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正变”现象与“观”“怨”研究——文学论文

一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4年），是为杜甫旅京之十年。这一时期之变故，首先是唐帝国由盛转衰。从“海内富贵”，“户部奏人口极盛”到安史之乱的爆发，种种迹象在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的诗作中均有体现。更重要的是，杜诗自身经历了从“正”到“变”的渐变过程：

第一，其诗“众体兼备”，既出于对盛世唐音的惯性趋从，写作七律，亦游离浪漫主义之外，写作五古和歌行等。

第二，就实录精神而言，诗中所反映之唐代社会现象种种，大体上表现为从无到有，从隐性到显性，从悲叹一己遭遇到洞见万姓之疾苦。特别是到了天宝十一年，诗中的社会矛盾以一种累积的，叠加的方式连续呈现，造成一种触目惊心的回望。

然而由于杜诗本身的复杂多变，加之许多诗作年代之不确定性，以及“正变”论一直以来的变化和发展，杜甫旅京十年的诗歌所反映的是一种模糊的“正变”，本身并不像史实记录那样清晰。除个别诗作外，目前并不能确切地指出哪首是纯粹的“正”或者“变”，只是早期诗歌中的盛世精神更多，愈往后则式微。其渐变特征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只归因于笼统背景或者纯粹的艺术眼光，而须更进一步，就诗人视界之转变而观之。

二

将杜诗置诸十年背景之下，有助于两者微妙关系的清晰化。对此，汉儒早有定论，正如《毛诗序》大序所说的那样：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而诗歌对于时代之反馈，又必须借助诗人之视界。这个视界分为横纵两个方面，纵向是“回望——直视”的模式，横向则是以一个公式切割面来表现。

就“回望——直视”这一模式来说，“回望”指的是当年发生之史实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诗作中，却是在数年后以叠加的、积累的方式来回顾并加以描述。以作于天宝十一年的《兵车行》来说，诗中名句，择其要者如“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等，皆不是当年的史实，根据《资治通鉴》的记录：

天宝七年：

十月，封贵妃三姊并国夫人，以杨钊判度支。

十二月，哥舒翰驻神武军于青海上，又筑城于龙驹岛。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宝九年：

五月，封安禄山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始此。

因此，诗中虽是实录，却与史实所记录之年份不尽同步，而杜诗的“观”功能不只局限于这样回望的方式，并且愈往后，愈是以直视为主，或者将这两种“观”的方式相迭加，比如作于天宝十三年的《秋雨叹三首》，诗中所提之往事，比如天宝十二年“京师霖雨，米贵，出太仓粟以济民食”等依稀可见。只不过由于当时“海内富贵，天下岁八之物，租钱二百万缗”，并未在诗中得到及时的反映。

因此杜诗之“观”，最初与一般士大夫无异，以为河海清宴，或者即使有所察觉，所作出的反应更多地只是“为尊者讳”。而到了天宝十一、二年，他购买官仓粜米，已于贫民无异，这表明杜甫已经走向了窘迫的境地。于诗歌而言，这一切由于盛唐社会和诗人的自我处境一起江河日下而得以改观，自后变风变雅，转向以风刺上，缘事而发。

此外，就“共时切割面”来说，当以天宝十一年观之。诗风至此变化颇为明显，除了写作与之前相类似的题材如《送韦书记赴西安》等诗歌外，《兵车行》和《前出塞》所反映的忧患意识已经迥别于前，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细究之，当以《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为起始，诗中“百忧”，除了仇兆鳌先生所注释的“悯世乱”之外，自然也是悯自身之际遇。一方面杜甫“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草赋”；另一方面，天宝十一年以及之前的诸多隐患和矛盾，在之后（天宝十二年）即突显。作此诗，当是家国忧患集于一体，所以浦起龙称“乱源已兆，触境即动，只凭一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

倘若将这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与《饮中八仙歌》相比，则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诗中，这八个酒仙的身后更有一双眼睛，即杜甫将第三人的视角置身其中，以一种错愕的、痛惜的心情，来面对“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以浪漫主义情怀逃避现实），并且依次回忆失意的往事（李适之罢相，李白赐金放还等等）。

