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结的展示是“中原作家群”的心灵秘史——文学论文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是特定地域文化的衍生物。中原文学的发展、壮大伴随着丰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的渗透与交织，先秦时期的文学奠基、建安时代的群星璀璨、唐宋时期的大师辈出、明清时期的沉淀历练、“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渐趋走强、新时期的辉煌灿烂……中原作家的创作生命力在丰腴文化沃土的滋养下不断生长、发展、壮大。

    “中原作家群”的作品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生活,展示的大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普通中原人的烦闷、喜悦、平静；记录着他们的成功、失败、苦恼；透视着他们的苦难、挣扎、泪水……透过这些耳熟能详的、最真实、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勘探，展示了中原人的“精神家园”。“他们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常常来自家乡。他们的不少作品反映了家乡的生活、社会和人物,带着无法抹去也无法淡化的中原特色。”“中原作家群”在积淀丰富的传统文化追寻中诗意守望民族精神家园，构成了魂牵梦绕的恋土心结、乡亲心结、乡风心结等心结谱系。

    恋土心结是“中原作家群”内心天然的、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审美维度。中原作家从乡土中滋生的心理意识和故土难离的创作理念，不仅以乡土题材的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还承载着乡土的深情寄托、哲学意识和思维方式。所以,“中原作家群”在行文谋篇、结构布局、语言表达方面蕴含着浓厚的“恋土心结”，对乡土传统伦理的赞美与歌颂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渊源。“中原作家群”的创作都和中原文化母体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对于自己的恋土情结，周大新说：“人必须和自己生活的土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深刻。”在“文化家园”的展示中，“中原作家群”关注现实，创作出了大批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激情和雄厚实力令人钦敬。

    中原故土养育了中原作家,深情的挚爱又支配着“中原作家群”的审美价值取向。因此，在一些中原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重乡轻城、回归自然的心理,充溢着对乡民淳厚质朴、终日劳作的钦佩与赞美。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被诗化为一种符合人性的自然存在，一种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消除各种紧张、非理性的、非压抑的、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和心灵结构的文化时空，以对抗或修复现代的破碎的社会和迷失的人的心灵”。他们向往当下城市生活的现代文明，鄙视城市化中的道德沦丧、贪图享受。这种守望乡村传统道德精神、希冀用传统文化救赎失落现代文明的超越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情结，在《湖光山色》《慢慢的是活着》《羊的门》《城的灯》等作品中均有表现。中原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乡亲心结是“中原作家群”情感倾诉的重要视域。对诸多中原人物形象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描写,是中原作家恒久的情感质核。成长于中原文化根脉上的河南作家则表现为其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体验和表现。如，乔典运的《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作品在批极左的荒诞中渗透着对故土乡亲精神的考量。李佩甫《城的灯》、王绶青《重访红旗渠》、焦述《市长日记》系列作品、张宇《疼痛与抚摸》、王怀让《中国人，不跪的人》等都在探究中原乡土文化心理和中原人倔强、坚韧、执著的性格。

    回眸凝视，中原作家往往站在更高的视角、更新的参照系和更广阔的审美视域透视乡土,在对故乡的参悟、理解中达到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把握。从徐玉诺、曹靖华、冯沅君、师陀到姚雪垠、苏金伞、于黑丁、李准、南丁；从张宇、李佩甫、乔典运、叶文玲、田中禾、张一弓、墨白到刘震云、周大新、傅爱毛、乔叶……几代作家同构共筑,塑造着一组组性格各异、形态迥然的父老兄妹形象。如李准笔下经得住九蒸九晒的女强者李麦（《黄河东流才去》）、周大新笔下新辈立志创业者暖暖(《湖光山色》)、张一弓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圣者和殉道者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

    乡风心结是“中原作家群”的重要描写对象。把精神寄居于灵魂的返乡，以中原家乡生活为写作素材和表现方向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共同点。独特的地缘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经验是作家们情感深处的一种“文化心结”。著名作家、编剧家李准最为典型地展现了这种“心结”的内涵，从他踏上文学道路之初,便与中原乡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擅长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李准对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感情炽热而深厚。在他的出生地——河南洛阳的小乡村有他最初的生活积累。成名之后，他还多次带着全家到荥阳、登封、郑州郊区、周口西华县、黄泛区农村落户，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依旧默默地走村串户，深入了解黄泛区农民的家史、生活史，为日后的长篇创作积累生活。期间，他曾为许多农民写对联、喜帖，还为亡故农民写祭文、挽联等。他把对农村、农民的热爱倾注到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富有质感，许多读者对他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中的人物耳熟能详。如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作品《黄河东流去》等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中的李双双、孙喜旺、李麦等人物更是家喻户晓。家乡清香的黄土、悦耳的乡音、开怀的乡情、淳朴的乡俗使他魂牵梦绕、难以释怀。

    “中原作家群”的“乡风心结”还体现于特有的地缘性人物塑造上。所谓地缘性人物是指作家笔下人物的外貌形态、心理素养和精神内涵都是中原的。中原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中原地缘生活情态、特色民俗韵味，如同中原“豫菜”般芳香、独特、意味深长。中原文学之“土”正是地缘特色的质核、乡风民俗的俗说。如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老东家”和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大旱灾，描写的都是典型的河南的人和事、乡风与民俗。李准在《黄河东流去》中，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心、境、情相生相发,凝聚成迷恋浓郁的“黄河情结”，从黄河两岸、黄土乡情汇聚成他文学创作的气脉，对乡情及故土的迷恋与痴情成了他创作的内驱力。小说中的人物从男人到女人，从老人到小孩，从目不识丁到略通文墨，都典型地体现出中原人的特点，即讲实际、重体验、后行动,这是中原人务实重干心理积淀的逼真映现，如同中岳嵩山般永恒、黄河般长流不息。

    真实地呈现当下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对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文明碰撞给予特别关注与重新审视，直率地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困惑、欲望膨胀、人格异化，祈盼理想的城市文明范式注入传统文化的血液以及健康健全的城市人性与人格，“中原作家群”既有对中原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培养、建设与塑造，又是对传统文化根脉的挖掘与珍藏、寻找与守护。许多豫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他们对家乡的体验在心灵中长期酝酿的产儿,如刘震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故乡延津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的故事。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小说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间的现代人的“心灵秘史”。艾恺曾说：“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中原作家群”的乡土小说再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商品意识冲击下所发生的震荡和裂变。

    总的来说，“中原作家群”的情感、责任、文学表现与生养他的故土息息相关，其作品牢牢地植根于脚下的黄土地、本土经验和乡风民俗。中原作家无论生活在河南省内或省外，其情感皈依、主题呈现都是他熟悉的那片故乡热土。著名作家邢军纪说，“我的创作受益于‘乡土’的恩惠……要想获得文学上的突破，必须坚守我们的乡土意识。”可以说，乡土“文化心结”对中原作家创作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中不断地汲取创作源泉、创新经验和创造动力，不断开拓文学艺术的新天地、新境界、新精神，努力展现故乡历史文化、发展现状、风俗人情，“中原作家群”新作的丰厚经验、开阔表述和独到眼光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