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德里安娜·肯尼迪《剥夺睡眠之室》的艺术特色

    艾德里安娜·肯尼迪（1931—）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性剧作家之一，她因运用独特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探讨美国黑白文化冲突主题而成为黑人艺术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对于文化冲突这一主题，她的创作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六、七十年代的创作强调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文化及暴力冲突，如《黑人开心屋》，而八十年代的作品呈现出了黑白文化关系新特征，勾勒出了一副黑白文化和谐共处的画面，如《她与贝多芬的对话》。但是，她1996年创作的《剥夺睡眠之室》再次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重现了非裔美国黑人遭受的噩梦般的历史。该剧对历史主题的再现及其艺术表现风格再次体现了她独特的戏剧艺术特色。

一、暴力历史的重现

    《剥夺睡眠之室》是肯尼迪与她儿子亚当合作的极具自传体特征的戏剧，也是肯尼迪最具煽动性的作品之一，考察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力现状。该剧基于他儿子亚当1991年所经历的那场噩梦。因为一个尾灯缺失，他被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白人警官霍尔泽拦住，然后警察捏造事实，指控他袭警、拒捕。剧中，亚当的名字换成了泰迪·亚历山大，肯尼迪本人也变成了泰迪的妈妈苏珊娜。但是，无论什么名字，他们都是白人暴力威胁的对象，他们的遭遇则是美国暴力历史的再现。

    在法庭上，检察官瓦格纳女士指责泰迪的辩护律师：“霍尔泽警官开着警灯，拉着警笛追赶了三个街区，然后把你的当事人追到一个死胡同。亚历山大先生好斗且怀有敌意，攻击了霍尔泽警官。这个指控事实清楚，我们非常确信法庭将会给予一个有罪判决”。对此，泰迪和他妈妈苏珊娜给予了强烈反驳，极力证明泰迪是无辜的。泰迪的辩护律师提醒苏珊娜，“我认为最终不会有公平的结果”，因为他之前打过起诉警察这类官司，苏珊娜也知道“很少有人赢了指控警察的官司”，泰迪的妹妹同样担心“弗吉尼亚东区的陪审团倾向于偏袒站在警察一方”。但是，泰迪一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在给弗吉尼亚州长的信中，苏珊娜指出，“我儿子被击倒在地，阿灵顿警察打伤他的脸，不断踢他的胸部和腹部，反复在泥浆中拖拉……这就发生在里弗代尔街他父亲的前院……这位阿灵顿警察逮捕了我儿子，然后编造了一个完全伪造的故事和指控”。

    从主题上看，该剧谴责了20世纪90年代广为宣传的种族定性，这一定性使得黑人更易遭到盘查并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贯穿该剧早期的两件关于种族定性事件把泰迪的暴力经历置入明显的民权语境中。在剧中一个场景中，泰迪站在舞台上指导一群学生演员，让他们朗读和背诵警察指南中一系列交替标记为“黑人”和“白人”的句子，如“黑人：常用威胁来获得他人尊重，使他人害怕”，而“白人：态度是‘不要摆出威胁的架势，除非你准备实施威胁’”；“黑人：面对权威时假装身体出了毛病”，与之相对的则是“白人：尊重权威”。从对有色人种的公正而言，警察指南是个可恶的东西，但同时证明了种族定性的存在。

    剧中的另一个预审场面也成为种族定性的一个实例。泰迪回忆起，曾经有一次他和他的表弟这两个年轻黑人在洛杉矶曾向警察问路时被几个白人警察诱捕。警察命令“黑鬼，你们他妈的从车里滚出来，”然后把泰迪和他表兄从车里拖出来朝墙上扔去，质问他们在这个白人小镇做什么，并拔出枪对着泰迪的太阳穴大喊：“黑鬼，我要一枪打爆你的脑袋，你从哪儿弄到这辆捷豹？”实际上这辆捷豹属于泰迪表弟的。警官然后对泰迪暴力搜身，几次从下面抓住他的生殖器，抠他的屁眼，并大声说，“最好不要撒谎，黑鬼”。泰迪与其表兄在洛杉矶的这次遭遇可以看作阿灵顿白人警官对泰迪实施暴力的前兆，凸显了非裔美国人遭受的不公平的民权待遇。黑人男性一直以来成为白人警察和媒体的牺牲品，警察开口闭口“黑鬼”，警察和媒体又沆瀣一气，一再把黑人身体商品化，当作色情和无法无天的平台，被质询、被惩戒，好像越极端越好。根据种族定性准则，白人警官们没有把问路的泰迪和他表兄看成是守法公民，而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看成事实上的罪犯，理应受恐吓和性侵。