这两首诗，都是一场“群贤毕至”的文人的聚会（饮酒、登高），而八仙和四贤都对现实怀有着逃避的态度，不约而同进行着各自的浪漫主义。所不同的是，第一首只是以眼观人，第二首却是以诗见诗，更加入木三分。怨之深，也就不难理解日后“国破山河在”这样深邃的直视了。横向的“共时切割面”以及纵向的“回望——直视”模式，也就是对应了杜甫旅京诗作的体式和内容。

三

以上两部分所论述之变化，首先是诗歌本身之现象，而这一现象随着诗人视界的变化而变化，再进一步细究之，诗风“正变”和视界的转换，加深了杜甫诗歌的“怨”功能。

由于杜甫因袭传统，对乱世奉持了“忧患”的意识，因此愈往后期，诗中愈是充满沉郁之气，即使是在定居草堂之后，杜甫之山水田园诗歌，也无法达到王孟的悠闲自得，却毋宁是心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想法。

从旅京十年的诗歌来看，这种现象已然存在。比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所表达的隐约的忧患意识（“烈风无时休”等），到了《兵车行》以及后来诗作中，则干脆了出现了一系列的“兵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等）。而根据钱谦益先生的说法，“兵象”和“鬼趣”就是乱世甚至亡国的象征。

因此诗风“正变”和视界的转换，以及诗之怨，均指向了背后的哲学思想——儒学。相比于在唐初修完《五经》就开始淡去的儒学，释、道直到盛唐皆有欣欣向荣之势。但是随后，乱世的来临使它们部份消融并且在诗歌中转向迷茫、失落和徘徊，而儒学却随之复兴，重新成为文人所奉守的精神，一旦表现在诗歌中，除了“以怨刺上”的态度之外，还转变了诗歌走向，导致了一种新风格的发展和成熟。

仅就杜甫个人在旅京十年间的意义来看，儒学关怀第一次从官方完全转移到了个体身上。回溯儒家诗学之初，《诗经》的“兴观群怨”和汉乐府的采风，也不过是官方的形式主义关怀和儒学的附会，此后魏晋士人出现了模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毕竟因为玄学风气的盛行没有过多地在诗歌中得到反映。而时至杜甫则不同。

因此杜甫在诗中所倾注的关怀是自发和私人的，虽然也同样带有对个人遭遇的喟叹和不忿，却都是在家国兴亡的前提下进行，并且融为一体，达到“水中着盐”的效果。以其名作《自京赴奉先五百字》而言，开口便是“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用这样的自我感叹为起始，往后却展示了一幅冰冷的社会画卷，甚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颇带私人感情的控诉也成了时代的呼喊。

自汉以降的文学发展表明，与特定历史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直接挂钩的决定论，并不总是占主导。相反地，却是如《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气”，或者《诗品》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那样，一度走向个人的“自觉”。

这个趋向并不一定代表唐人不认可杜诗，而主要是由于在浪漫主义巅峰并没有完全崩坏之前，杜甫就已经从中游离出来，创造了新的风格。而杜诗和传统盛唐诗歌的走向，也涉及诗歌史的两种思路。

杜甫所建立的这座高峰，直到宋代才被完全确立，更成为后世宗宋派溯源之本。倘若没有这样反复和交替，唐诗的整体风格转变就会出现明末那样的断层，甚至采取“攻排”这样的极端方式来树立另一种诗歌的地位。

对于整个文学史而言，古代文学发展至中古，基本是沿着两条线索而来。一是追求审美，注重自我，提倡形式的美。二是关注群体，抑制自我，否定形式的美。就第二点来说，诗歌与时事政治的关联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杜甫自从旅居京师之后，这一类型的诗作日渐增多，并且都具有感人的力量，这对于唐诗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开拓。

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过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之后，最终由宋人完成了这一次复兴下的变革，而杜诗所创的这一风格却是由他一手创立并完善。无论如何，二者所带来的影响有着些许相似：儒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始终是无法被解构的，这样的诗文，即使是暂时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毋须以其他方式来替代，反而可以通过追本溯源的复兴方式来延续自身存在。这也是杜甫在京诗歌转变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杨伦.杜诗镜铨(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中华书局.杜甫卷(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75.html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