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灵魂-文学论文

 
塞林格是最受美国青少年喜爱的一位当代作家，他并不像海明威，伍尔夫或菲茨杰拉德等作家那样在文学生涯成功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创作主题和技巧，而是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二战时期人们耳闻能详的作家大多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伍尔夫，辛克莱•刘易斯等，而战后唯一能够得到所有美国青少年认同的作家唯有塞林格。青年男女，无论出生贵贱、学识高低，都能着迷于他的作品。对于这种认同不少学者和作家给出了他们的看法。米勒认为塞林格的小说主要探讨了爱的必要性，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作品中透出的令人心碎的幽默。斯蒂文森认为塞林格故事中的典型危机能使读者产生自我反省，从而意识到我们是如何成为了所有孤独群体的组成部分。[2](P2)塞林格的小说本质上存在着一种双重冲突，即纯真梦想与罪恶现实之间的斗争，俗人的自以为是与局外人的对应之间产生的张力。其小说的典型人物通常是用古怪的堂吉科珂德式的姿态来对事物做出回应的局外人。另有学者认为塞林格不仅复苏了马克•吐温的方言土语的魅力，并且还认为我们看到了离经叛道者对虚假事物的反抗。[2](P2)倘若我们视战后的美国青年为“垮掉的一代”，我们会发现塞林格显然没有遵从文学巨将麦尔维尔，詹姆斯，福克纳等人的宏伟气势和语言修辞，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生活在大都市中而性格内向的青少年，但比起麦尔维尔或詹姆斯笔下的人物，他们更易使青少年读者产生认同感。[麦尔维尔的小说多借助宏大的主题和篇章来表现自然的不可抗拒性；福克纳则通过虚构一个具有漫长历史背景的没落世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下滑轨迹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困境；詹姆斯的小说又以注重语言修辞而著称。而塞林格的笔锋则轻松诙谐，字里行间充满街头市井的方言俚语，侧重的是从小人物和小事物中揭示大智慧和大主题。]
青少年的敏感本质在于其冲动性，他们用无意识的理想主义和自觉而风趣的愤世嫉俗来表达他们的探索和归隐意识。塞林格的短篇小说有着多变的结构，主人公通常会陷入爱和邪恶，困难，罪恶等肮脏事物的矛盾处境，而用以表达这种矛盾处境的则是一系列新颖独特且不无幽默的象征手法，甚至其中的对话和叙述也都风趣有致。故事集探讨了天才，诚实，道德腐败及纯洁对人生的改变力量。塞林格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美国青少年道德现状的焦虑。九个故事中有七个是描写青少年的，他们的道德水准往往都高于其监护人。
塞林格对50年代许多美国青少年内心的恐惧、愤懑和崇高的痛苦心情的描绘，反映出他对根植于美国民族意识之中的享乐主义传统的深刻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反抗。他借用孩子的叛逆性来颠覆成人世界，这也可以说是他多数故事的灵魂所在。为此他经常采用一种对称形式的叙述模式，在庸碌的凡俗生活中相映成趣地嵌入另一个世界。在《笑面人》中，一边是酋长、赫德森小姐和棒球队的孩子们，一边是关于“笑面人”的段子。在《康涅狄格州的维格利大叔》中，小女孩的幻想是一个充满童心的爱巢，而她母亲及其女友的人生则是混合着污秽和凄苦的回忆。在《献给爱斯美的故事》中，X军士与少女爱斯美的短暂交往有着梦幻般的心醉神迷的感觉，转过来是另一对男女用感情夸张的书信往来构筑的虚假世界。
然而，塞林格《九故事》的魅力不在于对现代主义传统的延续，也不在于小说的审美，而是在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禅宗思想。禅宗思想的确与现代主义一些流派的重要思想发生重合：如众生皆空、众生皆苦、有求皆苦、无求乃乐、打破执着等。故事中人物性格的神秘性远比其行为的动机更为重要，这与海明威的作品硬朗清晰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故事集中最后两篇的主人公也因此显得更与众不同。《德•杜密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DeDaumier-Smith’sBluePeriod）中的主人公德•杜密埃-史密斯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别于其它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德•杜密埃-史密斯称自己是“佛门弟子”、“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很有些崇拜厄西经的圣弗朗西斯”并“特别喜欢马丁•路德”的男人。他深深地爱上了罗马天主教修女爱尔玛嬷嬷所作的基督葬礼图，并且有过一次“超验”的神秘体验。这表明塞林格已经开始用历史人物和禅宗顿悟来拓宽小说创作思路和加深小说思想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反复借用嘲讽的手段。这也使他成为美国作家当中少见的以讽刺笔法来表达虔诚宗教体验的作家。但这篇故事所表达的内省精神显然具有超越这种嘲讽手段的主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