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德尼“教化说”的历史源头

    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①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来源于累积在作者内心深处的文学传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诗与诗与现实、诗与人的关系，是西方文论关注的焦点。诗是否揭示真理、是否真实、是诉诸理性还是诉诸情感，这些都是西方文论的核心话题。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的再现，艺术可以引起人们的快感，起到净化和教育作用。柏拉图一方面惧怕诗压制理性，另一方面却承认诗有愉情悦性的魅力，自身交织着感性和理性斗争的矛盾。卡斯特尔维特罗在否定艺术教化功能的基础上极力渲染文学的感染魅力。西赛罗则认为文学能使读者的心灵得到最好的恢复和休息，远胜于其他的各种娱乐，有利于培养理想的公民。在许多问题上，锡德尼与贺拉斯和马佐尼完全一致。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锡德尼在贺拉斯“寓教于乐”的基础上有意的凸现文学的最终目的：导致德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卡斯特尔维特罗、西赛罗、贺拉斯和马佐尼都曾对文艺的德育功能问题加以探讨,并且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阐发了一些合理思想，这些都构成了锡德尼“教化说”的理论依托，有着强烈的古典倾向。诗人摹仿的目的使给人以愉悦和教导， 而给人以愉悦就使要人们把握注善。没有愉悦，人们就会像躲避末路人那样离开善而去。

    锡德尼认为评价一门学科的唯一标准是：引人向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锡德尼在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基础上强调诗必须对善恶作出正确的评定，给人思考，引人实践。锡德尼认为善是至爱，在一切人性美中最为光彩照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通过感动，与诗人实现教育对话，在愉悦中接受诗人所要弘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锡德尼在《为诗辨护》中，解读了文学作品道德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能，阐释了文学作品可以引起快感，净化情感，陶冶性情。锡德尼认为模仿既是为了怡情,也为了教育，怡情是为了感动人们去实践他们本来会逃避的善行，教育则是为了使作品感动读者,使人向善，怡情是手段，教育是目的。锡德尼的这个理论，在当时朦胧的涉及了读者在审美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助推了审美心理学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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