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年间无名杂志《太平杂志》

一、 对《太平杂志》研究可行性的分析

《太平杂志》创刊于公元1929年10月1日，也就是民国十八年十月一日。这一年对于很多普通国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对于走进它、深入它、了解它的人而言，这一年却是旧中国苦难挣扎序曲中的一个重要章节。纵览历史，“民国十八年”在民国历史上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按田桐的原话来说也就是“天下纷纷，太平何日？”。《太平杂志》的创办人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旧式士人，同时还是新兴城市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成员，这种双重身份，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沟通、交融下的产物。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构成了城市报刊的灵魂，没有这群知识分子群体的聚集，近代上海的报刊繁荣是不可能的。这群由传统士人转变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凭借着上海所拥有的特殊环境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近代上海报刊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共同繁荣，既吸引、培育和支持新型知识分子的发展壮大，又为自身的发展、进步提供不绝的动力来源。

从《太平杂志》所宣传的言论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围绕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内容为展开的。但是，自从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田桐的思想主张开始出现转变。田桐对孙中山的行为持反对态度，并与居正、章太炎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公函”，公开对抗孙中山，反对三大政策。相比较之下，田桐的政治理念与孙中山还差一个档次。

田桐借助杂志所宣讲的许多主张、理论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理论层次。《太平策·盐政篇》就详细论述了民国盐政制度的建立、实施等内容。仔细翻阅之下发现，这篇文章文后所附的《盐法》一文几乎可以算是一部可以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盖章颁行的准行政法条了，其内容之详细程度并不亚于现在社会中所施行的行政法规文本。《太平策·建都篇》、《太平策·均用篇》等等所刊行的文章莫不如此。由此，笔者可以推知其他未刊行的《太平策》文章也亦如以上诸篇一样，都可算作是行政法条的草案了。

二、 对《太平杂志》研究的概述

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言论部分，还处于一种一般性言论体裁向新闻言论体裁过度之中。内容上表现得较为宽泛，论题则大而不当。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变，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知识分子的政论文章借助新的历史机遇——新型印刷媒介的出现，而从传抄的小范围流传中解放出来，涌入全省、全国这样的更大的社会范围之中来，出现了一种更大规模、更社会化的舆论宣传鼓动，其影响日渐凸显：读者范围的扩大导致接触相同观念的人群的日益增多，思想观念的重要性逐渐被重视起来。

从《太平杂志》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归属来看，《太平杂志》无疑属于国民党主流意识范围之内。作为民国元老的田桐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太平杂志》因主持人的阶级属性所决定，不自觉的为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国民党的理论、政策做宣传、鼓动，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量刊载有关外交事务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各国情况报道。

本杂志的发行人物可谓人才济济，阵容庞大。张继、蒋尊簋、景定成、刘积学、叶荃、刘觉民、马君武、马宗豫、李翊东等，都是在辛亥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民国元老级人物。他们大都有留学（尤以日本为最多）的经历，都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

但可惜的是，就笔者能够找到的资料完整程度来看，目前，大陆学界对这一群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一者笔者从网路上能找到的有关人物的详细介绍较为匮乏。例如杂志的副社长周震麟，发行人史之照、裘越雋等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极为稀少，也就限制了笔者对其报刊活动和对杂志创办时期的历史活动有进一步了解的可能。一者其他能收集到有关资料的发行人，如社长张继、蒋尊簋、景定成等不是找不到有关资料就是资料过于简略，不能适用于笔者的更深入研究。

与欧洲早期市民阶层创办报纸的动机不同，西方报纸的起源来自于对商贸信息的渴求，以搜集刊登各地的商业信息、交通道路状况为主，而反观国人办报的历史，国人办报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首重论说。这显然通近现代民族先驱们关心时事、热爱国家，强烈的民族复兴精神相关联。特别是在国势颓萎、外侮加重的时期就更加明显。在中西文明交融碰撞的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情怀的近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胸怀，用各种手段、方式继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也就很自然地借助传媒报刊这一载体来传达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情怀。

回顾国人办报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以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界），中国的报刊上还很少有政论性的文字。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办报人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八股文章的束缚，惧怕清政府专制的淫威，也有时局未曾震荡衰败到一目了然、世人皆愤的地步，士人阶层对中西文化差距的认识还未达到鲜明、令人痛心的程度。

而到了《太平杂志》创办的时代，这种局面已经彻底得到改观。新一代的报刊言论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实内容越来越联系紧密。“就事论事，以事引言”的方式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展开来。新一代的报刊言论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实内容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言论的质量演变成为衡量一家报纸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一家报纸的声誉的建立往往就是通过其言论来实现的。

