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赫金行为哲学的角度析日瓦戈医生对革命的态度

众所周知，巴赫金首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然而这一点巴赫金本人却并不认同，他自称为是哲学家，“对于巴赫金来说，他写文学理论著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写他们，为的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环境不容许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通常的哲学形式加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生前他一再称自己不是文学理论家而是哲学家的原因了”[1](P8)。确实，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总是潜藏着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内蕴——交往、对话的精神。个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种行为是以个体独特而唯一的存在为前提的，它统一于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决定于“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2](P40)。换句话说，“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2](P41)，这决定了个人行为责任的应分性。

巴赫金的这种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作品创作的美学方法论问题，也适用于现实中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往问题，能够从伦理哲学的层面发掘现实中的人迷惘的内在根源。可以说，巴赫金的研究涉及了大部分的人文科学领域，并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贡献。无怪乎一些巴赫金研究者认为，“像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在世人眼中如此多姿多彩而具有动人魅力的思想家真是寥若辰星”[3](P108)。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通过描写革命洪流下知识分子动荡不安的命运，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下个人生活的几度浮沉。作品注重对个体生命价值与生命体验的关怀，揭示革命硝烟的雾霭下个体不安与迷惘的生存状态。日瓦戈是承载这种生命体验的代表人物，他对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拟从巴赫金行为哲学的角度探索日瓦戈医生内心矛盾的哲学奥秘。

一、理性之所向——美好的憧憬

虽然日瓦戈一直以来对战争都是反感的，然而他像当时大部分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对革命充满了向往与崇敬之情，他认为革命中的流血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鲜血流成的河将冲到每个人的面前，把那些蜷缩在自己安乐窝里、逍遥自得的人统统淹没”[4](P220)，之后一切会平静下来，人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与天空的白云一样”[4](P221)。此时的日瓦戈相信革命会无情地摧毁旧的农奴制帝国，从而使俄罗斯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这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日瓦戈想象中的现实。这种历史描述的内容涵义中的“革命”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客观化，就其内容而言，它“已被从现实的唯一形成过程中抽取出来”[2](P1)。换句话说，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一种与实际存在相隔绝的“推论性理论思维”。此时的革命尚未发生，因此日瓦戈也不可能在其存在中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他对革命的向往之情是出于理性，出于彼时先进知识分子集体内对革命所持的一种“推论”，而非出于个人切身所体验的对革命之看法。

巴赫金认为，“我们活动和体验的行为，有如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面对着不同的方向：一面对着客观的统一的文化领域，另一面对着不可重复的唯一的实际生活；由于这两副面孔不具有统一和唯一的方向，这两副面孔因而也就不能面对一个唯一的统一体的东西而彼此做出界定”[2](P4)，而要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需要行为中的责任。日瓦戈医生以及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并未置身其中的“革命”这一“唯一统一体”，根本无从找到责任要求个体所占据的独一无二的位置，因此此时对“革命”的回应是单方面的，也只局限于单方面的理性崇拜。为这种崇拜所充斥的生存感觉，促成了向往之情的产生。这种向往之情并没有具体性和现实性，而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二、认识之应分——无奈的困惑

革命风暴真正到来后，日瓦戈医生改变了对革命的看法。他开始根据亲眼目睹的流血和牺牲事件，根据自身的实际生活来重新思考革命，此时的日瓦戈对革命的见解已非从前那么单纯了，我们不能说日瓦戈医生从此之后就开始否定革命，他其实是开始讨厌革命并且想要逃避它，这是一种情感意志的转变而非理性观点与思维的变化。正如他自己对俘虏他的游击队所言，他不喜欢他们，甚至讨厌他们，不过他依然承认革命者是“俄国的灯塔和解放者”，“没有你们俄国会毁于贫困与愚昧”[4](P413)。

“某种可能的感受和思考的内容，仅具自身价值的内容，要想实际的实现自己并参与到实际认识和历史存在中去，就必须与实际的评价发生实质性联系……只有在情感意志的语调中才能真正得到积极的思考”[2](P34)。见证了革命战争中的一幕幕人间惨剧，日瓦戈已不能用一种与己无关的立场去看待革命，他此时已经是“革命”这一存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个体因素了。他在革命年代的生活中体验了与众不同的生命感觉，他在用与谁都不同的方式来感受和理解周遭，在彼时的俄罗斯大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复制他的人生经历。换句话说，这时的他看待革命，已经基于他的无可替代的立场，包含了情感意志的语调。他是在一个从个体出发的、负责任的、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去认识革命的。那么，为什么找到了这个位置，对革命的看法就有了转变呢？巴赫金的行为哲学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要想使判断成为对我来说是应有之义的东西，理论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因为判断并不因为正确就可以成为思维的一种应分的行为。”[2](P6)日瓦戈对革命的理性认知作为一种抽象、总结出来的认知，必然有其合理的真理性，那便是革命埋葬了农奴制的俄国，它必然荡清旧社会的一切罪恶，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仅仅是这样并不能完全地决定日瓦戈医生视野中的革命，因为“要成为应分之事，仅仅具有真理性是不够的，还须有发自主体内心的主体的回应行为，即承认应分的正确”[2](P7)，日瓦戈医生经历了革命，才能在“认识革命”这一存在中站稳脚跟，发出来源于日瓦戈本人的真正的回应行为，他所占据的这一位置赋予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负有责任的空间和条件。与之前对革命纯粹的理性认知不同，这发自个体的负责而独有的回应萌生出了新的认识，就像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点去看一个事物，必然看到它前所未见的另一面。这样看来，日瓦戈医生对革命前后态度的转变就显得合情合理了。日瓦戈的无奈与困惑，一方面是缘于自身的不幸际遇，另一方面便是对革命所持情感的前后变化。

三、“我”的不在场——内心无法企及的波澜不惊

日瓦戈试图逃避革命浪潮带来的风波，逃避历史编织起来的人与周遭的关系，想要成为“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5](P32)，在他看来这个位置意味着与世无争的宁静与祥和。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俄罗斯，致使其既无法找到现实安宁的位置，也无从达到内心的安宁。其实日瓦戈医生对“安宁”的心之所向却求之不得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无法抹杀自己在历史潮流中的存在，还在于他无法磨灭自身对“革命”的认识。

这一点可以用巴赫金行为哲学所述的存在之“在场性”进行阐释。“当我们谈到历史人类的种种价值时，我们给这些词是加上了语调的，我们不能摆脱对它们的确定的情感意志态度。”[2](P47)这种情感意志态度事实上是与我的具体唯一的位置不可分割的，而这个位置恰恰是“存在之在场的基础”[2](P48)，因此，它也与存在之在场性不可分割。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存在之在场”，也就没有这唯一的位置，便谈不上对某件事物的个人唯一的具体性认识了。既然日瓦戈认识了“革命”这一存在，对“革命”产生了唯一的情感意志态度，他在“革命”这一存在层面上就永远不可能是“不在场”的。这便是内心的波澜不惊之所以对日瓦戈来说无法企及的真相。

结语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关怀个体生存价值和生命感觉的不朽之作，与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相契合。除此之外，巴赫金的行为哲学为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人类学哲学层面的新视角，同时，蕴含于其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探索现实主体之间的交往原则大有益处，从而给整个人类留下了的一笔巨大的

参考文献：

[1]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A].巴赫金全集(第1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2]巴赫金.论行为哲学[A].贾泽林译.巴赫金全集(第1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转引自陈太胜.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J],学术交流,2000(1):108-114. 

[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转引自季明举.生命的神性书写——《日瓦戈医生》中的价值超越维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0(2):29-36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75.html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