    实际上，该剧上演前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罗德尼•金警察暴力事件为泰迪梦魇般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先例。黑人罗德尼•金因为被四个白人警官追赶但没有停下而被暴打，这一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流血冲突成为安娜•德维尔•史密斯深受赞誉的《暮光之城：洛杉矶1992》的主题。同许多种族定性受害者一样，金被援引为不守规矩的人。虽然警察的暴行被无意记录下来，但与案件相关的四名警察被无罪释放，由此导致洛杉矶东区完全陷入骚乱，致使54人被杀，13000多人被捕。对泰迪的指控跟金一样；泰迪所遭受的警察暴行也被泰迪的父亲录了下来。但是，就像1992年的洛杉矶警察暴力事件一样，剧中的霍尔泽警官仅受到法官的口头警告：“我认为警察应具有更高的水准”。不过，最终泰迪的案件就像金的一样，获得了胜利，亚当·肯尼迪也因此赢得起诉阿灵顿警察的民事诉讼。洛杉矶罗德尼·金事件可以作为警察暴行的一个文化样板，这种暴行使剧中的亚历山大和肯尼迪一家成为种族定性和警察暴行的牺牲品。由此，在肯尼迪的作品中，历史和现实的噩梦是不可分割的。

二、艺术表现风格

    从一开始，肯尼迪的作品就毫不掩饰地关注黑人在白人世界中因为种族而遭受的各种梦魇。为了使戏剧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和政治目的，肯尼迪的很多剧作都让黑人人物和事件出现在主人公的潜意识世界中，处于噩梦中的恐怖地域，但读者/ 观众可以通过剧中人物进入到那个引起幻觉的世界。这些黑人人物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以欧洲白人为中心、给他们烙上违法和怪异形象标签的社会中，但他们又不得不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寻找他们的身份认同。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肯尼迪的戏剧恰当地揭示了这些矛盾和冲突及其根源，戏剧化地刻画了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伤。剧中骇人的意象，噩梦般的场景以及怪诞的人物角色和惩罚唤起了20世纪中期美国白人对黑人实施的种族暴行回忆。这就是肯尼迪戏剧中普遍呈现出的“梦幻景象”特征，类似于桑切斯在剧中经常使用的累积记忆幻象和尚治在剧中使用的梦幻记忆。

    肯尼迪在该剧一开场就用呼唤埃米特·提尔名字的方式预言了他的命运，他的故事内涵因此主导整个戏剧。这个刚满14岁的黑人少年只是在当地一个小杂货店买糖果时向白人女店主吹了一个口哨而被白人绑架，身体和头骨被打碎，右眼被挖出，脑袋被手枪击碎，尸体上被绑了75磅的风扇从桥上抛下。不言而喻，提尔遭此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是他是一个黑人。

    对于苏珊娜和她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来说，她儿子被白人警察暴打的记忆确实就像发生在提尔时代，危险、变化莫测。作者这样安排使得观众一开始就陷入历史的模糊噩梦之中。该剧除包含一系列与案件相关的文件，如苏珊娜代表泰迪向县、州、联邦官员写的众多信件以及审判中泰迪和警察的证词摘抄外，还有苏珊娜的一连串噩梦，泰迪受审前后的噩梦，供学生阅读的充满偏执色彩的警察指南，泰迪在安提亚克大学时导演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那些场景。虽然场景设置在华盛顿的一个郊区和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学校园，但该剧迫使观众进入了肯尼迪所营造的恐惧和复仇的幻觉世界之中。历史上的法律程序、空间、人物与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和骇人的意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其特有的“梦幻景象”特征。这是构成该剧的一种模式，也是她60年代戏剧创作的模式。

    例如，在其中一个连续发生的梦境中，苏珊娜看到泰迪站在坟墓中，多次描述白人警察施暴的种种手法，“那警官把我推到车顶，因为我的胸部一直被踢踏，我那时难以呼吸”。噩梦由此产生。当一次次听到证词或苏珊娜的书信时，我们陷入了心灵的拷问、折磨之中。在提供了预审证词后，泰迪惊恐地说：“当我坐在那张椅子上，我心里满是监狱生活的各种图形图像。我看过或听过的每个监狱电影、监狱纪录片、监狱故事铺天盖地袭来，恐惧充斥我的脑海”。

三、结语

    《剥夺睡眠之室》中的事件以及主人公陷入其中的一层层的噩梦是肯尼迪根据当代美国民权以仿拟和嘲弄的方式撰写出的。然而，从深层次看，摧残亚历山大这个非裔美国人家庭的那种暴力却存在于几十年来对根深蒂固的警察暴行的记忆中。阿灵顿警察对亚历山大一家摆出的是一个看似不可征服的威胁架势，是当代种族偏见和暴力的白人历史力量的化身。肯尼迪在剧中把黑人人物的文化记忆戏剧化，驾轻就熟地把个人历史、地方历史、美国历史作为她作品整体中有机的一部分，使黑人以噩梦般的遭遇再现了白人的暴力历史。通过混合美国历史和非裔噩梦，该剧并不只是个人噩梦的表现，而是遭受种族歧视和暴力迫害的非裔美国人集体记忆的真实写照。当她思考美国白人社会的种族犯罪时，她已经戏剧化了过去和现在，也回忆起了黑人受害者的噩梦。从这一层面看，肯尼迪回归早期的创作主题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旨在表明所谓的民主自由美国的种族矛盾和冲突根深蒂固。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小镇白人警察射杀了非裔青年布朗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洛杉矶罗德尼•金警察暴力事件以及亚当经历的暴力事件的延续。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