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西汉赋之渊源的认识-文学论文

　　注重汉赋的讽谏特性，并将这种讽谏特性的生成上溯到《诗》经“主文而谲谏”的特征是汉代赋学批评的主导意见。本于刘向《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也。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成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予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

　　这段话描述了汉赋从《诗》中生成的过程。春秋之前，周旋于诸侯国之间的大夫，必须具备的才能之一就是“登高能赋”，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不歌而诵”，因此赋在这里是一种行为，那么赋的行为对象又是什么呢?就是“必称《诗》以谕其志”中所谓的《诗》。而赋《诗》言志的目的则是“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子西、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对《诗》的强调和春秋赋《诗》言志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诗》的现实功用而非写作技巧。尽管在赋《诗》过程中“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尽管“春秋时的赋诗虽然有时也有献诗之义，……但外交赋诗却都非自作，只是借诗言志。”进一步说，即使是“‘献诗陈志’，亦非陈述己志，而是公卿列士按照其职务要求向天子陈献宗族的或封国的社会情绪和政治情感，当然也包括民间的风俗与情感，供天子行政参考。尽管这种陈献中也可能有献诗者个人的情绪与情感纠缠其中，然而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其职务行为却是肯定的。”显然赋《诗》行为并不是对《诗》的创作，因此赋《诗》言志的主要意义在于其称引《诗》时意义的无限阐释，且阐释本身并没有抛弃对《诗》句的依赖；又因为它发生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时，所以其阐释原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因此，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问题一，贤人作赋是对《诗》句在文本中的直接引用还是另作新词?问题二，作为贤人失志之赋作的代表人物孙、屈，他们赋作“咸有侧隐古《诗》之义”中的“义”是指赋《诗》言志意义上的“义”还是作《诗》言志意义上的“义”?

　　关于贤人作赋是直接引诗还是另作新词，刘向并没有交代，后来刘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补充说明。从《诗赋略》的论述逻辑来看，刘向的意见是孙、屈赋作中的“义”当是赋《诗》言志意义上的“义”。赋《诗》言志主要不在《诗》句的意义而是其赋的过程所衍生的意义，这个意义由于关系国家的实际利益从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讽谕色彩。失志贤人曾是学《诗》之士，学《诗》之士对于《诗》意义的强调是在它的政治讽谕功能上，而非它的写作技巧。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创作主体来进行赋的创作时，很显然赋《诗》言志对于政治讽谕意义的追寻必然影响到贤人作赋时意义赋予的角度，当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时，贤人对于政治意义的追寻就无法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中，“失志而赋作”实际上是志不能付诸赋诗的行动转而诉求于文本表达的一种妥协，显然妥协的只是表达方式而非意义内容，因此，贤人失志而赋作就在这个意义上与赋《诗》言志的行为联系了起来，贤人作赋是赋《诗》言志而不能的无奈选择。因此，赋的产生从形式讲是志之表达方式的改变；而从内容上讲，贤人所关注的内容仍然是赋《诗》主体公卿大夫们称《诗》以谕的“志”；从创作手法上讲，承袭的是赋《诗》行为中的表达技巧而非《诗》文本的创作经验。因此，从赋《诗》言志行为中发展而来的赋就继承了春秋卿大夫交接邻国时，通过辞令以实现言说目的的创作精神，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模式正是这种意图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的艰难表达。司马迁、司马相如、枚皋、扬雄等人对赋作政治讽喻意义的强调与刘向的这一观点构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西汉士人对赋“义”认识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与班固赋论迥然不同的赋学风貌。

文章来源于《文艺评论》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