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之人物对话赏析之二-文学论文
作者:中州期刊-小君来源:原创日期:2011-11-12人气:1954
这段对话再一次表现出兰芝是个会说话的人。她旧事重提,说过去就有的担心,又说到如今的无奈,最后一句“君还何所望”,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你了。试想,假如焦态度淡漠默认了这个现实,一走了之,那么此时兰芝纵然满心羞愧,但她不会赴清池而死。可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个老实巴交的焦仲卿听了兰芝的话,立即以“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反唇相讥。这样的话像利刃般扎在兰芝的胸口。作为一个小公务员,焦仲卿很平庸,但作为一个丈夫,焦堪称伟大。假如没有这一段人物语言,就会让兰芝去死,就等于让她去殉“从一而终”的情,就必然大大缩减诗的思想深度。
这番生离死别的对白,与前文有异同有呼应,使全诗结构丰满而匀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兰芝个性刚强的一面终于显现。“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一锤定音,一起殉情,这庄严毅然的话语,实际上也促使仲卿自己突破了“终老不复取”的底线,决定与兰芝一道采取更激进的方式,对家长制度以死抗争。作者的高明表现在并不事先指定事件的发展方向,而按照生活的逻辑,通过人物语言,一步步将情节推进,于是真压倒善,真摧毁美,最终成为悲剧。
此时,绝妙的人物语言还没有停止。诗歌在焦仲卿殉情之前,又写了其临终拜母一场,才最后完成对人物性格发展的终结:
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焦就是如此地偏执与倔强,他死也要把自杀计划告之母亲,而且还要母亲“勿复怨鬼神”,不要怨鬼神,那该怨谁呢?不言而喻,自己都“故作不良计”了,还请母亲保重身体,等于讲“愿母亲寿比南山,我要寻死去了!”一这话就像一把利刃扎在母亲的心上。这就是执拗的焦仲卿。
文学作品中,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被流放的覆辙,前车之鉴,屈原当然会倍加小心。屈原这样做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为国做长远之计,与其被放外地远离政治中心,不如退而待放郢郊静观其变,待到国有突变时,可以速图良策,二十九年屈原于楚危难之时使齐求和就是最好的证明。
诚如前文所言,汉王逸《楚辞章句》就已经用“待放”解释屈子的生平,但他没有用此礼解说《卜居》。后来清王夫之最先认为《卜居》作于屈原“待放”之时,《楚辞通释》注“三年不得复见”云:“大夫不用,自次郊以待命,君不赐环,谓之曰放。”今人黄震云先生也有论述,我们不妨略作分析。黄先生未对《卜居》的写作背景做过专门论述,但从他的楚辞学著作中还是可以窥见他的观点:“‘王怒而疏’,疏也就是所谓自疏,也就是待放”⑦,“屈原第一次被放就是待放”,“时间在怀王十五年",《卜居》作于怀王十八年,屈原“待放”郢郊整三年,“三年后,怀王赐块于他,以示义断”⑨,对他处以流放〔详请参考所引之论文、著作:)。黄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多有发挥,第一次提出了《卜居》作于郢郊的观点;但其整个观点却存在明显的问题。检《史记丨屈传》,“王怒而疏屈平”之“疏”实乃“被疏”意,断非“自疏”或“待放”;故屈原之“待放”不在怀王十五年,《卜居》也非作于怀王十八年。其次,“被放”和“待放”不能混为一谈。再次,怀王不会赐块与屈原,更不可能赐块后再对其处以流放。这些错误前文均已有辨。
简言之,屈原初放于怀王十六年。怀王二十四五年楚弃齐亲秦,屈原数谏怀王反对此举失败。屈原见忠言不入,遂依古礼待放郢郊。三年之后即怀王二十七
是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镜子,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本诗的人物语言多姿多彩,精雕细刻,准确地反映了各色人物的不同性格、经历、文化修养、身份地位以及气质等,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难怪沈德潜《古诗源》评价此诗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可谓传神写照,俱在对话之中。
这番生离死别的对白,与前文有异同有呼应,使全诗结构丰满而匀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兰芝个性刚强的一面终于显现。“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一锤定音,一起殉情,这庄严毅然的话语,实际上也促使仲卿自己突破了“终老不复取”的底线,决定与兰芝一道采取更激进的方式,对家长制度以死抗争。作者的高明表现在并不事先指定事件的发展方向,而按照生活的逻辑,通过人物语言,一步步将情节推进,于是真压倒善,真摧毁美,最终成为悲剧。
此时,绝妙的人物语言还没有停止。诗歌在焦仲卿殉情之前,又写了其临终拜母一场,才最后完成对人物性格发展的终结:
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焦就是如此地偏执与倔强,他死也要把自杀计划告之母亲,而且还要母亲“勿复怨鬼神”,不要怨鬼神,那该怨谁呢?不言而喻,自己都“故作不良计”了,还请母亲保重身体,等于讲“愿母亲寿比南山,我要寻死去了!”一这话就像一把利刃扎在母亲的心上。这就是执拗的焦仲卿。
文学作品中,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被流放的覆辙,前车之鉴,屈原当然会倍加小心。屈原这样做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为国做长远之计,与其被放外地远离政治中心,不如退而待放郢郊静观其变,待到国有突变时,可以速图良策,二十九年屈原于楚危难之时使齐求和就是最好的证明。
诚如前文所言,汉王逸《楚辞章句》就已经用“待放”解释屈子的生平,但他没有用此礼解说《卜居》。后来清王夫之最先认为《卜居》作于屈原“待放”之时,《楚辞通释》注“三年不得复见”云:“大夫不用,自次郊以待命,君不赐环,谓之曰放。”今人黄震云先生也有论述,我们不妨略作分析。黄先生未对《卜居》的写作背景做过专门论述,但从他的楚辞学著作中还是可以窥见他的观点:“‘王怒而疏’,疏也就是所谓自疏,也就是待放”⑦,“屈原第一次被放就是待放”,“时间在怀王十五年",《卜居》作于怀王十八年,屈原“待放”郢郊整三年,“三年后,怀王赐块于他,以示义断”⑨,对他处以流放〔详请参考所引之论文、著作:)。黄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多有发挥,第一次提出了《卜居》作于郢郊的观点;但其整个观点却存在明显的问题。检《史记丨屈传》,“王怒而疏屈平”之“疏”实乃“被疏”意,断非“自疏”或“待放”;故屈原之“待放”不在怀王十五年,《卜居》也非作于怀王十八年。其次,“被放”和“待放”不能混为一谈。再次,怀王不会赐块与屈原,更不可能赐块后再对其处以流放。这些错误前文均已有辨。
简言之,屈原初放于怀王十六年。怀王二十四五年楚弃齐亲秦,屈原数谏怀王反对此举失败。屈原见忠言不入,遂依古礼待放郢郊。三年之后即怀王二十七
是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镜子,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本诗的人物语言多姿多彩,精雕细刻,准确地反映了各色人物的不同性格、经历、文化修养、身份地位以及气质等,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难怪沈德潜《古诗源》评价此诗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可谓传神写照,俱在对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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