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1952- )是美国文坛上较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喜福会》(Joy Luck Club)是其于1989年推出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就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长达九个月，成为当年美国的四大畅销书之一。可以说，该书不仅使谭恩美声名鹊起，同时也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华裔文学的新浪潮。在《喜福会》后，谭恩美又创作了《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灵感女孩》、《沉没之鱼》等作品，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美国主流文化圈中的地位，但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喜福会》。这部作品被视为谭恩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喜福会》的故事围绕着四位已移民美国的中国母亲展开，叙述的中心放在了她们与其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的爱恨关系上。由于彼此成长背景不同，两代人在日常生活时有冲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因此，历来对《喜福会》的解读，大部分研究者会从跨文化交流这一点入手。同时，由于主人公的性别，女性主义也是研究《喜福会》的一个重要层面。事实上，如果考虑作品内容及作家的华裔身份，《喜福会》也完全可以被视作为一部后殖民文本。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概念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后殖民主义出现了如萨义德等优秀的理论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新形势下的殖民话语以及由这种殖民话语蔓延开来的文化不平衡性，为文化研究者在寻找民族的自我回归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些理论家提出的理论来解读《喜福会》，将更有助于我们借助它来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探寻以华裔为代表的文化弱势群体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的出路。本文从法侬和福柯两种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解读了谭恩美的《喜福会》。

一、法侬理论下的《喜福会》解读

    后殖民主义就世界整体范围而言，其产生于历史上的后殖民时期，即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对亚、非、拉等落后地区与国家的干涉、控制的时期已基本上宣告结束，但宗主国在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某种影响与控制并未消失。这种后遗症主要体现在文化、语言、知识上（换言之，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强势国对弱势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种作为“他者”的“表述”上）。后殖民主义便旨在分析这种文化方面的残留影响，从而为弱势群体反抗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武器。

    法侬是后殖民思想家中的重要人物，其著有《黑皮肤，白面具》，对殖民权力在后殖民时代的合法化表达了一种较为激进的反对态度。在法侬的观点中，黑人在种族歧视带来的长期的自卑中，已经主动地认同白人的价值观念，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憎恨自己的种族与肤色，无法得到救赎。这样的阴影也烙在《喜福会》中的华裔后代女性的心理上。

    作为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从小就接受美国教育，从心理认同的角度来说，已经将自己视为美国人。然而在踏入社会之时，她们又不得不承认，作为华裔女性，她们相对于美国白人来说依旧是弱势群体。为此，她们一方面努力地追求与白人在人格上达到真正平等；一方面也被白人同化，从内心对种族歧视产生认同。她们与部分带有色眼镜的白人一样，厌恶美国华裔带有亚洲色彩的黄皮肤的外表，由此饱受内心的挣扎。乔治·拉伦曾经说过：“文化身份的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文化自我的界定总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区分①。”对长相的态度就是对文化态度的某种体现。肤色和外貌，是华裔移民无法改变的，这与他们的种族有着先天的关联。因此，由肤色和外貌衍生出的其他特征，如文化等，也深深的存在于他们的骨子里。华裔移民既要摆脱自己的种族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又承受着脱离自我的痛苦。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憎恨自己的外貌和肤色，并把这种恨迁怒于自己种族文化的传承者——母亲。

    正如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中的皮科拉一样，《喜福会》中的中国移民后代女性也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潜移默化下反感自己的华人的身份。因此，她们竭力地疏离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了中华文化，代表了被边缘化的命运。但是要想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美国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本土的白人眼中，她们依然和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外貌，外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她们向主流社会靠拢。因此，顾映映的女儿丽娜十分嫌弃自己带有亚洲特色的外表，而一心想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西方人。她“常向上推眼角，使它们显得更圆一些，或者使劲睁大眼睛，甚至露出白珠”，然而这依然难以使她们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影响了她们的婚姻。她们在母亲面前是拥有优越感的，而在她们的白人丈夫（男友）那里则又充满了自卑。

