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赋之渊源的重新阐释-文学论文

　　汉赋批评对讽喻精神的强调，到了班固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班固的辞赋观念主要是强调赋华丽的文辞和颂上的行为。

　　首先表现为班固对屈赋的批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和对其文辞的欣赏足以说明班固对待赋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屈、宋之不同的辨析，以及司马迁对屈原赞赏的角度，都意在说明屈原从容辞令的行为内涵着传统士人对道的坚守和对势的劝戒，至于其文辞的欣赏则是从属于这一精神前提的。而班固批评了屈原从容辞令的行为，尤其是对屈原“数责怀王”的不满，这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士人与政权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有关。出身于太学生的光武帝非常注重协调与士人的关系，其“未及下车，先访儒士”的行为足以让刚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士人欣喜不已。明帝、章帝同样如此，“及肃宗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人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统治者与士人之间的合欢关系，使班固对王朝统治者充满了无限的好感，因此，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未尝不折射着自身对帝王优待士人的感激之情和知遇之恩。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士人与帝王之间的这种感情使得士人所代表的道甘愿臣服于势的统治而失去自身与势平等对话的精神操守。这和先秦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迥异，屈原虽然忠于怀王，但其忠贞无私，直言极谏的个性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志，也即士人所坚守的道。

　　另一方面，班固对屈原文辞的肯定来自于，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作赋实践。虽然他们的行为还内含着“劝百讽一”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班固那里却被忽视了，他所理解的辞赋的作用已经完全没有了讽喻之意。

　　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班固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保存了刘向对赋之起源的论断，但是班固并不认同刘向赋本于赋《诗》行为的论断。班固所理解的赋是古《诗》之流，那么赋的功能便自然从属于《诗》颂盛世的功能。基于这样的理解，班固认为武宣之世崇礼官的行为是盛世王朝王泽流衍的表现。在这个前提下，班固将西汉时期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的赋作行为都纳入到这种对王泽流衍的歌颂范畴中，而全然无视这些赋作中的讽谏特性。按照班固的这个逻辑，赋之作是对“王泽竭而诗不作”的回应，是接续《诗》而对汉王朝王泽流衍的歌颂，班固的这个逻辑到此还只停留在对汉赋兴起原因的表层叙述上。接着他将上述逻辑的落脚点归结到：“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以此来批驳“陋洛室之议”。显然班固所说的“王泽竭而诗不作”只是为下文歌颂汉王朝王泽流衍提供的一个托辞，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从《两都赋·序》的内部逻辑来看，班固通过叙述这样一个赋之歌颂的传统，其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逻辑推理来说明自己对东汉王朝盛世景象进行歌颂的必要性、合理性。出于对自己歌颂刘氏王朝的需要，班固对赋本身讽谏特性公然忽视的背后动力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帝王所欣赏的无尽感恩。东汉王朝统治者的儒者身份拉近了自身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士人对这个中兴的王朝充满了期望。就班固个人来说，受到章帝的器重也是其不遗余力地歌颂东汉王朝的重要原因。正是与大一统政权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得班固对这个中兴的王朝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因此，面对西土耆老试图说王西迁都城时，他站在刘氏王室的立场上，对此做出了坚决地反对，并对东都洛阳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为此，他不惜违背赋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为了自己歌颂王朝的需要而片面地将《诗》颂王泽与赋之起源联系起来。这就将刘向的赋源于赋《诗》言志的行为转而接续到作《诗》言志的创作技巧上，从而消解了文章内蕴的辞令精神。这在根本上改变了赋之讽谏特性的学理论述逻辑，为后来关于赋学源流的无尽争讼埋下了非学术的因素。

　　班固将赋之源起从赋《诗》言志转变为作《诗》言志，就为后来赋与《诗》六义之“赋”联系起来提供了理论支持。马积高认为刘、班赋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认为“诗、赋之体有变，其抒情言志的社会作用则同，但都没有把赋与诗的六义之一的‘赋’联系起来”。实际上班固虽然说到“抒下情而通讽谕”，但是从他的整个赋论动机来看，他主要强调的是赋的歌颂功能，即“宣上德而尽忠孝”。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把赋之起源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但是他把赋在汉代的运用等同是《诗》颂王泽的功能，这就在根本上将赋与《诗》之作而非《诗》之用联系了起来，这个联系就为后来的赋论埋下了讽谏与宣上德之间的矛盾。

文章来源于《文艺评论》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