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两难困境——改革与战略

 （一）竞次发展困境
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或者正在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集群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主要为跨国公司提供OEM代工，注重合同生产，缺乏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要素成本及税收优惠，趋同定位和同质化竞争问题尤为突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存在着被更低成本的地方产业集群所替代而引发衰退的风险，同时也暴露出地方产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Gereffi（1999）在研究东亚服装集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动扶梯理论”。他认为，融入GVC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登上能力增长自动扶梯的必要环节，它将帮助集群自动获得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机制。
实际上，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在GVC中的升级是一种受治理的升级，不仅没有登上能力增长的自动扶梯，反而时刻演绎着升级与反升级的较量。原因在于，GVC存在着一种战略隔绝机制，使得依托跨国公司战略空间集聚效应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地方根植性和地方产业关联被弱化（王益民等，2007）。考虑到国际技术外溢有限性，对外部网络的过度依赖意味着放弃了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主动权：若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容易与主导企业产生利益冲突而被遏制；若实施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则存在自身实力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若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陷入竞次（Race to the BoRom）发展困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的竞次行为是全方位的，原本创新、进步的竞争过程，却不断演变为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袁剑，2005）。中国在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对廉价劳动力的耗费、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不断冲击着生态文明的底线，从而引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悲惨增长”。
（二）技术创新困境
Porter（1998）指出，集群自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问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就有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者内部的僵化而失去竞争力。我国传统产业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源自出口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技术中断、政策干预、信贷紧缩等方面，外部威胁会诱发集群衰退，但真正决定命运的仍是集群内部的自稳性风险：地理上的临近一方面会降低交易成本与生产费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集群自我封闭；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会产生集群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集群内部的协调风险；示范效应与学习效应一方面有利于集群知识积累和技术扩散，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群体思维和战略趋同现象；协同溢出效应一方面使集群内企业享受到外部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企业的创新惰性。
熊彼特（1912）的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提升绩效、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Romer，1986；Lucas，1988）。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面对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企业往往会选择低成本、低难度、低风险、更具功利性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产品结构、产品外观设计、包装、款式、规格、辅助功能等方面。这些创新都属于知识外显型创新，实施模仿与渐进性创新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加上外在力量难以对模仿活动进行有效制裁，无法有效遏制“自己偷，也让别人偷”（rip offandlet rip off）之类的机会主义，无法保证创新者的“先驱者利润”，反而会形成内生模仿的微观机制，使集群最终陷入低技术锁定、低水平创新的困境。一旦陷入这种困境，要脱身出来就会变得十分闲难。因为突破锁定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系统实施组织变革与调整，改变原有的市场秩序与制度安排，这必然会带来高昂的路径转换成本，甚至会造成比技术创新更高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若维持现状、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面临竞次发展与悲惨增长；若要突破趋同定位、低技术锁定，则必须支付高昂的组织变革成本与路径转换成本，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发展困境。