二、福柯理论下的《喜福会》解读

    福柯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指出了“话语”(Discourse)和“权力”(Power)在后殖民语境中扮演的角色。这二者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话语是权力的体现和组成部分，权力是话语的保证，它们一起共同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合二为一成“话语权”。当今世界，不可否认世界的话语权主要在西方，而又主要集中在美国，不论其余地区的人们自觉与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势话语权的影响。

    话语权除了是一种对于历史、胜利的建构以外，还表现在外在形式——语言本身上。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女性们，她们在踏上美洲之后必须抛弃自己的乡音，然而她们又大多不熟悉英语，这就使得她们被排斥在了主流社会之外，失去了在社会上本可以拥有的一席之地。她们只好将这种话语权保留在家庭之内。如,吴精美的母亲吴素媛，她的话语权甚至缩小到了只对女儿有效的程度——因为丈夫总是把脸躲在报纸后面抽烟，暗示其他人“不要打搅”。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事事，生活圈子狭小的吴素媛便只能和女儿一再地重复同一个故事，即她在桂林的时候，是如何在战乱中邀请到几位有钱家的太太举办每周一次的打牌聚会——喜福会的。这个故事对吴精美而言毫无吸引力，也没有可信度，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中国神话。在小说的一开始，吴素媛就已经去世了，吴精美替代她参与了喜福会，她本以为其他人至少会稍微怀念一下母亲，然而众人却无视吴素媛死去这一件事，只顾讨论股票与通货膨胀。作为喜福会的创始人，吴素媛除了在女儿心中种植了一个故事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她不仅没有拥有过自己的话语，也没有留在别人的话语中。

    语言上的隔膜亦带来了两代人的某种冲突。女儿们不愿意说，或只能听懂而不能说汉语，当母亲对她们说汉语时她们感到不耐烦，或是需要靠猜测来理解母亲的意思。而当母亲说起不灵光的英语时，女儿们则毫不留情地嘲笑母亲的结结巴巴，认为这是母亲的脑子不够灵活。母亲看重的“喜福会”，对女儿们来说只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三个字。女儿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把“太原”听成“台湾”会让母亲不高兴。女儿虽然是后辈，但是她们掌握了话语权，对于母亲而言，女儿们有着一种强大的，能够改变他人思想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而言，说汉语的母亲就成为了“他者”，不能不保持着沉默。

    失去“话语”的母亲们自然也就被削弱了“权力”，于是她们力图在其他地方为自己寻求到权力，她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女儿身上。薇弗莱·龚有“唐人街的小棋圣”之称，能够参加国家级的下棋比赛，在家中不用承担家务。在望女成凤的母亲眼里，女儿自然是自己的骄傲，她认为女儿的成功离不开她对女儿的百依百顺。因此薇弗莱必须要在不比赛的时候陪母亲逛街，被母亲到处炫耀。对此薇弗莱感到哭笑不得，万分尴尬。与之类似的还有吴精美，对于母亲对自己的塑造，她以各种方式进行了逃避与对抗，直到母亲死后二人才达成了某种“和解”。根据福柯的理论，当双方的权力不平等时，自然会有斗争和抵抗。在《喜福会》中，母女双方各自拥有着不同的权力，母亲占据了宗法伦理的制高点，而女儿们则有着社会认同的优势。小说将原本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对抗浓缩到家庭亲子关系中，更增添了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使中西方的读者都更容易接受。

    从《喜福会》中读者不难发现，文化的殖民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并未消失，尽管相对于殖民时期赤裸裸的暴行而言，它看似十分温和，然而长此以往，难免会造成以丽娜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的焦虑与困惑（不能进入移民国的主流社会时），如德国学者孙志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被卷入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相互冲突的旋风里，我们渴望对这个世界及我们自己有更深刻的理解，却不知道何去何从②。”还会造成对少数族裔民族文化的损害（融入了移民国的主流社会时），这种损害是渗透于肌理，难以补救的。人们只有摆脱这种来自主流文化的压迫，才能彻底获得独立与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真正达到“喜”与“福”的境界。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