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赋之渊源的论争与调和-文学论文

　　到了左思这里赋与《诗》之六义之“赋”就完全联系起来了。《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左思直接将赋看作是《诗》，是为观土风而采的直接对象。他推崇的是“绿竹猗猗”与卫地淇奥的真实对应，这种真实的对应是先王观风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诗》与现实的对应也是其意义生成的价值所在，作为《诗》之流的赋，也理应承担起这种神圣的责任，然而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西京》等赋则是：“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啾《序》文中可以看出左思对汉赋过分夸饰的不满，不满的原因是夸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内容的实指而偏向于单纯地炫才，特别是在张衡以后，夸饰的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赋的接受，“《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为了给大赋的创作寻求新的出路，左思的思考是赋应当像《诗》一样征实：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因此，左思在为赋的征实寻找理论依据时，采风以观的《诗》就进入到了他的理论视野，根据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他对赋之起源的描述就遥继了班固的说法，将赋之最初的生成环境由赋《诗》言志说成了作《诗》言志，因此，在赋《诗》言志特征下的赋的讽谏特性，也在作《诗》言志的赋之渊源的理论话语范畴中黯然消退，赋的特点也由讽谏转而为征实，这就是左思对这一理论改造的结果。

　　左思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创作的《三都赋》在最初并没有受到时人的认可，真正致使出现洛阳纸贵局面的是皇甫谧：“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皇甫谧之所以对左思褒奖有加是因为两人的赋学思想一致，甚至，在赋体同于《诗》六义之赋这个问题上，皇甫谧比左思表达的更为彻底，他在解释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时认为：“诗人之作，杂有赋体。”这就从根本上把《诗》写作的技法之赋改成了文体之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认为《诗》的“礼仪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这实际上也是对“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另一种探究式解释，也就是将《诗》六义之赋的文辞通过壮大扩张而构成一种独立文体的文本形态。以上诸种解释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折衷的表达。

　　刘勰论赋之起源实际上综合了刘向和班固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在综合之中，可以看出刘勰实际上倾向于赋源于赋《诗》言志的行为，而非直接从《诗》六义之赋上发展而来。

　　诗有六义，其二日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他既承认了赋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也谈到了赋《诗》言志的行为，又试图综合这种两种说法：“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范文澜注云：“《诗》、《序》同义，谓赋与比兴并列于六义；传说异体，谓《周语》以赋与诗箴谏，《毛传》以赋与誓说诔别称，有似乎自成一体也。然要其归，皆赋诗陈事，非有大殊异，故曰实相枝干。”从这种带着调和意味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刘勰已充分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赋之渊源的内在矛盾，他希望调和两者。但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和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刘向从卿大夫交接邻国赋《诗》言志直接过度到贤人失志而赋作，这中间从行为到文本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赋作”的意思是将赋《诗》言志的行为用文字描述出来，还是抛弃对《诗》句的依赖重新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志?这个问题刘向并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刘勰补充了郑庄、士为之赋，这对揭示赋之起源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左》隐元年《传》：“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波洩。’”《正义》：“赋诗谓自作诗也。中融外洩，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略而言之。”又《僖》五年《传》：“士为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注：“士为自作诗也。”

　　其中，赋诗言志的行为还在，但所赋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对《诗》句的依赖，刘勰所谓“阋自己作”准确地把握了从赋《诗》言志的行为到赋文本转变的关键环节，也在刘向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赋之发生主要是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过程，而非是作《诗》之技法的赋的延伸。

　　如果刘勰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的话，那么赋之渊源的争论本可就此结束，但是刘勰对汉魏流行的赋源于《诗》六义之赋观点的妥协，使得这个问题陷入到更深的迷障之中，后之论赋的起源再也没有心力去辨析，这桩学术公案也因此一直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

文章来源于《文艺评论》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