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知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是一个善于从女性的情感、心理、经历的种种曲折变化中书写历史的作家，女知青是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并被反复刻画的人物形象，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看文革政治历史运动的女性视角。王安忆知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性解放话语中带有强烈性欲本能冲动的“大女人”形象，像《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米尼》中的上海女知青米尼，她们受到原始生命本能的激发，周身散发着成熟热烈的性诱惑力，在小说中作为性启蒙者出现，通过个人澎湃疯狂的性体验对抗文革政治语境中的性压抑，寻求身体与灵魂的双重解放；一类是女孩或少女的形象，她们纯洁浪漫，敏感多思，终日沉浸在自己日常生活的情绪和心灵世界的小天地中，对周遭世俗、功利、虚伪、残忍的世界充满困惑和忧愤，他们认认真真的挣扎在生活边缘，尝试以理想化的爱和同情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小人生”和外部世界，比如《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和《69届初中生》中的雯雯，《墙基》中的独醒，《绕公社一周》中的郑南南等等。

可以说，这些女性形象的设定，完全颠覆了文革时期女性文化的建构。小说《岗上的世纪》塑造了三个相互映衬的女性：女知青李小琴、女知青小杨和队长杨绪国的妻子。小杨和李小琴为了竞争招工名额，暗中角力，小杨请求老队长将她续进杨家班辈，这样她就成了杨姓族人，以此作为自己政治资本，她通过依附传统的乡村宗法权力来达到现实的功利目的；杨绪国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好媳妇”形象，在公公和丈夫面前谦卑顺从，小杨和她都是依据传统乡俗社会的道德准则生活的女性。而李小琴却恰恰相反，她是女性欲望和本能的化身，不仅散发着女性的妩媚，也充满了灵性和活力。小说中写道：

李小琴就大不相同了，她从头到尾都割六路，手上缠块白手绢，小镰刀磨得飞快，弯下腰索索地割到前头去了，不一会，粉红底小白花的衬衣就汗湿了贴在背心上，映出贴身的汗褂儿，几乎能看见汗褂上的针眼儿。她脑袋上扣了顶没带子的草帽，帽子卡住眉毛，一双黑眼睛溜溜的。[①]

以上这段描写将女性灵巧、轻盈、矫健的身姿融入劳动场景的描写之中，女性的劳动之美与身体之美合而为一，或者说李小琴正是在劳动中散发出女性特有的魅力。在此，女性劳动的身体和性欲的身体不再是阶级叙事中彼此对立的存在，反而获得了一种完美的结合。

同时，小说中的李小琴也表露出女性清醒自我意识和强烈的反抗意识，是一个身体和内心得到双重解放的女性主体。小说中的性解放主题，涉及到这样三个内在关联的层面：男性/女性，个人/权力，传统/现代。李小琴为了得到招工名额引诱队长杨绪国，两人于是发生了数次性关系，在最初的语境中他们的性关系是从属于功力目的，是一种基于具体的、现实的需求而进行的交易。有趣的是，小说以极度优美、自然的，甚至带有浪漫情调的笔触，详尽的描写性交中身体精妙细微的感受及其相伴而生的心理变化，这就使“性事”获得了独立的表意空间，从而超越了现实维度，并形成了双重的人物关系：一方面是利益关系，一方面是性关系。在利益层面，杨绪国因其政治身份占尽了上风，他一面占有李小琴，一面搪塞敷衍，玩弄欺骗她；但在性的层面，李小琴却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她使杨绪国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身体快感，使他久被压抑的本能彻底释放。杨绪国虽然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队长，但是他的权力却处处受到父亲的掣肘和管束，实际上杨老队长才是整个村子实际上的控制者，杨绪国时时刻刻生活在最高权力的无形压力中，李小琴用女人的身体唤醒了杨绪国沉睡的自我和内心中潜在的反抗意识。在小说结尾处，杨绪国因强奸罪被革了党员和干部，成了普通的农民，李小琴也放弃了招工的奢望。在偷情的情节中，他们由被政治话语规定被社会身份约束的人变成了“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在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内，性脱去了社会视域中的功利性，转而成为生命之间的关爱和慰藉，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在此，男性/女性的矛盾对立，在个人反抗外部极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和解，而女性成为一个救赎者和启蒙者。

