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撤退·拷问——试论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的嬗变

自1981年秋，莫言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算起，莫言先后创作了百余部长篇与中短篇小说，以及多部影视剧本与散文集。其作品题材敏感、风格独特、语言犀利、反思尖锐、想象狂放，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独具个人魅力。纵观莫言的诸多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创作主体意识不断变化和跃升的过程，其中，《红高粱》、《檀香刑》和《蛙》则是莫言创作主体意识转变最具代表性作品。

一、天马行空的《红高粱》豪情

1986年，莫言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因其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豪情挥洒，在文坛引发强烈反响。

众所周知，“文革”前，中国的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小说，但这类小说主要描写的是战争的过程。《红高粱》则与之不同。莫言突破了传统战争小说的写作套路，他不再描写战争的过程，而仅把战争作为小说创作借用的一个环境，将历史上曾经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抗日伏击战，以童稚的叙述视角与瑰丽奇特的文字描述，以及大量运用充满想象力，同时也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表现手法，回忆了“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红高粱》虽然折射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它超越了历史战争小说叙述与描摹方式的传统，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和情节逻辑，故事描写自由散漫。小说中的抗战主力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而是一支由高密东北乡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土匪队伍，这样的叙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也完全颠覆了历史题材小说对战争的定义。小说中，莫言尤其浓墨重彩地地描绘了“我爷爷”、“我奶奶”高粱地里“疯狂”野合的场景，将“我奶奶”敢爱敢恨的新女性形象一览无遗地展现了出来，这在以往的战争小说里是绝无仅有、也是不可能的。莫言以此凸显的是一种野性和对原始欲望的张扬，宣扬的是性与自由的主题；而罗汉大爷活剥人皮的刺激暴力场面，小说更是描绘到了极致。尤其将罗汉大爷生命结束瞬间无限加以放大，把罗汉大爷受刑的痛苦过程以及表现其面对死亡铁骨铮铮的气概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彻底打破了传统“战争小说”悲剧的审美意象。莫言极具魔幻的文字，甚至略显荒诞的情节背后，让人看到了其创作从主题、内容到语言的怪异迭出与大胆无拘的奔放想象力。

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叱咤风云的黄金时期，刚从“文革”压抑中走出来的他，内心充满着无所不能的豪情。他在《红高粱》中天马行空的自由挥洒，完全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用莫言的话说，就是“恨不得将文坛炸平”。他笔下生风，在讴歌“我爷爷”、“我奶奶”英雄气的同时，自己也身感十分的“英雄”。在《莫言打油诗》中，他曾这样“狂妄”道：“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在《天马行空》中，他还说道：“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红高粱》凭借莫言“高密东北乡”儿时的生活体验，将流传于民间的抗日故事，借以天马行空的奇异想象，赋予大胆的文字描述全新地予以展示，彻底改变了他初入文坛的那种借鉴摹仿式的写作。《红高粱》预示着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的转变。

二、行走民间的《檀香刑》撤退

如果说莫言的《红高粱》是天马行空的豪情写作，那么，《檀香刑》则是他以平民百姓姿态，主动向传统与民间撤退，作为普通老百姓而写作的代表作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一批作家盲目模仿西方文学，费尽心思弄出一点“新招”、致力于搞出一些令世人惊骇的刺激，借以消解世人对民间文学的继承。莫言极不认同这种创作倾向，并以“决不妥协的心灵”凛然决然地撤退到民间，寻找爱国的民间文艺，致力于打造地道的“中国小说”。莫言所说的“大踏步撤退”，说到底，其实就是回归民间立场，从民间文化中有意识地发掘和汲取创作资源，实现对民间艺术的自觉追求，以此提升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加之，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圈内也刮起了一股反“西化”思潮，一批中国的古典小说相继被拍摄成电视剧，深受普通百姓喜爱。受此影响，作家们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开始关注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及其生存命运，创作也纷纷倾向通俗化、民间化，有意识地回归到传统现实主义。“新写实小说”由此产生。可见，莫言《檀香刑》回归民间的个性化写作，既可看做是当时文化圈内文化潮流的无形驱使，也可以看做是莫言创作历程中的一次不有意识的撤退。

