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解一字,误读全篇——再析王维诗<使至塞上>》辨正——与刘景惠先生商榷

《使至塞上》诗是盛唐大诗人王维最著名的一首边塞诗，该诗是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第一次奉使出塞时所作，该诗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为后人所称赏。后人对该诗也作了很多的注解和赏析，其中刘景惠先生在《错解一字，误读全篇——再析王维诗<使至塞上>》（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对施蛰存《唐诗百话》中王维《使至塞上》的赏析作了一番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刘景惠先生在文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是关于王维出使使命没有完成的观点。刘景惠先生认为王维出使扑空，使命没有完成。刘文云：“使者虽‘至塞上’，但在居延并没找到都护和他所统帅的大军（这是读者读到尾联才知道的），连人都没见着，如何慰问？”、“问边计划未能实现”、“使者扑空”，“既然宣慰不成，又无从了解都护（大部队）的行踪，当然只好返回长安。”显然，刘景惠先生认为王维此次出使扑了空且只好无奈原路返回长安。

众所周知，要想了解一位古代诗人的生平事迹，最好的办法是去研读其年谱，那么我们来看看关于王维此次出塞，专家年谱是如何记载的：

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四《右丞年谱》记云：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

今人陈铁民《王维集校注》附录五《王维年谱》记云：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七三七），三十七岁。春在长安为右拾遗。夏，赴河西节度使幕，先为监察御史，后兼节度判官。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七三八），三十八岁。五月，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维旋亦自河西还长安。

今人张清华《王维年谱》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事迹”记云：

（王维）三十八岁。在长安，任右拾遗，秋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为河西崔希逸幕府判官。

以上皆为王维生平研究的权威著作，其记载基本是一致的。显然，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出使赴边不仅没有出使扑空，而且还留在了河西做了节度判官，直到第二年也即是开元二十六年夏，因崔希逸改任河南尹才返回京城长安。

另外，从王维诗文中亦可知晓王维奉使出塞的情况，如王维集中有《为崔常侍谢赐物表》、《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两文，这两篇文章都是王维出使到达凉州后，代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所作。从前文可知，王维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此次出塞的使命，而且还为崔希逸向朝廷报功使得崔获得了朝廷的特别赏赐，该文即崔希逸得到朝廷嘉奖以后王维代崔向朝廷所作的谢表。后文亦明确记载是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容是祭奠在对吐蕃的战争中战死的副将姜将军。另王维集中还有《出塞作》、《双黄鹄歌送别》、《凉州赛神诗》、《送岐州源长史归》等诗，这些诗皆王维出使边塞后于凉州所作。以上诗文皆可确证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奉使出塞并从军凉州幕府的事实。

由此来看，刘景惠先生“出使扑空”、“原路返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次是关于王维出使目的地的观点。刘先生认为王维出使的目的地是居延。刘文云：“‘过’字的错解一旦被纠正，也就确认了使者已经到达目的地。”“显然诗评者（指施蛰存）忘记了诗的题目是‘使至塞上’，而居延城亦即塞上，既然到了，就不会继续走了。”

纵观刘景惠全文，其新见就是把《使至塞上》中的“属国过居延”句之“过”字解为“到、到达”，进而解释该句意为“使者到达了居延城”。刘文认定塞上即指居延（其依据是王维诗《出塞作》之注解），于是认为“使者到达了居延城”即是“使至塞上”，把“属国过居延”句义与诗题《使至塞上》等同起来混为一谈，认为王维既然已经到了塞上（指居延城）当然就不会再走了，显然他是把王维此行出使的目的地当成了居延。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据文献可知，王维此次出使，是因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部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大胜利，而受朝廷之命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河西节度使幕府去履行“问边”职责的，毫无疑问，其此行的目的地只能是河西节度使幕府所在地。那么河西幕府所在地在哪里呢？据史料载：

“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

“河西节度使理武威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等八军，管张掖、乌城等四守捉，屯凉、甘、肃等七州之境，治凉州，领兵73000人，战马19400匹。”

由以上文献可知：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最先设置的节度使，其府治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是唐代中原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的必经之地，也是隔断唐王朝与吐蕃和突厥两大边患的边关要塞。王维此次出使是因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部大胜吐蕃而衔命赴边监察，其目的地当然只可能是河西节度使府治凉州。因此刘景惠先生把王维出使的目的地由凉州变成了居延，无疑是错误的。

再次是“塞上”与“居延”的关系的提法。刘先生认定“塞上”专指“居延”，将二者等同起来，解诗题“使至塞上”为“使至居延”。刘文云：“另据王维诗《出塞作》诗题下注解，居延城亦称塞上。因此，本诗的第二句‘属国过居延’，即使者到达了居延城——塞上。其含义和标题‘使至塞上’完全吻合，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刘景惠先生此处的误断误解，其实正是其误读全诗的根源。刘景惠先生的思路是：首先依据王维诗《出塞作》诗题下之注解，判定居延城即塞上；（可称为其论据一）然后通过论证《使至塞上》诗之第二句“属国过居延”之“过”的释义为“到达”，认定此句意为王维作为使者到达了居延城，亦即到达了塞上；（可称为其论据二）进而认定本诗标题之“使至塞上”其意与诗句“属国过居延”句意“完全吻合”。笔者认为这样的推理看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其实是有问题的。

第一，其关键论据《出塞作》之诗题注本身并不可靠。关于王维诗歌之题下所谓的“作者自注”，学术界早已有学者专文指出其乃后人伪作，并非王维之“自注”，是不可据信的。查文献可知该诗题注为“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 。其实，即使此注确为王维自注，是确切可靠的，也只能表明该诗创作时王维的官职是监察御史，创作的时间地点是以御史身份监察塞上之时，而不能据之认为此“塞上”就专指居延城。