文革时期，女知青被强奸，或者为了现实利益与领导进行性交易的例子在各种回忆和报道中并不鲜见。在这样的叙事情景中，女性一般被描述为无辜的性暴力受害者或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岗上的世纪》表面上看来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但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暗中置换了上述叙事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建构出一个女性反抗的神话。

王安忆的知青小说中，除了李小琴这样欲望化的女性之外，也存在另一类女性形象：成长中的少女。她创作的“雯雯系列”小说中都有一个天真纯洁，敏感多思，对爱情、对生活、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热烈的希望的少女形象。少女成长之中的孤独敏锐的内心世界在此成为与现实社会相隔离的，窥看黑暗现实的一面镜子。

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讲述了一个十六岁的女知青雯雯的内心成长史，起初她以纯洁真诚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一种孩童般的简单的思维和复杂、污浊的世界触碰时，她内心的困惑不解自然产生，于是书信这种内心独白的方式就成为组织小说叙事的主要话语形式。书信假设了一个读者，使写信者成为真正的言说主体，也就是说书信中的一切都是在写信人的价值观笼罩之下的。小说中的雯雯和荆国庆，一个天真单纯，阳光向上，一个老于世故，玩世不恭，他们的书信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读现实的方式。雯雯给妈妈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不明白”、“想不通”，小说正是通过少女的懵懂无知反衬出文革政治文化的虚假，以及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相互背弃的关系。当雯雯意识到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背后，隐藏都是龌龊的利益交易时，内心的幻灭感由此而生。

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也有一个少女雯雯。文革政治运动在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雯雯看来是新鲜、神秘而略带恐惧的生活经验：她看到一个阿姨被红卫兵剪了裤子的窘相；她感受到街上换了新气象商店招牌都换了新名称，“四新文具店，灭资五金店”；她在斗争会上看到一个女老师被剪了阴阳头批斗，内心极度恐惧；学校的阶级斗争影响了她和好朋友的关系，等等。由于文革，雯雯上大学的梦想成为泡影，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的离开上海，插队到安徽农村，但却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在村民眼中始终是一个迟早要走的“外人”；她选择以招工的方式逃离农村来到县城，然而这又为她日后回上海带来各种麻烦。回到上海之后，考大学的制度障碍取消了，但雯雯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知识储备，她不得已只有到街道的生产组工作，枯燥单调的生活让她觉得上海反而不如县城。荒谬的时代中，雯雯一次次的人生选择不是与历史发展的步伐错位，就是与自我理想中的人生路线相差甚远。

“雯雯系列”小说采取了青春成长的主题模式，以少女的姿态和心情品味社会历史的宏大变革，突出少女在极端政治环境下精神主体形成中的痛苦和困惑。在此，政治不是口号宣传，不是思想论辩，也不表征为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渗透在敏感多思的少女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之中。文革政治运动就是这样规定着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历史事件不是惨烈的、悲壮的，戏剧化的，而是平凡世俗的形式存在于普通生活中，渗透在现实的考量和功利的算计中。文革虽然只作为叙事背景而存在，但是它同时无处不在，小说对文革历史的所谓淡化处理，恰恰揭示出文革政治话语影响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小说中对女性生活的叙写虽然细碎详尽，却不颓废哀怨，在作者看来，正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认认真真的对生活的追求和思索变革了现实，平凡的生活孕育着改造历史的希望。如作者所说“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生活）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②]

王安忆知青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构成了文革反思，书写历史的女性视点。一方面，女性作为性解放的主体出现，成为反抗文革政治文化的觉醒者和拯救者；一方面，女性的日常生活话语空间的形成，将平凡女性的“小历史”嵌入“大历史”的叙事之中，成为反观宏大历史的镜像。这使王安忆早期知青小说的文革叙事突破了既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使历史反思获得了一种生活化，感性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J].文学报，2000(10).

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中国诗学定位》，《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

注释：

[①]王安忆《王安忆中篇系列小说：岗上的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②]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