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之路上的“垮掉的一代”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处于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空前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战争阴影依旧没有消失,人们精神状态极度紧张;物质主义和同一性弥漫,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个性压抑的气氛中,一大群人找不到归宿。50年代后期,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的小说《在路上》出版,以其作者杰克·凯鲁亚克为代表,一群号称The Beat Generation的年轻人采用与社会所公认的一切背道而驰的方式,率先向这种麻痹状态发起了挑战。他们摒弃一切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厌恶固定的工作、结婚和家庭生活,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50年代中国将The Beat Generation翻译成“垮掉的一代”,这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误译,Beat的含义远非“垮掉”所能概括得了的。1952年约翰·霍尔姆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对BG这一提法做了较准确的阐释,“‘beat’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筋疲力尽、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1],这样一词三义,以此来概括当时在美国面对令人压抑的生存情势对生活厌倦、自认为被主流社会打垮,选择另类生存方式,强烈地寻求身心自由的BG成员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垮掉的一代”本质上是追求信念、向往自由的一代,他们疯狂举动的背后是一种精神追求。
Beat这一词的本意就反映出BG是在被社会疏远的孤独中,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之路上。第一,他们活在世上倍感压抑,这是一群疲惫不堪的人,在没有投入生活以前就厌倦生存。面对令人压抑的生存情势,将命运孤注一掷,在与世隔绝的圈子里过着放荡不羁和自愿贫穷的生活。Beat就指他们这个特殊的边缘化的群体,被循规蹈矩的社会规则所“打垮”。第二,Beat也指“垮掉的一代”青年对社会的“击打”。他们自愿选择另类的生活方式,尝试和实践各种社会上没有或反对的事物,主动去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发起击打。他们专事于发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希冀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自己。在《白种黑人》中,梅勒把垮掉的一代就看作是一种只听命于自身意愿,不受习俗道德、行为法则约束的社会类型,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时代永恒高潮”中的一种尤其迫切的创举。第三方面,与beat相关的词,如beatitude指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在凯鲁亚克心中,beat这个词与《圣经》里的“极乐”(beatific) [7] (P172)、与耶酥“登山训诲”的福音(the Beatitudes)又有联系:耶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贫穷与天国联系起来,“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新约·马太福音》6:21),并且赐福道,“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新约·马太福音》5:10)这层意义上的beat作为一种人内心的感觉,它非常强烈,使人摆脱混乱感、疏离感和异己感,凯鲁亚克通过beat要强调的正是这些边缘化的青年,他们穷极潦倒,却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社会大众的物质至上,他们作为异类而体会到的独特的精神上的愉快;他说这种极乐可以经由爵士乐、性爱、深思或任何类似个人经验达到。
凯鲁亚克明确说过,“垮掉的一代”是“寻找”的一代;当记者问他在“寻找”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帝露脸” [2]。“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自我满足的行动个体,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面临在一个似乎是完全无希望的社会中作为一个年轻人所必须正视的问题。”[3]这些青年念念不忘的是疯狂,并将社会生活抛诸身后,实际上,“垮掉的一代”很在乎自己所处的时代,一句话,“我很在乎,虽然看起来我什么都不在乎。”当人们在这个物欲横溢的社会中,被物质追求消耗人生本质的时候,心灵的愉快和身心的自由就愈发显得珍贵。“垮掉的一代”生活教科书《在路上》描写了1946-1947年间美国一群不务正业的流浪汉疯狂而充满乐趣的生活,一群“疯狂的人”在宽阔的现代化的公路网上尽情驾驶,伴随一路驰骋流浪的是酗酒、偷窃、寻欢作乐和生活中的一切刺激,以此来展示被压抑的自我和对现存体制的反叛。1957年,《在路上》一出版就立即吸引了大批战后年轻人,它随同艾伦·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以及威廉·巴罗斯的《裸体的午餐》,将“垮掉派”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了美国的每个角落。爵士乐、摇摆舞、酗酒、吸大麻、直至性放纵,一时成为风气,但也使人们误会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核心,大麻、暴力、纵欲,在时光中迅速地堕落,实际上这些东西和“垮掉的一代”的真正的精神取向的关系不是很大。在这“叛逆的一伙”放荡不羁、疯狂的反叛的后面隐藏的是他们内心最深沉的对于信念的渴望追求,和对生活本质、身心自由的不断的探索。“垮掉的一代”选择了疯狂的自我毁灭展示被压抑的自我,对现存体制进行彻底的反叛,是对当时美国物质至上的社会大众追求的挑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于身心自由探索的执着,这再一次反映出人类经验中寻找最终极限的浮士德式的精神。
