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性文学的生命体验——文学论文

作者：李林来源：《名作欣赏》日期：2015-05-17人气：2192

什么是治愈性文学？治愈性文学可以称为心灵文学，它是对情感、人生、气质的表达，净化心灵从而唤起人们对生命热爱的文学。现实世界中个人的漂泊流转，社会群体的多样，人们内心有太多的压力，容易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人们会选择激进的方式去发泄，然而这种激进的方式却以另一种形式侵蚀着人的身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引发更大的伤害。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和不安，治愈性文学却是可以像微风佛面般的给予心灵宁静的安抚和慰藉，使人身心合一。这种文学可以创造出生命追求的精神时空，运用文字符号引导人们在精神的时空中体验不同人生，体会文字中的酸甜苦辣，发现生命中的美，从而激起人对生命的热爱。治愈性文学就是这样为人开启了一道生命之门，让人在阅读和感悟中完善和升华。

一、诗歌治愈性的生命体验

宗白华曾经这样说过：“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与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就是我所谓的意境。”[1] 在这里，宗白华说出了他关于意境的理解。意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同样在现代思想中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意境的看法由来已久，如南宋严羽的“兴趣说”，清初王士祯的“神韵说”等等。其中较为出名的是唐代王昌龄的“境”说，在《诗格》中他把“境”归为三类：“物境”“情境”“意境”。以诗歌对象为根据来划分“境”的类，“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极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的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按照层次来看，可以发现王昌龄对于三境中“意境”更为看重。到了近代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对以往意境的学说做出这样评价：“犹不过道其面目，不如鄙人拈出‘意境’二字，为其探本也”。[3]作为中国意境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做了新的阐释：“本质论”。现代生命美学更是认为：“意境实于人类生命的表现。”[4]诗歌的欣赏主要在于它的意境，意境就是诗歌生命的体现。

那么诗歌的治愈性是怎么体现的呢？中国文化不把自然看作无生命的的存在，《朱子语类》卷九〇中有这样的点评：“一身之中，凡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鱼在水里，满肚子里都是水。”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有着“如鱼在水”的默契，诗歌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感性显现。诗歌的最基本原素是情与景，而情与境就构成了对生命情感的意境表达，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论：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诗歌中生命的情感是多样的：或忧国伤时，或建功报国，或思乡怀人，或长亭送别，或忠贞爱情，或寄情山水。凡是种种，都是一种感情，悲欢离合都可以为构建一个全新的精神时空，带来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在生命的发展道路中会有很多的艰难险阻，正是这些伤痛悲惨才更让人理解了生命的价值。正如对死亡的关注，却更说明了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和不舍。在中国诗歌中安顿生命是一个重要话题，而安顿生命恰好是治愈性的深刻体现。“生命的永恒、生命的短暂、生命的死亡都成为了诗人的题材。”[5]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描写了松柏，涧中石的永恒。“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登乐游原》）抒发了诗人对时间流逝、人生短暂的感叹。“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魏晋·陶渊明《拟挽歌辞》）诗人表到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也安慰亲朋好友不要过于忧伤悲痛。不管是对永恒还是短暂、死亡的描写，总体都说明了生命短暂，生命无常的主题，让人对生命产生了巨大的悲哀。只有面对和经历这些，才能更加的珍惜和热爱生命，更加的呵护生命的家园。

时间感受是中国诗歌中的另一个敏感话题，在时间之中可以体现出生命的韵律。中国诗歌凭借着时间，领略了生命的情愫和存在的意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虞美人》就在伤逝的方面说明了时间在中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唐代刘希夷更是在他的不朽作品《代悲白头翁》里面阐释了时间的意义“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诗歌中，时间的意象很是丰富，例如夕阳衰草，落花流水，苍茫古城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把捕到的时间体验，化为一道夕阳的霞光，一片飘落的飞花。读诗，就是将诗人的时间体验重新激活，在路途中去追寻霞光与飞花中的生命意义。诗歌是一种跨越界限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互动，正如周汝昌所说：“以我之诗心，鉴照古人之诗心，又以你之诗心，鉴照我之诗心。三心映鉴，真情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面。”[6] “三心映鉴”就让读者在诗歌中体会诗人的情感，体验诗人架构精神时空，从而思考生命的内涵和对生命意义追寻。

