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叙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性的带着西方式自由宽容意象的文化思潮迅速席卷中国，渗透进学术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后现代主义”在彼时中国的存在形式，学界有许多观点与争执。而正是这些捉摸不定，若有似无而又互相抵牾的文化事实和社会表征，构建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追求多元而实质单一，自我封闭却渴望突破，热望建构却又将破坏视为正途的社会现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养料。

一、“中间状态”：后现代主义与90 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

1934年，西班牙人 F.D.翁尼斯在其《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中最早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这一概念在50年代经美国黑山诗派理论家查尔斯·奥尔的大量使用与传播后，在60年代成为一个遍及文学、艺术、哲学、建筑、批评等领域的时髦词汇，并逐渐发展为普遍的文化现象。现代主义所建构的理性大厦被连同价值观的地基一起拆毁，而新的建筑尚未寻得历史与当下的坐标。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现实正是当代西方文化世界的这样一种“中间状态”。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哲人在技术进步和个人主体不断异化的条件下的一次文化反思；它以技巧的游戏将人类的文明置于一个无深度、不确定的尴尬位置，也是以决绝的姿态所作的一次文化冒险；它博取了各种哲学精神，却又宣布哲学的“死亡”；它反抗权威，追求自由和独立，却迷失在无底的世俗海洋之中。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产物，能够进入中国，并在90年代成为一门显学，与中国彼时特有的时代语境是分不开的。显然，正如60年代之于西方，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来说，90年代也同样呈现着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国门甫开，被长期隔绝的种种西方新旧思想蜂拥而入，被急与挣脱意识形态枷锁的国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热情拥抱。此时的中国学者面对“后现代主义”，大都将其理论作一番译介和演绎，他们眼中的后现代主义多半只是其中的一隅。而另一方面，剥开中国传统文化封闭僵化的外壳，同样能发现与西方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的精神内核。生吞活剥的后现代主义碎片，再加上彼时中国特有的时代语境和文化传统，使得本就流派纷呈莫衷一是的“后现代主义”变得更加驳杂难辨。

而正是因为90年代之中国现实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有着这样的一种共通之处，才使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整个西方兴盛至今的思想流派联系起来。沿着“中间状态”这座桥梁，我们得以进入另一门径，一窥90年代中国文学之堂奥。

二、拆解与随意重构：90年代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叙述

90年代小说是使人重新成为个人的时代，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人性表达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集体诉求。这对过去那些线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经以社会更迭为纬的历史描述是根本性的颠覆。宏大叙事的红太阳从不可置疑的高处跌下，碎成了万家灯火。历史从此失去了确定性，化为一个个不确定的，浅景深的人物与事件。

（一）个人史的重新显现

这种对既定历史的肢解与断裂，实质是对其背后日益僵化的革命历史叙事逻辑的颠覆与反拨。小人物走上前台，小人物的个人史乃至心中史重新占据视线中央，被重复千百次后的庄严叙事碎裂开来，重新释放出被宏大叙事遮蔽已久的真实人性。“在随意、无奈乃至颓唐的叙事中，将历史由过去庄重严肃的阶级或阶级斗争层面转向到世俗卑琐的纯人性纯生存纯生命的层面，从而对以政治/伦理、文化/人格为本位的叙事模式作了颠覆与消解。”

1、从阶级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长时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所书写的是一部阶级的历史，用机械的伪唯物史观和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将一切事物和事件纳入到单一化的正史当中。这种大一统的历史，实际上是无人史，严重遮蔽了人性的复杂性。所谓“典型”人物成为对阶级斗争史观和历史进步论、决定论的机械模仿，个体人性的真实淹没在排除掉所有偶然因素的暴力性的历史话语中。

