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文学论文

　　一、苏北佬,又一个“摩菲斯特”

　　和从小生长在“汉口河南棚子”的七哥一样,来自于苏北乡下的田水生也出身于社会底层,这对一穷二白的大学同窗称得上是难兄难弟。七哥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成为团省委的干部,靠的是做了高官的东床快婿,而田水生能够上位,靠的不是裙带关系,而是文笔和心计。文采飞扬的苏北佬通过写新闻报道吹捧公社书记从而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并在入学之前入了党,顺理成章地一入学就当上了班上党支部的宣传委员。除了深谙溜须拍马之道,苏北佬还很会演戏作秀。通过炮制出他作为才貌双全的天之骄子,却对追求他的高干千金们无动于衷,反而是对濒临死亡的女清洁工生死相随的感人事迹,田水生迅速窜红,晋身为道德楷模。再后来,当被七哥识破了庐山真面目,他甚至扮演起《浮士德》中“摩菲斯特”的角色,通过对七哥进行“忆苦思甜”“痛诉血泪史”式的诱导,将我本善良的七哥毒害成又一个“拉斯蒂涅”。日后七哥能为了权力和地位,毫不犹豫地抛弃美丽的未婚妻,转而热烈追求青春不再并早已丧失生育能力的高干千金,固然和他惨痛的童年经验密切相关,但苏北佬当日的“金玉良言”也是不可忽视的催化剂。尽管苏北佬在小说中出场并不多,但却对七哥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要把寡情薄幸、野心勃勃的七哥绑赴道德法庭,那么苏北佬这个教唆犯更应被审判。

　　二、苏北佬,被妖魔化的替罪羔羊

　　不过苏北佬的粉墨登场,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使七哥的“大彻大悟”更显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如果把苏北佬仅仅理解为诱人入歧途的“摩菲斯特”,将大大降低人物的认识价值和偏离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分析苏北佬的姓名(绰号)和籍贯,会发现其中另有乾坤。

　　虽然七哥才是男一号,但直到曲终人散,读者依然不知其究竟姓甚名谁;相反,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苏北佬却是个有名有姓的主,大号“田水生”。不仅有名有姓,而且“田水生”这个名字还相当文雅、秀气,非常符合人物农家子弟的家庭出身,能指与所指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不难看出,设计“田水生”这个名字,作者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不过,作者一方面精心设计出如此文雅、贴切的名字,另一方面在指称田水生时却并没有使用,而是自始至终称其为“苏北佬”——用其籍贯“苏北”这种最简单、最平常的方式来标记、来命名,而且还要加一个“佬”字。众所周知,不管是哪里的风俗习惯,只要在后面加上个“佬”字,都是对他人的蔑称。既然如此,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舍弃文雅贴切、精心设计的“田水生”,而采用平淡无奇甚至还带几分粗鄙色彩的“苏北佬”?

　　由“苏北佬”这个绰号自然而然引出了田水生的籍贯——苏北。“苏北佬”“苏北佬”“苏北佬”……小说对田水生籍贯的反复再现,让读者在记住其种种丑态的同时,更记住了“苏北”这个他成长的地方。但问题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狼子野心的田水生为何偏偏会是苏北人?既然七哥和田水生相逢在北京,为什么不把田水生干脆就设计成北京人?或是河北人、湖北人、陕北人、东北人、西北人……为什么非要是苏北不可?难道仅仅是巧合?

　　这两个问题都有同一个关键词——苏北。显而易见,如果能对苏北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不仅问题能迎刃而解,而且对苏北佬的人物形象乃至对方方的叙述态度也会有更深层的认识。