另外，刘景惠先生认为题注既然说明了《出塞作》诗写于塞上，而该诗首句“居延城外猎天骄”又表明此塞上特指居延城，于是得出“居延城亦称塞上”的结论。但是居延城可以称为塞上，并不能说明塞上即是居延。众所周知，塞上是个泛指的地理概念，它包括我国古代西北广大的边界地区，居延城亦称塞上，正如同凉州、甘州亦可称塞上一样，其意只能是居延城属于塞上之一部分，而不能将二者完成等同起来。

第二，其对“属国过居延”一句的理解有误。关于此句，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释为“王维出使塞上，路过居延”，此说以陈贻焮等为代表；一释为“边塞辽阔，附属国直到居延以外”，此说以林庚等为代表。而刘景惠先生释之为“使者到达了居延城”。解读此句关键是如何解释“属国”一词，虽然学术界有释其为“使者”一说，但这种解释因为其为表人的主语，则后面的“过居延”就变成了前面主语动作行为的对象，则“过”只能作“经过”或“到达”解，全句的意思则变成了“使者经过或到达了居延”。而根据诗意，王维是不可能在初至塞上之时到过居延的。原因有二：一，从王维出塞的路线来看，盛唐之时从长安到凉州的两条主要线路都不经过居延，故王维出使河西途径居延的说法不成立。二，王维初至凉州后不可能远赴居延。《使至塞上》诗为王维初至塞上时所作，这已为学界所公认。又从诗歌尾联之“都护在燕然”句可知，王维作此诗时，其所监察的对象崔希逸还没有回到凉州大本营，也即是王维还没有完成出使的使命，故王维不可能使命在身而去至离凉州2000里外之居延。

居延，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据《甘肃通志》巻二十二“古迹”载：

居延故城，《括地志》：“在张掖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汉置。《武帝纪》：‘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太初三年，路博徳筑城居延泽上。天汉二年，李陵出居延至浚稽山。’”《地理志》：“居延县属张掖郡，为都尉治。”《郡国志》：“张掖居延属国，故郡都尉，安帝时别领居延一县。建安末立为西海郡。”《新唐志》：“张掖河西出合黎山硖口旁，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冦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元志》亦有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砂碛，乃汉西海郡居延故城。

由上可知，居延是个古地名，其地大致在张掖（今甘肃张掖）东北1500里之处。汉朝时曾在这里建有居延城，后又设有居延县，隶属张掖郡。而张掖位于凉州西五百里，则居延距凉州有2000里之遥，按照唐制乘传使“日行四驿”的行驶速度，王维到达凉州后还要走差不多20天才能到居延，来回就是40余天。且崔希逸大军是“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而居延却在凉州西北2 000里，即使是王维要去迎接崔希逸也应该是往南去而不是向西北去。诗题明明是“使至塞上”，从诗歌尾联来看，说明王维到达凉州之时崔希逸大军还没有班师回营，更何况王维是有朝廷使命在身，他怎么可能使命未完成而远行至两千里外的居延呢？正如刘文末段所说，王维是绝不会“置公务于不顾”“玩忽职守”的，那么王维又怎么能在没有见到崔希逸没有完成“问边”使命而离开凉州这个大本营而远赴居延呢？由此来看，王维是决不可能初至塞上之时而远出居延的。“使至塞上”其实是“使至凉州”。鉴于以上原因，“属国过居延” 只能解释为“附属国直到居延以外”，则“属国”只能作“附属国”解，“过”亦只能释为“越过”或“超过”，其他解释明显不妥，故刘景惠先生的看法也就自然不能成立。

最后，刘景惠先生对《使至塞上》诗中词句的解释也存在一些误解。

首先，错解“燕然”一词。刘景惠先生说：“在返回的路上，到达接近秦陇边界的萧关，才从候骑——侦察兵那里得知，都护在比居延还要远至少一千多里的漠北燕然山（现蒙古国杭爱山）地带。”漠北燕然山在凉州西北几千里外，而崔希逸大胜吐蕃之地是在凉州南二千里外的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两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之遥，崔都护怎么可能突然从青海到了漠北呢？且当时的漠北是回鹘、突厥占据之地，而崔希逸攻击的是吐蕃，崔希逸大军是不可能在刚刚长途追击吐蕃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西北数千里之遥的漠北燕然去攻打回鹘或突厥的，因此，诗句中的“燕然”绝非实指漠北燕然山，而是作者借用的语典。可见刘景惠先生的都护还在漠北燕然山的观点显然是南辕北辙了。

其次，刘景惠先生对于本诗颔联“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解释也令人费解，且其把“征蓬”误写作“征篷”，王维传世文本中没有一种文献是作“征篷”的。还有刘景惠先生在尾段关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评述也有点令人难明其妙。另刘景惠先生在前面既然认为“‘属国过居延’，即使者到达了居延城——塞上，其含义和标题‘使至塞上’完全吻合”，则应该是默认此诗作于居延了，而后文又说王维返回到了“萧关”，则此诗只可能是王维返回途中或回到京城后所作，这也明显是前后矛盾。

仔细考察刘文，我们会发现其疏误的根源在于误解了“塞上”一词。刘景惠先生先是认定诗题之“塞上”即“居延”，然后通过解释“属国过居延”句之“过”为“到达”，认定“属国过居延”即是作者出使到达了居延，从而认为标题之“使至塞上”即“使至居延”，故才产生了许多误读。

参考文献

[1]刘景惠.错解一字，误读全篇——再析王维诗《使至塞上》[J].文史知识，2012(6).

[2]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杜佑.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刘昫.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七十四年版.

[1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