二、散文治愈性的生命体验

生命美学对散文做出了这样定义：散文是利用文字构建出不同的精神空间，给人以不同的生命体验的作品。一篇文章，可以让你知道人之为人，指引人生的道路；可以让你远离尘世的喧闹，带动不一样的感触。那为什么带来这样的效果呢？是因为它本身所构建和描述世界，让你有了全新的体验和理解。

人的生命是独一无二值得歌颂的，恰恰最美好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阴雨，有低落。而在生命的低谷中，很多人却走不出来。这时散文的功能随之而产生，它给予感动，给予温暖，给予奋斗的信心……无论面临何种艰难，都应勇敢面对，做出生命最真实的努力。治愈性散文重点是在治愈上，治愈，是心灵的止痛药，教人在狂风大浪面前生出勇气与力量。更是对生命生存理想探讨，是生命自强不息的追求。在物质化的今天，有尊严、有灵魂的生活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精神价值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一个时代中，如果黄金没有统治这个时代，那么可以断言，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这句话巧妙的使用了 “黄金”这个名字，一前一后，代表了不同的含义。总的理解起来，就是对精神价值的认可。

史铁生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哲思型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中处处流露出对生命艰难困苦的体验、感悟和内省。散文意象无时无刻不都在体现着生命的色彩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史铁生以其自身真实的经历，运用独特的写作视角，敲动人生的大门，在思考中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把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写的包含了无数情感。通过对生命本质的情感倾诉以及对生命磨砺后的自信，史铁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尊重。《我和地坛》就是史铁生的代表作，描述了作者双腿残废后无意中进入了地坛，而后与地坛有了不解之缘。地坛的荒芜败落和被人遗忘，恰恰与当时他的身体和心情相符，作者更是感到地坛在等待他的到来。“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侵蚀了浮夸的琉璃，淡褪了炫耀的朱红，坍圮了段段高墙，处处是一种破败之景。但就在这令人伤感的环境中，却有着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蜂儿飞停于空中，蚂蚁疾行而走，瓢虫的蜕壳而飞，露水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7]地坛向作者展示了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世界，使作者意识到生命是高贵的，任何细微的生命都有他的价值，都有他的喜怒哀乐。作者从看似荒芜的地坛中找到了一直寻找的答案：身体虽然残疾了，但是不能消极的面对，甚至去寻求死亡来解脱，应该去豁达的面对这种困境，以平静的心态看待世界和自己，从而获得顽强活着的信心和勇气。著名学者邓晓芒这样评价史铁生：“史铁生完成了许多身体正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对于人的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冲突，没有停留在表面进行思考，而是去拷问存在的意义。”史铁生的散文完美的体现了治愈性之用。站在生命美学的角度分析，只有经历了磨难的生命才能真正的生命，生命过程其实是“紧张—消除紧张”的循环过程。没有紧张，就没有生命，人类必须紧张。这样就可以更容易懂得史铁生的生命散文。

毕淑敏在她的创作中执着于“治病救人”的理念，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位医生，这种理念下的作品深深的触动了读者的心灵，让人体会到了一份真挚的关爱之情。平淡如水的文字，真实平淡的小人物，有种让人难以抗拒的亲和力，把读者的心一下子拉了进来。散文中故事都是不慌不忙的道来，给人一种轻松的漫步。读她的散文，不是在读文字，而更像是在读生活。她总会以一种朋友或是长辈的身份，用生活小事，通过简朴的语言告诉你富有哲理的感悟，抒发对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深切体会。《提醒幸福》毕淑敏用朴实的语言向我们说明幸福是需要提醒的。人们渴望幸福，但常常忽略幸福，这篇散文用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来提醒我们什么是幸福，怎么去享受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振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幸福。”[8]著名作家王蒙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散文就是这样，体现了对生命的“救死扶伤”。