　　何谓苏北及苏北人历来众说纷纭。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蔡亮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近代闸北的苏北人(1900-1949)》中指出:“提及苏北(或江北),历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而言,苏北包括江苏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北至丰县、沛县、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与鲁、豫、皖接壤,南达南通及崇明岛,包括南通、崇明、仪征、泰县、泗阳、东海、丰县、宿迁、六合、海门、泰兴、高邮、东台、涟水、灌云、沛县、钢山、江浦、启东、靖江、宝应、淮安、盐城、赣榆、萧县、睢宁、如皋、江都、兴化、淮阴、阜宁、沭阳、砀山、沛县在内的34县。狭义上而言,则指的是江苏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及北岸周边的地带,泛指今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宿迁南部一带。本文的研究视点是广义上的苏北。”②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很明显,蔡亮实际上认为苏北在地理方位上或者说在行政区域上是有明确所指的,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而已。而美籍学者韩起澜的观点与蔡亮有所不同,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对苏北及苏北人是这样认识的:“苏北并不是一种有着明确划界的行政建构。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县,它是一个不存在始终如一定义的地区,很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③ “苏北人这个概念由于源于移民格局,因而实际先于有地名曰苏北之信念而存在。苏北人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一旦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以界定他们的原籍。如果说苏北被界定为一个地方主要是为描述移民人口,那么,地域只是含糊地界定,在某些方面对定义满不在乎,用一连串往往是矛盾的标准来界定苏北,或者,苏北甚至可以包括安徽或山东的一些地区,这一切就不足为怪了。”④ 韩起澜对苏北及苏北人的界定是一种文化上的宽泛界定而不是地图上一一对应的实指,这和他发现苏北和方言使用区以及地域文化圈三者并不能重合有关——“然而,地理不是用来界定苏北的唯一标准,语言同样重要,也同样难以捉摸”⑤,“除了地理和语言以外,文化是经常被用来界定苏北的第三个标准,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了江南/苏北分野的模糊性以及江苏北部的多样性”。蔡亮和韩起澜两人的视角有所不同,笔者更愿意把两人的观点结合起来。套用修辞学上的术语,笔者将蔡亮的“地理苏北”理解为苏北的本义,而把韩起澜眼中的“文化苏北”理解成苏北的引申义。而在上海民众心目中,“苏北人”一般泛指来自长江以北,特别是因为逃荒、“跑反”而来到上海及江南地区讨生活的社会底层人士,尤以江苏北部的人士为主。

　　身无分文的经济状况、低三下四的职业身份、拗口难懂的江北方音等因素使他们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中常被贬斥为“苏北佬”“江北佬”乃至是“江北猪猡”。苏北人意味着贫穷、愚蠢、野蛮,而他们所聚居的闸北地区,由于遍布“江北棚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视为贫困、落后、罪恶、令人望而却步的“赤膊区”“下只角”,甚至在文化心理上也不被认同、接纳为“上海”的一部分,这在王安忆的小说《鸠雀一战》及《富萍》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上海,“苏北佬”或“江北佬”就如“巴子”(乡巴佬)、“阿乡”一样,成为负面形象的标签和骂人时的常用语,无论对方籍贯是否是苏北地区。有谁一旦被这样称呼,就仿佛头上被刺上了金印、被烙上了红字,沦为被打入另册的贱民。这种赤裸裸的地域歧视现象在解放后虽有较大的改善,但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已彻底绝迹。

　　回到《风景》本身,这个“从苏北一个乡下来的”⑦ 田水生,不仅在籍贯上是个货真价实的苏北人,而且论家庭出身还不是“干部”或是苏北人中的“城里人”,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说舍弃“田水生”的指称方式而借“苏北佬”这个绰号对“苏北”反复强调,对苏北“乡下”进行突出,在一开始就令读者对田水生产生不良印象。可以说,从一开始田水生身上就背负着原罪——作为苏北人而且还是底层苏北人的原罪。这样原罪式的人物出身设计无疑就为后来把田水生塑造成处心积虑的政治小爬虫和诲淫诲盗的“摩菲斯特”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他的行径是多么卑劣,在“苏北佬”这一文化基因或者说地域歧视的思维定势作用下,全部是可以理解,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他田水生本身就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苏北佬”嘛!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脸谱化、符号化和妖魔化,不把田水生这个苏北佬写得像一个苏北佬,也许还不符合某些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小说创作的成规。在《风景》里,尽管整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不是上海,而是武汉和北京,“苏北佬”的出场也是在北京,但“苏北佬”作为反面人物的特点依然是如此鲜明,这只能说明苏北人已沦为超出地域界限的负面文化符号,或者说已成为文化意义上通用的替罪羔羊。把英俊潇洒的北大才子不可思议地刻画成一个无耻之徒,与其说方方是出于个人偏见有意妖魔化苏北人,不如说是对不公平的社会歧视现象的真实再现。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