莫言有意尝试向本土传统与民间撤退，在《檀香刑》中具体体现在：民间戏曲——“猫腔”等民俗的运用；民间叙事结构——“风头”、“猪肚”、“豹尾”的运用以及惨不忍睹的酷刑描写——传统刑罚文化三个方面。莫言将高密一带曾经流传一时的民间说唱小戏“猫腔”与清末民初孙丙抗德的民间故事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猫腔”的高亢、愤怒、凄厉与绝望的曲调，荡气回肠、撕心裂肺，给人以强有力的视觉震颤与冲击，犹如无数利刃穿透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对此，莫言自嘲道：“整部《檀香刑》犹如一出大戏，色彩浓重、主题鲜明。我称之为创作过程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面对当前高雅而温软的流行趣味，我突然唱起了土得掉了渣儿的猫腔大戏《檀香刑》，目的就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1】

《檀香刑》向民间传统文化贴近，尤其特别的是，小说回归渐趋式微的民间戏曲，这让读者感到莫言走民间化道路的撤退心态。他在给大学生讲课时就曾说过：“我就是农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为老百姓写作。”可以看出，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一字之差，反映出莫言回归普通百姓角度，开始个性化、民间化写作的心境转变，预示着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的跃升。

三、潜入人灵魂的《蛙》拷问

继《红高粱》、《檀香刑》之后，步入天命之年的莫言，性格格外谦卑随和。200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蛙》，既没有《红高粱》中畅快淋漓的豪情，也没有《檀香刑》撤退民间的低调，而是以一种拷问的姿态，冷静反思和审视人类的灵魂。这其中，也包含莫言对自己过往的一种审视与拷问。

中国传统观念中自有“多子多福”的说法，民间老百姓自认为“生儿育女天经地义”。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国策实乃前所未有，这反映了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之间矛盾的必然冲突。由于姑姑特殊的身份，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成为了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为了完成计生任务，她不择手段，即使遭受谩骂、殴打，仍忠于职守，这是当时典型的农村干部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姑姑年青时狂热激情的消退，在潜意识中，她也反思自己在计划生育运动中的种种偏激行为。晚年的她，内心遭受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2】这是姑姑晚年的良心发现与心灵忏悔。她害怕青蛙，听到蛙声就晕厥，甚至“神志有点儿不正常”。姑姑为了消解内心的恐惧，驱散曾经惨死于自己手下无数婴儿和流产孕妇的阴魂，慰藉自己的灵魂，她通过捏泥娃来赎罪，希望以此还清自己在计划生育运动中积下的孽债。

计划生育国策毫无质疑可言，国家推行这一政策是根据当时的国情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蛙》并非否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莫言只是把这一基本国策作为小说的一个精神背景来叙写。按理说，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决定了姑姑尽职履责是她的天职，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罪过，也并不需要承受如此大的罪责。莫言通过姑姑这个产科医生晚年的忏悔，以引发读者对于生命与人性的深度思考以及人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解读，借此反思特定历史年代特殊政策的利弊。

其实，《蛙》中“蝌蚪”身上也有许多莫言的影子，只不过小说中的“蝌蚪”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掩盖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对此，莫言曾说道；“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里迫于政策的要求领了独生子女证。当时家里的老人都是不同意的，但是为了集体荣誉和个人前途还是违背了自己想多生孩子的愿望。”^【3】莫言自省“感觉自己很卑鄙”。可见，莫言通过姑姑晚年的忏悔和救赎，其实，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种审视和拷问。在《蛙》的序言里，莫言也说道：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过去，无论是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着放大镜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探查自己的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罪或者有犯罪的可能。我的结论是：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刽子手，每个人也都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蛙》其实也是莫言“把自己当罪人来写”的实践。可见，莫言的自我反省精神和勇气。

《蛙》触动了莫言内心深处最痛苦的地方——对生命的感触，他在《蛙》中流露出的忏悔与反省情怀，是小说《红高粱》、《檀香刑》里未曾有过的。如果说，《红高粱》、《檀香刑》是偏向于历史幻想的写作，那么，《蛙》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可见，《蛙》揭示出莫言的创作已步入到了回归内心的一种自悟与自省的新境界。这是莫言创作历程中主体意识的再一次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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