三、  对《太平杂志》报道思想的评价

最能体现《太平杂志》国际眼光的内容，当属杂志的“大事记”栏目。栏目所选择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的近况。其中尤以日本、俄国两国为关注重点，英美等国则较为简略。浏览三期所有的“大事记”可以看出，杂志的关注重点在于与中国为邻的日俄两大国，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杂志对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各自动向也是密切留意。足见杂志主持人对日俄两国的高度警惕。

另外，杂志在报道内容来源地选择上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就在杂志的第二号二十四日的“大事记”上发现有“密勒评论报云”的字样，可见杂志的编辑还是比较注意外国人对国内情况的研究的。

另外说一点，在杂志的消息报道写作方式上，杂志体现出了新时期新闻报道写作的新创举。以杂志的“大事记”一栏为例，其内容安排以日为单位，逐日条陈。内容上，以一句话新闻模式进行写作。在对待新闻写作的诸要素时，已经不拘泥于写作规则的束缚，捡事件的要点予以反映。

此外，杂志也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给与极大关注。在杂志第一期的“华侨消息·九月”一栏中，所有文章全部是关于我在南洋华侨的，有介绍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和海外侨胞子女在暨南大学学习航海技术的。在杂志的第三期上，也就是十一月的“华侨消息”一栏中，第一至第四条消息，讲的都是关于华侨教育会的事情。（第一条是“华侨教育会之筹备”，第二条是“华侨联合会之提案”，第三条是“华侨教育会议”，第四条是“华侨教育会议”）。《太平杂志》的“华侨消息”一栏在内容上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关注旅俄华侨的状况。在同期杂志的篇幅安排上，也给予大量的报道。杂志第三期“华侨消息”一栏的第五、第六和第八条的消息说的就是关于旅俄华侨的。杂志之所以给与这么多的笔墨，其实是有现实原因的。1929年5月，发生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东铁路事件，导致中苏断交。中苏两国于当年的7月18日断绝外交关系，双方进入进入军事戒备状态。蒋介石、苏联双方大量屯兵东三省国界两侧，东三省形势危急。中苏交恶导致了我国侨民在苏联社会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出于保护侨民的动机，杂志每期都根据旅俄华侨的最新境况给予最新报道，让广大国内民众了解事实进展。

《太平杂志》的报道水平是不错的，与同样位于上海的其他大报相比较，《太平杂志》的采访网络远远比不上《申报》、《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大家。凭借杂志位于上海的有利条件，杂志获取新闻信息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方面，杂志可以借助上海地区丰富的消息来源网络，比如《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的采访网络，增加自己报道范围和报道数量。一方面，还利用上海的民国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为自己的报道增加权威性。

无论如何，杂志的新闻业务水平大致可以，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其丰富的新闻刊载量和对国际、外交、军事等几方面的出色报道的基础上得出的。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太平杂志》比较注重言论，报格严肃，文风严谨，思想稳健持中。

笔者对《太平杂志》给与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杂志一味高唱颂歌，相反，我们跟要注意到杂志的缺点和不足所在。《太平杂志》没有完全的展示出自身的政治思想，没有对社会产生相应的轰动影响和示范意义。 读者可以注意到，《太平杂志》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太平杂志》的言论只是一味的在探讨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建设上，而完全没有顾及到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脱离现实而一味空谈成为杂志影响范围有限的致命伤。从而也就不能像同时期的一些大报那样，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瑕疵掩盖了杂志本身应有的荣光，使得杂志的历史贡献因此减色不少，难于跨入当时的名报之列，只能作为一份束之高阁而留待后人研究的研究文本，不能对社会的前进产生实际性的推动。

作为一个在西方列强武力推动下走向现代化的传统封建式国家，在中国产生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动因是政治，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原因。面对着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是为了实现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渴求，这才构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各阶层、团体不懈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根本动因。只有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后，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向前迈进的动力才有可能被经济因素所取代。

反观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出现，是在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逐步由外而内的渗透和刺激之下才开始萌芽的。但实际上推动国人单纯的办报活动向现代新闻事业的转变的原动力却是强国富民，为解决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何去何从的时代呼声。

这也正是近现代众多报人将言论置于报纸首要地位的原因所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在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熏陶下的士人阶层，还有全盘西化的西洋文人，更多的是两种文明相互融合之后而出现的中国特有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情怀和匡救时艰的传统文化理念支配下，“文人论国事，士人思良策”，借助传媒这一直面社会大众的中介，积极开始了以言救国、以言报国的民族复兴之路。

《太平杂志》的创办者是一群关心时事、一心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杂志的发刊词和章程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与民营商业报刊的不同，《太平杂志》是一份向社会大众宣讲自己政治主张的言论刊物。在向公众灌输自身的政治理念的同时，还向社会鼓吹自己的各项主张。这才是《太平杂志》创办的最主要目标。杂志的创办人以个体的方式，带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来经营这一事业的。《太平杂志》处处反应出了田桐一群人以“向社会进言”为使命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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