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人性——严歌苓《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的精神分析

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认为，文学是隐喻、象征的意义载体，只有对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才能体验、获得文本的终极意义。阅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会发现，人性的种种在严歌苓笔下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严歌苓以其感性而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灵魂深处，以“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悲情的爱情故事和一群悲剧的可怜人物，将人生命运的悲剧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表露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对人性被禁锢的疼痛以及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悲悯情怀。

一、兵站：人性失落的荒原  

艾略特的诗篇《荒原》反映了20世纪西方人们精神世界的荒凉和人们精神处在分崩离析边缘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即是展现出了一个西方社会精神的荒原，人的生存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毫无生气。较之艾略特，同样在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严歌苓也向读者描述了一个“荒原”，这种荒原不仅指在自然生态方面的荒芜，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冷酷与疏离，是一种人性失落的精神荒原。严歌苓用感性的笔触，细腻的语言和朴质的描写，以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沐浴节前后川藏线上雅江兵站的人和事为故事叙事中心，在文化冲突、民族冲突间上演了一场有关人性禁锢与失落的精神悲剧。

严歌苓选择将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置放在西藏兵站，将所有的矛盾叙事焦点集中在有关兵站的人和事上，透一斑而见全目。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考察，藏区无疑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存在，“上山的时候天总算晴了，公路转来转去，雾跟稠奶一样。”，进藏的公路颠簸难行，攀岩曲折，天气变化恶劣，浓雾稠密。再加上藏区水资源短缺，生活用水严重不足，西藏兵民们洗澡不便，仅靠雅江兵站的“两大眼温泉”过活，条件极其艰苦“有的兵说他们在西藏服役几年，脏得一身肥死了，若落颗青棵进肚脐，一定出了芽”。如此恶劣的生态自然环境必然会对个体生命心理精神的构建与异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人性的禁锢与失落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也就有了发生的可能。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人性的缺失与文明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兵站、藏民与盲女子、甘肃人的关系以及兵站和藏民的关系上。兵站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前后对盲女子的态度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转变，没有人会无端拒绝美的靠近。小说一开始，当美丽、妩媚、略显性感的盲女子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问能不能搭车的时候，“一车人都叫停，最后还有人壮了胆说：“这女藏民挺漂亮。”，文工团在持续在“荒原”里行进多日，当美突然来临时，表现出了对美的一致肯定与接受，在盲女子把全车人“看成风景”时，她不知道此时已是众人眼中最美、最迷人的风景。可是在小说结尾，当事情发生后，盲女子再一次请求搭车时，得到的却是沉默的回答与冷酷抛弃，“我们沉默得像一车货。”盲女子扑了个空，跌倒了。即使再美的事物在与文明发生冲突矛盾时，也免不了被丢弃的悲剧命运。而同样的，藏民对盲女子和甘肃人的靠近表现出了极大的防御心理，“藏人早对甘肃人与盲女子的接近留心”；盲女子是被藏民群体排挤的个体，在藏民沐浴时，她只能站在远处“一种向往的样子，朝池子‘看’”；兵站的人不把甘肃人当人看，随意打骂、任意使唤，在沐浴事件发生后，藏民与兵站一起联合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甘肃人，毫无人情可言。实际上，兵站与藏民的关系也一直处在相对紧张的状况，“兵站与藏民一直处得不省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和谐，兵站把原属藏民的温泉据为己有，藏民只得“洗别人的剩水”。整个兵站充溢着一种冷色调，兵站实为一块消磨温情与人性的荒原。

二、本我因子的自然显现   

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它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处于不断变化运动之中，人格结构三部分在整个精神活动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状态，他们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人格动力关系，三者的密切联系与沟通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使人在道德约束下实现理想和目的，如果三者失调，人就会处于不正常状态。

在小说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关系的“破与立”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的。“本我”追求的是对自身欲望和快乐的满足，它是一种生命本能的反映与冲动。半路搭车的盲女子，竟然有人大胆喊出“这女藏民挺漂亮”，这是出于本能的对于美的欣赏和赞叹，在盲女子“一只袍袖褪掉，胸掩得很好，不露什么，却什么都让人会意得到”的时候，男女兵们偷笑了一整天，“眼睛都偷占了便宜”是本我潜意识里性欲望的满足。这种本我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它被强大的自我牢牢地掌控住，只是停留在潜意识层面。

