人们认为“第七子”拥有超自然甚至神奇的力量。在西非的达哈民族传说中，勒格巴被认为是造物主的第七个儿子，因而他成为西非宗教伏度教中的主神，并被尊为黑人音乐的庇护神和大师。此外，“彼特·维特斯卓”在黑人民俗中也是一位极具才华的音乐大师形象。传说他将灵魂买给魔鬼，以此来换取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黑人音乐家常用“彼特·维特斯卓”作为自己的艺名，以此说明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第七子”和“彼特·维特斯卓”这两个黑人民俗形象都与黑人种族音乐紧密相连，通过他们黑人马车夫试图展示黑人种族文化的伟大，进而表达他对黑人种族文化与身份的自豪感。这一点感染了主人公，使他开始用心欣赏马车夫的民谣，并感叹黑人在音乐艺术上惊人的才华，这一场景表现出主人公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认同，从而为构建种族身份铺垫好了文化心理基础。

    身份建构是一个构建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小说中主人公在地下室的反思正体现了这一过程。在地下室，主人公反复听着一首黑人爵士乐：由阿姆斯特朗演唱的“我做了什么使我浑身青紫？”。以这种自我追问的方式，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在地面上的经历，认为自己这种伤害的源头在于自己是一个“隐形人”的事实。这种“隐形”不是因为他生理上异于常人，而是指他既没有平等公民权利，又不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从而与社会脱节，他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毫不相干。实际上，“隐形人”这一隐喻贯穿全书，强调主人公身份缺失的状态。如果说布鲁斯主要功能在于表达黑人受到压迫时的悲伤情绪，那么，爵士乐则更多地传达出他们在压迫中坚持不息的斗争精神。因而，这句歌词实为双关语，“既是对非裔美国人民突出黑色肤色的描述，也是对其在种族歧视社会里备受伤害的诘问”（朱小琳，131），体现了非裔美国人民建构种族身份的动力与决心。

四、结语

    身份问题是一个复杂但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念，而是一个多重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看不见的人》中，历史与现实、种族与个人、自我与他者种种关系相互交织，展现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那一代非裔美国青年的身份缺失问题。艾里森指出非裔美国民间文化在此期间“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甚至救赎的功能”（朱小琳，138），并借用黑人民俗元素阐述了非裔美国人民在“双重意识”影响下应如何反应、选择以最终建构起自我的身份。

参考文献：

[1] Ellison, Ralph. Invisible Ma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2] Fenton, Alexander. “The Scope of Regional Ethnology” [J]. Folklore: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1. Ed. Alan Dund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 Hamilton, Virginia. The People could Fly: American Black Folktal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3.

[4] 拉尔夫·艾里森著.无形人[M]. 任绍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5]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6] 朱小琳.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