而所谓“个人史”“心中史”的书写，则各有各的方式。或是以稗官野史取代官方正史，让村夫、土匪、妓女等是非难辨的形象来取代一切脸谱化的人物典型，呈现民族、人类所最根本的生命力和本真人性，用以对抗革命历史叙事中单一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或是将本人的身体史，心灵史赤裸裸呈现给读者，用枯瘠的身体和荒凉的灵魂现身说法，控诉历史的压抑和掠夺；再或是提供数种罗生门式的历史叙述，将多维视角和多重立场尽数抛给读者，以说明过去的历史无法回应我们的任何诘问。

2、从历史决定论到历史循环论

 与此同时，“革命必胜”、“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等口号深刻揭示了一个根植在人们历史思维中的信念，那就是历史是决定性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高级取代低级，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都是无可撼动的必然因果，人类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曲折前进。即使是在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与反思文学，依然循着这条历史决定论的古径。

90年代之后，这种长期以来支配着人们认识事物思维的观念逐渐被现实打破。历史的无序性和偶然因素被重新发现，历史失去向量，由铺展的道路卷回一团乱麻。作家重新相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正是在偶然事件和一念之间来回翻滚的循环往复。这种历史循环论重新为历史罩上一层神秘而不可视的面纱。

（二）虚构与消费：对历史叙事严肃性的进一步消解

然而即使是书写着“个人心史”的作家们，新的历史书写的唯一范本和教科书也仍然是已然写成的历史。即使是对它的有意颠覆也仍然只能以它为蓝本。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人物仍然在革命历史所限定的决定性历史事件和阵营中幽灵般徘徊，并以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时间节点的坐标和叙事的节奏标点，其重建历史的野心尚在。而另外的一些作家，不再纠缠于历史的定义与真实，径直将其作为游戏与消费的对象。

1、虚拟或戏拟历史

 关于历史真相的诘问使一些作家感到疲惫，便索性投入虚无。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历史从来都是从一片白茫茫大地上凭空建构起的沙塔。在他们以笔画构建起的迷宫中，回荡着一个个幽灵般的历史符号与历史人物幻象，这些幻象消逝了它们原有的厚重与深刻，成为随用随取的表达意象。历史的逻辑与动力无人诘问，只有幻象随着作者的意志于茫茫虚空中漂浮。如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王小波的在《青铜时代》中的所为，虚构的历史既承载着人文的思考，也呈现出作者的放松和游戏心态。

2、消费历史

另一些作家则更进一步，放弃哪怕是沙中之塔的建构行为，在历史中实行拿来主义，径直将真实历史斫枝伐叶，改造成通俗化的传奇故事，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作品，将历史的走向解释为宫廷权谋争斗的结果。同时，消费历史体现在性史、权力史、情史、暴力史的虚拟和大肆渲染当中，以赤裸的感官刺激将真实历史扁平化为欲望话剧演出的舞台。。

（三）历史空白处的书写

而对于“70后”的作家来说，历史对他们而言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距离。同时，由于其出生与成长年代的种种见闻，他们对历史的态度是带着本能的厌恶与逃避倾向的。他们没有成长于那段历史中，没有父辈那样身在其中的切实感受，然而成长过程中清一色革命历史叙事的种种说教早已使他们厌烦。故而在他们执笔后，会下意识地远离历史，甚至取消历史和传统。作为大众社会中碎片化的个体，他们已经不再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是更多地把视线投向身边，投向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比如朱文、邱华栋、何顿等新历史小说的执笔者。

四、结语：文学“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的思考

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学对 90 年代小说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90 年代小说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催生下，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当代文学内部审美冲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整个中国90年代文学都能被纳入到“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大筐中，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农村题材作家、主旋律作家、和林林总总的其他流派。后现代主义只是其中的一隅，更多的是一种多维的思想融合。但单是透过这一隅，我们便能大致了解在整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书写历史，如何将重塑历史的野心埋藏进字里行间，并以此在新时代的话语逻辑下重新找到自己在即将消逝的历史时间轴中的位置，这显然是更为重要的。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