对于藏民浴节，有本能的冲动想去看看是很正常的，可是兵站有纪律，“沐浴节几天谁也不准往温泉去；那场面，谁看谁负责”，兵站的纪律就是对本我的强有力的一种约束和压制，以至于自我不会过分向本我转移，二者达到了平衡。甘肃人是不幸的，他第一次出于本能原始的冲动与欲望，偷看藏民沐浴戏水，获得心理的愉悦而“入了瘾”，完全沉浸在本我的快乐之中忽略了现实社会的约束，使自我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受到了伤害，“被藏民扭住了，说要打死”。此时自我势力不及本我，最终被本我吞噬。超我是最高道德和权威的象征，代表着社会道德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其主要作用就是压制本我的冲动，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监督自我的行为。甘肃人静静地守护着盲女子沐浴时，“那看不见的动才使他的静那么变形”或许在作者看来，甘肃人的“变形”似乎接近一种本能的变态心理，本我严重超越了自我和超我的制约，连盲女沐浴都“看”，超我的道德约束毫无任何效力。

小说中对身体的“偷窥”和主体想象，实际上都是在性冲动、身体欲望的动力驱使下完成的，本我为了获得身心的愉悦和快乐，在自我和超我间实现力量的冲突和平衡。三者中，本我处于优势位置，它在潜意识里部分逃脱了自我和超我的约束，本我因子在自然中得到了呈现。

三、他者镜像中的自我构建   

拉康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深刻分析了主体对自身认识的过程，指出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由他人的目光之镜，社会的语言之境来间接实现的。严歌苓将主人公甘肃人和盲女子置身于由他者构建的社会生活系统之中，他们在作品中的形象构建是在他者的话语和视域下完成的，兵站和藏民的侵袭使甘肃人和盲女子身体和内心遭受着无尽的凌辱，他们在他者构建的形象中不断地否定自身，去迎合他者的身份认定，人性也在他者的目光中被囚禁。

甘肃人在兵站里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他“捞伙房各只锅的渣吃”、“拾人穿碎的衣服穿”、“干人人不干的活”，除此之外，他还没有自己的身份，得不到他人最悲悯的尊重，文工团的女兵觉得“他大得我恶心”；兵站里没人告诉他“削广柑皮，都背着他削”；甚至“他蹲下卷烟，一个兵走过来朝他屁股上踢一脚，他没反应。几个兵走过去，将他头上旧塌了沿儿的军帽拉拉歪，半个脸都罩进帽子，他仍抽烟。最后过来一个执勤排长唤小畜一样对他勾勾食指，他一下站起来，腰略哈，缀着两只大手的长臂当郎在身子两边。”甘肃人是不受兵站待见的，也是被文工团员们忽略的个体存在，在兵站里他就像只“小畜”，只要主人“勾勾食指”，他就“腰略哈，缀着两只大手的长臂”，可见甘肃人在兵站里已经完全丢失了自我的灵魂，人性逐渐被奴性所取代。更悲哀的是甘肃人也认定了这个他者建构起来的影像，并不想通过自身的反抗与奋斗，去打破他者和欲望的打压，最终成就真实的自我灵魂，追求人与外在的他者与内在的欲望的超越。

同样，盲女子也处在他者的目光和语言双重围困下逃脱不掉。盲女子从头至尾就是一个被他者“看”的对象，虽然她自己也是“看”的主体，可她什么也看不好见。盲女

子也是不受藏民待见的，沐浴节的藏民男女都挤在温泉水坑里洗澡时，盲女也只能远远望着。就连心爱的人被扭送处理，兵站及藏民也没有询问过盲女子的意见。作者似乎是在说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我并不是自己的主宰，生命个体是永远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永远无法挣脱被看的悲剧命运。自我的生存很多时候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决定，永久的被限定在与自己异化的境地，或许小说在更层次上也间接流露出宿命论的思想观念。

四、结语

总之，严歌苓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把悲剧情调融入到作品中，深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贯穿在小说的始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通过平静的故事叙述，表达了作者对脆弱的人类文明的遗憾和对人性缺陷的疼痛。小说语言朴实精致、故事性强，以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人生遭遇为我们展现了生命个体沉重的生存境遇和悲凉的人生命运。

【参考文献】

[1]拉康.拉康选集[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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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75.html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