三、戏剧治愈性的生命体验

明人孟称舜认为“迨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时而庄言，时而谐浑，狐末靓，合傀儡于一场，而征事类于千载”。[9]戏剧可以说是凝缩了整个世界，丈台之间描绘了世间百态。戏剧可以说是一门综合艺术，包含了多种艺术元素，通过这些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以演员的创造角色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

综合看戏剧的感情线索，可以得出里面的情感分为喜和悲（惨）。西方的戏剧可以很明确的区分为悲剧和戏剧，如《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为悲剧，喜剧有《威尼斯商人》等。尽管中国与西方关于悲喜剧有一定的区别，但是里面的感情成分是不变的，或欢喜，或惨烈、悲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提出悲剧：“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0]这就是著名的“净化说”。

《窦娥冤》，是元代伟大的戏剧作家关汉卿最具代表的作品。《窦娥冤》题材取于现世生活，作家借用“东海孝妇”的故事，结合元代年劳动人们的悲惨遭遇，通过主人公窦娥被无辜杀害的冤案，愤怒地控诉了元代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窦娥冤》突出表现了它的精神实质是悲壮而不是悲惨，是悲愤而不是悲凉，是雄壮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气消沉”。[11]《窦娥冤》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之美，全剧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中高昂的正义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壮烈美。同样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作品《赵氏孤儿》也是有一种壮烈的美。“全剧透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全剧悲壮的基调，人物所倾泻出的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和对阴谋家的强烈仇恨，构成了全剧浓烈的情感气氛”。[12]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评论《赵氏孤儿》：“剧终虽有恶人交织其间，而旗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3]这些悲壮的情感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激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使这些压抑在内心深处对人有害的情感得到净化，回复适中平衡，获得无害快感。

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一部典型的喜剧，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把金钱输得一光二净。他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自己被误认为是从京城下来巡视的“钦差大臣”，该市长立刻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而且不断向赫列斯达可夫贿赂。在市长等人的百般奉承之下，他自己慢慢升起一个邪恶而搞笑的念头：向市长的女儿求婚。市长愚蠢的以为只要和这位“钦差大臣”形成翁婿关系，就能打开升官发财的道路，所以欣然允诺了赫列斯达可夫对他女儿的求婚。然而，这名青年因担心编织的骗局被揭穿，所以匆忙逃走。当市长官邸里正处于活动高潮时，邮局局长带来的一封信把这一切虚幻的事实全部打碎，这是一封赫列斯达可夫写给朋友的信，在信中他大肆嘲笑了市长和那些贵族。原来他们全心全意供养的不是 “钦差大臣”，是他们搞错了，恰好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了。这部剧描绘出官僚的众生像，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中达官贵人们的丑恶原形，嬉笑怒骂之间，不仅反映了当时个体生命的存在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生命的关切。果戈里通过《钦差大臣》表达了对贵族阶层和农奴制的否定、讽刺态度。

以哲学为基础的生命美学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无所取用而令时人说笑。然而生命美学虽不能给予物质的财富，不能帮助人的衣食住行。但是她确能以其自身的神奇魅力来帮人类以另一个身份去体验另一份人生，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与心灵需要滋润，通过治愈性文学的体验，满足人的生命追求，有利于人类生命的升华和对生命意义的把握。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1.

[2] 王昌龄.诗格[A].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72.

[3] 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4] 封孝伦.生命之思[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4.

[5] 许晓晴. 论《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与主题[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1:54-57.

[6]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封面.

[7] 司马晓雯. 史铁生与《我与地坛》[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06:29-35.

[8] 毕淑敏. 提醒幸福[J]. 出版参考，2003,17:34.

[9] 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共二十卷)[A].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卷一.序 .

[10]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

[11] 金元浦主编.美学与艺术鉴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