“它不知道它寻求的避难所在何处,可它一直不断地在追寻。”[4]他们身上具有可贵的 “流浪精神”,无论是《在路上》的疯狂举动,还是《达摩流浪者》的习禅静思,都反映出他们对于人生本质、身心自由的探索。他们不仅通过文学作品,而且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的独特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追求物质和同一的反感,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之路上。这也是《在路上》出版以后,凯鲁亚克相继完成了一系列“流浪”小说的动因。作为《在路上》的“续集”、“继续的探索追求” [5],《达摩流浪者》在1958年出版后,凯鲁亚克向世人展示的“垮掉的一代”才完整。无论是《在路上》的疯狂举动,还是《达摩流浪者》的习禅静思,都反映出他们的精神追求。在《达摩流浪者》一开始,叙述者就提到在整个故事还未开始时,美好时光已经不在,“有一点点倦怠和犬儒,有一点点口惠而不实”,“已经老了,也冷了”,不过叙述者觉得对自己有一种古怪的疏远感,希望通过流浪“累积善果,让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佛”,并相信“开悟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价值范畴。”小说中的加州大学代表了一种陈腐、病态而且僵化的文明,这是一种与大自然脱离接触的室内文明;而登山运动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生活,在路上,除了层层剥离外界设定的桎梏外,更重要的必须抛弃缚绑我们的惯性,裸露直率和坦诚。《达摩流浪者》结尾时雷蒙在孤独峰大声喊出了:“贾菲,我们知道,我们俩是永永远远不变的永远的年轻。”贾菲说:“我所期许的达摩流浪者却是心里怀着春天的衣裙。”就像195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凯鲁亚克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如果生活的目标不是完美,那为什么还要过下去呢?”“心里怀着春天”表明他们永远满怀信心地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之路上。
“垮掉的一代”永远在探索之路上,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探索化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流浪”早已成为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读凯鲁亚克,让人想起的不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马扎诺夫,而是塞林格那个不安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加缪笔下行进的“西西弗斯”,远古时代香格里拉的马队以及那些千里朝圣的藏人,古希腊触犯众神的西西弗斯,伴随着苦难而生,永无止境地探索、追求、流浪。 “垮掉的一代”的上路探索作品还继承了美国文学写流浪生活的传统。在更早些时候,惠特曼就赞美过通畅的道路,把它说成是代表真正美国自由的标志。马克·吐温则把密西西比河变成了一条逃亡之路。杰克·伦敦曾经从记忆中把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流浪生活收集起来,写成经典之作《道路》, “我成为一个流浪汉—这个嘛,是因为我身体里的那股生命力,那股不肯让我停下来的渴望。”我们所有人都在旅途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进行着追寻,每时每刻都是在追寻的路上。这里讲的“路”不一定是双脚所行走的路,而是对于人生目标、生命意义的探索之路。
到底是循规蹈矩地永远被困于没有生机没有希望的原地,还是跟随内心的召唤去追寻和探索自己的精神理想家园,这是人类始终思考的问题,困惑依旧。凯鲁亚克的作品中,上路远行流浪是在当时令人窒息的物质至上、精神困顿的压抑社会中,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展示和表达被压抑的自我,用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发起挑战、行进在对于身心自由的探索之路上:以追寻“有意义”的生命来抗拒萦绕于灵魂中的意义的缺失,人们有权在此时此地获得幸福。BG在物质与精神处于双重压抑的那个年代里,用各种方式执着地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为美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和一系列的作品所宣扬的对人生本质的探索,是对战后那一代美国青年思想的解放,帮助他们摆脱循规蹈矩的束缚,使青年们更忠于自我,也为六十年代追求独立、反叛、自由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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